李春茂不知祁三益已向共产党投诚，反而担心此人把自己重新拉入军统网络，于是向医院领导提出回老家探亲。军队系统已经掌握李春茂的特务关系，也担心他离开边区后脱离视线。于是，在1942年2月20日将其叫到总政锄奸部。李春茂哪里知道自己面对的人就是延安的侦察专家钱益民，还嘴硬地闹着要请假回家。这时，锄奸部副部长欧阳毅突然喊出“李昌盛”这个名字，李春茂登时垮了——这可是自己在汉训班的化名啊！
李春茂不得不交待自己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李春茂没有想到，锄奸部并未严惩自己，欧阳毅部长还请李春茂到家中吃饭。晚上，又安排李春茂同锄奸部干部彭由同窑洞居住。
李春茂在锄奸部接连写了三天材料，详细交待汉中特训班的情况，列出自己联络的潜伏特务名单。这晚，锄奸部科长钱益民带着边保的布鲁来看李春茂，布鲁还热情对李春茂喊小弟弟！李春茂感动地表示，愿意弃暗投明，配合组织深挖其他潜伏特务。锄奸部将李春茂安排在军委卫生部秘书室工作，继续配合边保破案。
总联络员赵秀还没有露
面，布鲁和李启明非常着急，
抓不到这个大鱼，就不能收网
程慕颐派到延安的三个联络员，祁三益和李春茂两个已经投诚反正，还剩一个杨超。此人思想反动，保安处决定暂时不予突击，而是利用他的关系，继续发现其他潜伏特务。祁三益向杨超建议，在杨超的锅贴店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杨超也狡猾，声称事关重大，要亲自回西安请示。祁三益经过边保同意，允许他返回西安，没想到，此人一去不复返。
三个联络员，争取了两个，跑了一个，只剩总联络员赵秀还没有露面。布鲁和李启明非常着急，抓不到这个大鱼，就不能收网。
1942年“五一”劳动节，延安各界在南关大操场举行庆祝大会。参加大会服务的李春茂突然看到赵秀！这赵秀身穿蓝色毛呢制服，手提文明棍，随同一批国民党驻延安机关的人员步入会场。李春茂立即将消息报告也在会场活动的布鲁和李启明，布鲁当即布置李春茂设法接近赵秀，了解确切情况。李春茂凑过去，用暗语向赵秀打招呼。两人相继离开会场，凑到树阴下交谈。李春茂主动向赵秀汇报自己在延安的工作情况，赵秀听了十分满意，又说自己从西安先到榆林，通过邓宝珊的关系，在延安谋得“防空监视哨”哨长职务，现名赵子宣，住在国民党的通讯局，可以自由进出延安，要李春茂随时去联系工作。
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派往延安的所有联络员都落入边保网中，而且还成功争取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三八反正。边保又决心争取这个总联络员。
如何攻下这个最后的堡垒，又防止事情败露？布鲁精心设计，划出一条曲折的途径。
先是秘密逮捕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将三人关押在保部处。此前，这三人虽然都已反正，但互相并不知情，都以为别人还在为军统工作。突然被捕造成假象，似乎大家都面临选择。
首先，布置王星文去说服李春茂自首，李春茂同意后，再以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祁三益自首。这次说服没有成功，人家祁三益还是军统的坚定分子昵！
第三步，又派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赵秀自首，赵秀拒绝，就将其带到保安处，由布鲁、李启明审讯突击。政策攻心之下，赵秀承认自己的总联络员身份，供出一些潜伏特务，表示愿意洗心革面，为共产党工作。
此后，再由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祁三益，而这时祁三益才表示同意。
这个顺序恰恰是反的，原本是祁三益最先自首，而后依次是王星文、李春茂、赵秀，现在反过来做，是为了掩护最为可靠的祁三益。万一王星文、李春茂、赵秀等人动摇，祁三益的副组长形象还可保留，继续诱使西北特侦站上钩。
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所有骨干，都掌握在边保手中。而西安的程慕颐还毫不知情，不时送来情报经费。
重用联络员，并不能识别所有的潜伏特务。
中社部派出的叶运高、王，在审讯中发现，李春茂碰到过一个姓“胡”的人，说是带着一个组潜伏在某处。布鲁通过祁三益向赵秀试探，赵秀却说：“工作不同，你们不要管。”
大家分析认为，此案除了祁三益的线索，可能还有别的线由程益直接掌握。这个姓“胡”的如此神秘，很可能潜伏在机要部门。鉴于姓“胡’’的是学生出身，混入延安很可能通过考学，于是，调查工作就从学校入手。
延安的学校挺多，有抗大、陕公、女大、青训班、行政学院等，布鲁把王分到抗大和行政学院。行政学院没有查出结果，王又把重点转到抗大。抗大搬到绥德以后改称军事学院，档案管理比较乱，王只得到队列科查找学员名册。名单中有个姓“胡”的“胡耀南”，登时唤起王的记忆——抗大的同班同学！
王从晋察冀边区调到延安，在抗大二大队九队学习，同学之中有胡耀南、杨效卫、夏秉堑三人是一起来的。王当时是不过组织生活的秘密党员，担任保卫队长，下面还领导着几个网员。当时，胡耀南三人老实吃苦，从不讲怪话，还抢着干活，给王留下的印象不错。现在想起来，这三个的积极就显得虚假。王又查毕业分配去向，可是找不到这三人。抗大的队干部调动频繁，学员档案不全。王又找到总政组织部，还是找不到。王绞尽脑汁，想到从其他同学查询。抗大时有个网员羊玉，和胡耀南在一个组，相当接近，也许能知道胡耀南去向？好不容易在军法处找到羊玉，可是羊玉也不知胡耀南的下落！王又要羊玉寻找胡耀南的甘肃同乡，终于打听到：胡耀南在军委二局工作，已经当了支部书记，就在安塞的无线电台！
一案捕获这么多特务，堪称延安锄奸工作的巨大战果。毛泽东亲自表扬此案的侦破
军委二局是中共中央军委的情报部门，居然被军统特务打入！
此案被中社部列为重大专案。布鲁立即布置监控，很快发现胡耀南、杨效卫、夏秉塑三人都在二局潜伏，不久，又截获胡耀南用米汤密写的汇报信件。
对于这个打入中共核心情报部门的小组，程慕颐十分重视，由本人单线直接联系，不交延安组赵秀与祁三益。这个小组化名“南卫堑”，已经通过密写向西安发出10次情报，其中包括延安的社会情况、抗大的组织教学情况，还有二局的组织结构与任务。
这是汉训班特务中潜伏最深，也最为危险的一个小组，中社部立即下令逮捕。经过教育，胡士渊（胡思瑗、胡耀南、胡有连）、杨效卫（杨子才）、夏秉垫（夏珍卿）三人交待得比较老实，中社部又特意将其送到西北公学培训，准备使用到情报工作之中。
侦破此案的王，从此留在中社部工作，后任西北公学班主任、中社部干部科长，建国后任中央调查部干部局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国家安全部副部长。
各地的侦察表明，汉训班的特务已经大批打入边区，虽然尚未全部沟通联络，但是，这些分散活动的特务已经向军统发回不少密写情报：而且，其中多人受过暗杀、放毒、爆破等破坏训练，随时可能发起行动；这个国民党特务组织，已经对边区安全形成巨大威胁！
1942年5月间，边保已经基本掌握“戴案”特务在边区的潜伏情况：
胡士渊小组打入军委二局；
王治和进入联防司令部；
冯善述、朱浪舟在陕西省委；
郭力群、李峰璧进入边保；
石进中、宫兆丰在绥德专署；
陈明在陇东专署……
军统特务居然打进延安的诸多要害部门！
中社部与保安处决定实施逮捕。
5月，逮捕范金钟、杨志常、陶华、郭继武、刘嘉陵、刘一青（刘志平）、张秉均（张志刚）、李春茂（李昌盛、李军）、王星文（王继武）等人。通过审讯，又发现绥德的王自洁。
6月，绥德逮捕王自洁，审讯说服后，王自洁又供出武亚民、王焕章、韩子奇等人。
7月，关中将过去冯平舟供出的朱浪舟、金光逮捕。
9月，驻扎陇东的385旅锄奸科逮捕任文化教员的赵秉廉、马鸣（马汝英）。
10月，中社部逮捕安塞电台的胡士渊、杨子才、夏珍卿三人，胡士渊又供出打入延安大学的来朋（来东园），边保随即将来朋逮捕。
安塞工厂发现苟振生，宜川小学发现王锦堂，还有王恕、杨荫唐等人。
至1942年底，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待1名，经过侦察发现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7件。
一案捕获这么多特务，堪称延安锄奸工作的巨大战果。毛泽东亲自表扬此案的侦破。听说布鲁的工作能力，毛泽东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
汉中特训班案件为何在1942年5月开始收网，当时的解释是“因时局紧张，为了防止军事情况下，这些分子在内部进行大的破坏”。
年底，汉训班在边区的特务大多被捕，案件进行初步总结。
侦破汉训班案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42年大批捕获特务，只是破案的一个主要标志；此后，各地在整风审干之中，还陆续发现新的特务，有的延伸到解放战争，有的甚至潜藏到建国以后。
陇东始终是斗争的焦点地区。
安塞兵工厂逮捕苟振生时，同案的安永善逃回西安，不久又到陇东的马岭活动，1942年4月被曲子县保安科逮捕。薛守业从汉训班毕业后，回老家合水县潜伏，先后密报情报8次，1943年整风中被陇东保安分处查获。河南人张益昌于1943年潜入庆阳，与吴南山联络后被捕。
中共情报、保卫机关查获的军统西北特侦站特务的数字，多年来未能完全查准。开始是32名，后来又抓了不少，一说47名，一说55名。这是因为，此案之中，曾受汉中特训班训练的有47名，另外还有浙江特训班5名，未受训练2名，训练地不明的1名，如果全算上，则共有55名之多。汉训班特务不止打入陕甘宁边区，还渗入其他根据地，延安结案后曾由王列表将此案通报各地，但也不能做到统计完全。
由于此案的侦破，国民党军统的秘密特务训练显露真相。设在四川重庆的“渝训班”是戴笠直接掌握的大本营，着重训练校级以上的高级特务，毕业生一般担任各地的站长、副站长、组长、副组长。设在甘肃兰州的“兰训班’’着重训练尉级军官，毕业生充实各特务组织的骨干队伍。设在贵州息烽的“息训班”着重训练军统内部的警卫人员。最为特殊的就是“汉训班’’，着重训练打入共产党根据地的间谍，圈内人称“死间训练班”！
国民党军统的“死间”大量打入边区，不能不引起保卫系统的高度警惕。延安审干中，越来越强调反特锄奸任务。而一些军统特务主动被动的投诚，又使得中共更加强调运用坦白政策。
进入延安宴会厅的责客们很拘谨，原来他们个个都是前国民党军统特务！
1942年6月10日，延安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宴会。北门外的文化沟相对僻静，这里的青年食堂今天被全部包下不准外客进入。什么人做东如此气派？
走进宴会厅的人物，原来是边保的布鲁、王凡、李启明，陪客也很威风，总政锄奸部的钱益民、张明、彭由。主人方面都是延安的情报、保卫大员，贵客是谁？
进入宴会厅的客人个个拘谨，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赵秀、张秉钧，个个都是前国民党军统特务！
布鲁举杯，庆贺五人参加革命！
由于这五人在案件的侦破中起到重要作用，边保决定吸收他们参加边保的外勤工作。
第二天，延安卫戍副司令、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亲自接见这五人。
这规格，超过以往所有保安处吸收新人的仪式。
尚在陇东的吴南山，一直秘密为边保工作。
捕获祁三益之后，陇东保安分处依然对军统隐瞒吴南山的真实身份。赵苍璧布置吴南山给程慕颐写信，‘声称自己具有县教育科长的合法身份，建议今后派往边区的人员先通过自己，以便掩护和安排。
吴南山继续受到国特机关信任。汉训班五期的禹济川主动报告：西北特侦站派教官朱国才潜入边区领导潜伏特务。陇东的安永善、安永录兄弟参加汉训班回来，先找吴南山联络，还告知具体任务。西峰镇党务通讯处的中统特务骆洪烈是吴南山的同学，来边区活动也向吴南山暴露身份。中统特务邓应贤、邓应德潜入边区，也来找吴南山帮忙，这些特务当然都落入边保的秘密监控。
吴南山还协助领导争取其他特务反正。汉训班毕业的张益昌潜入庆阳与吴南山联络，还被陇东保安分处突击反用。庆阳一完小的教师王文翰对吴南山说：“平凉中学的教导主任捎信来，说是有免费学校可上。”吴南山想到又是军统的特训班，立即向陇东保安分处汇报。外勤组长陈世琦当面向王文翰交待，布置他打入敌特机关。王文翰离开边区，果真去了军统的兰训班，1943年返回边区正好碰上整风，在家待了一夜就匆匆离去。赵苍璧得知，立即派涂占奎去寻找，但没有找到。解放后，此人还是将兰训班的情况向兰州市公安局作了交待。
吴南山在庆阳，曾任教育，科长、剧团团长、完小校长等公开职务，秘密职务却始终是陇东保安分处的庆阳外勤组组长。
多年之后，吴南山回顾这段历史，还认为：“用党的政策感召和给出路的办法侦破案件是成功的。如对我的问题，就是由于党的政策的感召和给出路的办法，我才主动向党交代并走上革命道路的。”
吴南山到汉中特训班时得到的第一印象，就是国民党不相信青年，使自己失去了自由；而共产党领导给予的第一印象却截然相反，吴南山第一次交待问题，马文瑞就当面肯定他是受骗的！
就在与吴南山谈话之前，马文瑞在陕北肃反时曾经受冤被捕。被自己当年几乎因为冤案而被枪毙，马文瑞怎能有勇气接纳吴南山这个军统投诚分子？
汉训班一案在延安捕获32名军统特务，除王焕章一人外，边保对所有的人都进行了反用，而且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其中有杨成章、李峰璧、张志刚、张志俊、王焕章、赵秀等6入主动逃跑，后来在战争期间又有若干背叛者。但是，还有不少人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始终忠于共产党。建国后，这些人在各个岗位包括公安部门担任重要职务，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挨了整，但后来都得到平反，晚年同其他没有历史问题的干部一样享受离职休养待遇，没有受到歧视。
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赵秀、张秉钧等人，都被吸收为边保的外勤干部，继续与军统联系。
可是秘密难保。
李峰璧被捕供出杨成章，王自洁被捕供出王焕章，但是，杨成章、王焕章、张志俊这三人都在逮捕前闻讯逃走。不久，派往关中工作的李峰璧也乘机逃亡。此前还有借口去西安汇报的杨超也一去不归。已有五人失控，程慕颐完全可能已经知道延安组被侦破的消息！
边保并未因此放弃。
当初逮捕都是秘密进行，策反说服也绕了一个大弯子，逃跑的五人并不知道其他人投诚的实情。因此，程慕颐尽管有所察觉，却完全可能并不知道破坏的程度有多大！
边保将这些人分散开来，继续使用。
赵秀留在延安继续当防空监视哨的哨长，直接与洛川、西安联系。王星文、张志刚去绥德，给榆林写信接头。李春茂去富县，设法与洛川联系。祁三益继续在新市场完小教书，保持这个秘密联络点。吴南山留在陇东，继续诱敌上钩。
不久，西安来人，提出对祁三益的怀疑。这使边保想到，也许是李峰璧提供了祁三益被捕的消息。看来，必要时需要暴露祁三益，以保留其他人员。边保布置赵秀，向程慕颐写信，声称自己也对祁三益有所怀疑。可是，西安迟迟没有回信。．
1942年11月，张秉均（张志刚）又逃跑了。此人是天水人，毕业于汉训班第七期，被捕后佯装积极，被边保吸收派到绥德做外勤工作。张秉均曾经参加边保欢迎五人投诚的宴会，这下秘密不保！
布鲁还有主意，又布置赵秀写信汇报，说是有个特务在绥德自首。企图以此扰乱程慕颐心思，令其怀疑张秉均的逃跑是边保有意派出。果然，西北特侦站代理站长王之定听了两方消息，难辨真伪，将张秉均关押审查。
延安这里继续钓鱼。不久西安回信，调赵秀、祁三益两人回西安。
祁三益不肯走，铁了心留在延安，怎么还去西安？
赵秀想走边保不放。此人不像祁三益那样可靠，不能放虎归山。
调入回西安，也是王之定手段。见赵秀、祁三益两个组长迟迟不归，王之定就中断了与延安的联系。赵秀从此惶惶不安，自己的家属在国统区的徽县，会不会遭受报复？白天吃喝嫖赌，晚上偷偷哭泣。布鲁不放心，将其软禁一个星期，赵秀就更加消极，说什么“混一天算一天”。
张国焘叛逃军统，戴笠十分器重，但是最终被打入冷官。蒋介石的逻辑是：你能够背叛共产党，就能够再背叛我！
1943年春天，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的赵秀，被边保派到国统区榆林工作，乘机跑回西安。为了掩饰自己，赵秀向站长王之定声称，自己一到延安就被共产党的密探包围，幸亏有公开身份，共产党不敢破坏统一战线，没法抓人。赵秀把延安组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出：“祁三益、李春茂是打入汉训班的共产党，他俩到延安以后，军统派到延安的人就全完了！”赵秀证实了张秉均，王之定立即向重庆报告。
戴笠亲自审问赵秀，得知潜入延安的汉训班特务已被中共一网打尽！
汉中训练班的教材，处处称呼共产党为“奸党”，处处称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为“匪区”，这下可把国民党的反共内情暴露无遗。国民党如何解释自己的这种“合作”？
戴笠只得采取果断措施：撤销军统西安特侦站，撤销程慕颐站长、林继之副站长职务；撤销西北特侦站设在边区的延安组，同时撤销边区周围的榆林组、宜川组、平凉组、韩城组、府谷组、环县组；又连带撤销西北特侦站下属的有汉训班学员的宁夏组、洛阳组、郑州组、胶东组、安徽组、新疆组；凡是汉训班毕业的人员今后一律不得重用。
西北特侦站成功打入延安，本来是军统的辉煌战绩，现在一朝覆没，戴笠也得有所交待。
军统重庆特训班所在地“白公馆”举办了一次“延安死难烈士追悼会”，40多个烈士的英勇事迹感天动地。蒋介石亲自参观，指示戴笠：“可以将他们的照片也陈列出来。”
戴笠忙说：“报告委员长，他们都是无名英雄，照片只能给委员长看，此外谁也不能看。”
蒋介石满意地离去。戴笠回头就向全国发出通缉令：悬赏处理军统叛徒祁三益、李春茂！
“叛徒”的生存相当尴尬。
新的东家当然重视，背叛的老家却是恨之入骨；接下来，老家那边不断施展反间计，新家这边难免就有所怀疑；最后，往往落得两面不是人的下场。
国民党虽然善于利用共产党的叛徒，骨子里却始终保持对叛徒的警惕。顾顺章背叛中共，几乎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还丧失了自己全家的性命。就是这样，中统也不信任顾顺章，只给一些闲差。后来，还怀疑顾顺章另拉队伍，将其枪毙。张国焘叛逃军统，戴笠十分器重，委托主办“特种政治干部训练班”，后来没有多大成绩，也被打入冷宫。蒋介石的逻辑是：你能够背叛共产党，就能够再背叛我！
共产党现在也要接纳国民党的“叛徒”，并且“反用”。众所周知，共产党吃叛徒的亏更惨，共产党的政治道德对叛徒最为严厉，共产党明确规定：叛徒可以利用，但是不准重新入党。
“叛徒”如此，“特务”呢？
汉中特训班一案，涉案人员都是正牌军统特务！
怀疑其假投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没跑的人呢？心中也有包袱，共产党是否真的信任我？
被吸收加入边保工作的这几个人，心态还是与其他干部有所不同。表面看很老实，叫干什么干什么，可是有意见总藏在肚子里面。总说希望组织上信任，总是对领导的态度相当敏感，可是，组织上一旦照顾，又嫌把自己当客人。上街走路，看见身后有人，就怀疑是组织上派人盯梢。有的人汇报上写道：“昨天夜里梦见一只黑狗，若不是看在主人面上，就打它棒子！’’
边保尽管缺乏同军统打交道的经验，却能准确掌握党的政策，对于这些人的心态变化掌握很准。随着工作的深入，这些人的思想状态也越来越好。
这些特别党员，从事情报、保卫、统战、联络等秘密工作，常常能发挥普通党员难以发挥的特别作用
可是，到了政治运动期间，就发生异常情况。
整风必然审干，审干必然锄奸。按照这个逻辑，边区的政治空气逐步紧张起来。抢救运动期间，康生将汉训班作为典型案例，在延安大会点名。枣园坦白大会，胡士渊痛哭流涕地发言，交待自己小组在二局的特务活动，引起全场震动。
正在陇东的吴南山也被调到延安集训，外勤工作一时中断。延安的祁三益、李春茂，更被集中到保安处，说是上干部培训班，其实是监禁审查。
祁三益在保安处表现很好，大生产运动还当了劳动模范，1944年11月随边保工作团到陇东，以镇原县税务局副局长的职务为掩护，从事外勤工作。李春茂在整风中被调到行政学院学习，1944年7月被边保外勤组长欧阳天带到陇东，以西华池土产公司经理的身份，掩护外勤工作。
1945年秋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批准，由中社部罗青长、汪东兴介绍，发展国民党中统陕西调统室主任李茂堂入党。
这种党员称为“特别党员”，必须经由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批准，入党后不暴露身份，秘密为党工作。
中共的特别党员之中颇有些人物，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七君子之一的杨度是特别党员，国民党元老王昆仑是特别党员，著名记者范长江是特别党员，民盟骨干胡愈之是特别党员……这些特别党员，从事情报、保卫、统战、联络等秘密工作，常常能发挥普通党员难以发挥的特别作用。
李茂堂入党开创了“特务”入党的先例。194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外勤力量解决党籍问题的规定》。当时的外勤人员有四类：一是各阶层进步分子，二是脱党分子，三是特务分子，四是自首叛变分子。文件分别对各类分子的入党问题规定了不同的考核条件、考验时期、发展手续，最高级别的“特别党员”，要经西北局社会部介绍、西北局审核、中央批准。
1946年9月7日，西北局特批，由薛浩平、陈凯介绍吴南山入党。陇东地委特地为吴南山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月明监誓。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等人，也由西北局批准入党。
政治上的信任，就是最为锋利的快刀，“反用”之中的五大难题迎刃而解，反用人员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
被军统严令通缉的祁三益、李春茂始终在情报前线作战。
祁三益在镇原县税务局任副局长，暗中从事外勤工作。祁三益从西峰党务通讯处拉出一个郑子贤，得到不少重要情报。西峰党务通讯处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也想拉拢祁三益。镇原人马子元给祁三益捎来一份“委任状”，任命祁三益为一级专员。这可比祁三益现在的官儿大得多！祁三益毫不动心，立即向上级余凯汇报。
李春茂在富县工作很有成绩，军统派人暗杀未逞。
王星文一直在边区周围做情报工作，后来也到了陇东。
在五个被边保正式吸收为外勤人员的人中，只有赵秀、张秉均两人逃亡，其他三人都愈斗愈勇。赵秀逃回军统之后失去上级的信任；被调出军统，直到1948年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时才收回。赵秀、张秉均、杨超等人，建国后都被逮捕判刑。
最早主动交待的吴南山，始终留在陇东，隐蔽真实身份继续活动，与军统的联系三年没有断线。
吴南山在庆阳北街开办了一家文具店，一方面侦察是否有特务潜入，一方面设法与军统恢复联系。1944年下半年，吴南山的三弟结婚，堂妹夫翟相荣从西峰镇来送礼。吴南山托他给军统西峰组长李滋渊捎了一封密写信件，要求派人建立联系。
此前，戴笠已经得知延安组被破获，通过军统驻兰州的西北区，向陇东组组长王天爵下令，要求查明失去联络的李春茂、祁三益、吴南山等人的下落。王天爵与西峰镇组长商议，派贺铸再去侦探。
贺铸这次见到吴南山，言行就比过去谨慎。边保认为，军统显然对吴南山有所警惕，于是将贺铸密捕突击。从此，贺铸又利用为军统跑交通的机会，往来国统区与边区，秘密为陇东保安分处工作。
后来，贺铸在侦察国民党军队情报时被捕，供出吴南山已经为共产党工作。军统这才知道汉训班的覆没源于吴南山！军统本部命令西北区，将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等人“行动具报”。“行动”，在军统词汇中就是“暗杀”！
王天爵指令军统联络组长张明哲执行，张明哲派遣特务张丰玉潜入边区企图暗杀祁三益。可是，祁三益当初是这些小特务的教官，哪里让他们杀得到。． 暗杀本是军统特长，可是在共产党的边区就不灵光，边区实行专门机关和群众组织相结合的保卫方式，防范太严。王天爵苦心策划，又施一计。
贺铸又返回庆阳了，还带给陇东分处一封军统给吴南山的密信，信中表扬吴南山提供情报有功，“请示上峰准尉晋升上尉并予奖金”！
陇东保安分处处长赵苍璧信任吴南山，认为此信不过是军统的借刀杀人计。审讯贺铸时，赵苍璧特意叫吴南山旁听：“吴南山是我们的人，你不要捣鬼！”
贺铸这才交代自己供出吴南山的情况。
赵苍璧对吴南山说：“这是敌人的反间计，想借机收拾你。”为了保证吴南山的安全，赵苍璧还给了吴南山一把勃郎宁手枪。
共产党给自己手枪！吴南山内心感到党组织对自己的充分信任。
1947年初，战争爆发在即，为了教育群众，组织上决心公布汉训班真相。经赵苍璧布置，吴南山写了一篇《我的出路——一个曾被蒋特陷害的青年的自述>，发表在2月7日的《解放日报》。吴南山陈述自己受骗加入汉训班的情况，揭露国民党实行法西斯主义残害青年，揭露国民党在抗战中图谋反共。文章的最后，吴南山坦然宣布自己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号召其他受国民党陷害的青年：“只有同人民站在一起，才是青年人的真正出路！”
吴南山主动交待之前，关中的几个汉训班人员就向组织交代问题，并且互相检举。这几个人在1941年都被审查，后来又都投入工作。冯平波被反用，从西安带回程慕颐给赵秀的指示信件交给边保。朱浪舟、金光参加边保的外勤工作，建国后还在公安系统工作。
有一些人，虽然被边保反用，实际却在应付共产党，待到国民党军队进攻边区时，就立即反水
还有一些人，虽然被边保反用，实际却在应付共产党，待到国民党军队进攻边区时，就立即反水。
那个最早被吴南山在陇东专署发现的陈明（郑崇文），很早就被边保突击反用，1945年7月也调到陇东从事外勤工作，可是不久就叛逃敌方，还诱捕汉训班同学，致使马鸣（马汝英）被害。
曾任合水县剧团团长的刘志诚，被识破后曾经坦白，又留在团里工作。胡宗南进攻边区时，主动提供军事情报，导致解放军在西华池战斗中损失惨重。此人于1947年被逮捕处决。
曾被庆阳县保安科反用的曹钊，在国民党军队进占边区后当了马岭乡的乡长，带队杀害7个解放军战士，1951年被公审处决。
薛守业在国民党进占边区后担任镇长，血债累累，1951年被公审处决。
张益昌在战争中投敌，1947年11月被边保处决。
丑吉宜是西北特侦站的交通，传递情报20多次，1946年被游击队捕获枪毙。
刘宗汉在合水县以“塾师”身份活动，被合水县保安科发现反用，后被群众打死。
也有一些人，在斗争中心灰意冷，躲回老家当平民。
麻某被庆阳保安科反用，派到合水县西华池摆小摊做外勤，没有多大成绩。国民党军队来了又当保长，也没有什么罪恶。建国后未受处理，在家务农。
赵某被捕获后释放回家，建国后曾被管制三年，后来一直劳动。
安某被反用后回家，曾经加入国民党军队做军需上士，后来在西峰镇长盛德山的货铺管账，建国后未受处理。
那个潜伏最深的电台小组，很受中社部重视，培训后，三个成员都被派到陇东做外勤工作。战争一来，三人就走向不同方向。
胡士渊投向国民党军队，建国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得到减刑。
杨子才在二局混入中共，暴露后被开除党籍。后来又被反用，一直在甘肃工作，建国后又加入中共。
夏珍卿被派回原籍工作，又叛逃军统兰州站陇东组，建国后被判刑5年，刑满后回家劳动。
汉中班前身浙江班的一批人，打入边区最早，处理时期也最长。
周某、张某（女）、李某、吕某、陈某等人，从浙江特训班第四期毕业，于1939年一起潜入延安，抗大毕业后都分配到军队系统。李某、吕某在1943年整风中交代问题，建国后继续在军队系统工作。陈某在整风中做了试探性交待，而后又推翻，建国后任海军青岛基地训练处长，直到1955年才查实问题，被开除党籍。周某、张某（女）夫妇瞒过审干，长期潜伏在部队，1946年在东北公安处审查时才交待问题，建国后在地方工作。还有一个叶某，1938年6月就打入延安，后来分配到新四军，1939年12月被查明处决。
调查表明：有些人从此脱离特务组织，有的却可能只是 进入冬眠状态，一旦时机到来，会不会有人重操旧业？
此案的涉案人员达到55名之多，其中还没有包括主动交待的吴南山。侦破期间，无人被长期关押，绝大多数人曾被反用。
吴南山在解放战争期间一直任庆阳外勤组组长，1947年2月奉命公开身份。4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庆阳，誓言抓住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枪毙！文人吴南山又披上战袍任武工队指导员。
一次，敌军突然包围，掩蔽在窑洞里的人们都面临选择，或是跳下十几丈高的悬崖，或是被敌人逮捕。不少人犹豫了，吴南山却果断地裹上大衣跳崖！当场摔昏在沟里。吴南山半夜醒来又往回跑，鞋子跑掉了，脚上扎满了刺，实在跑不动，想起腰间还有个大烟棒子，边嚼边跑，一气跑了几十里路。跑到自己人这里，大家正在争吵，有的说吴南山投降了。有的说吴南山不会投降。见吴南山衣衫褴褛地回来，大家抱头痛哭。这时，吴南山一步也走不动了，还是警卫员脱下袜子挑刺。第二天听说，几个跑得慢的干部，被敌人割下头颅挂在树上。
一次，吴南山带着警卫去县政府汇报，半路遇到敌人袭击，两人躲在山沟的水洞里面。吴南山交待：“子弹给敌人，手榴弹留给咱两个。”天黑后两人出去查看，原来是马家军骑兵袭击县政府。战争期间，吴南山全家都上山打游击。父亲年老，母亲是小脚，儿子参加游击队，妻子病死在山里。
回忆这段惊险历程，李甫山说：当时，有的老干部被抓住都投降了，吴南山敢跳崖，说明他有决心。建国后，兰州市公安局局长李甫山，特地把吴南山要来任治安科长。后来，吴南山又任甘肃省公安厅治安科长、兰州市物资局长、平凉专区物资局长，一直受到重用。
文革中，吴南山也受到冲击，但是公安部门仍然肯定他的贡献，赵苍璧还亲自写出证明材料。文革后，吴南山任平凉地区工业局长、经委顾问，离休后在兰州安度晚年。
建国初期，各地公安部门陆续查明军统汉中特训班的更多情况。浙江、汉中两地，先后培训320人，大部已经处理，46名逃亡海外，还有40多名下落不明。
1955年，解放军攻占国民党占据的一江山岛，缴获一份程慕颐于1951年4月17日写给保密局的文字报告。
程慕颐声称自己领导的浙江、汉中两个训练班先后培训670人，除少数人外，多数混入共产党，有的已经担任重要职位，建议毛人凤予以联络。
根据这个新的线索，汉中特训班的特务远远不止已经发现的320名。于是，公安部将其列入“603专案”，布置全国特别是甘肃公安部门彻底查清。
甘肃省公安厅由苏振荣副厅长挂帅，兵分三路，查阅档案、外调、提审在押犯。经过两个多月的详细调查，认定汉训班共招生9期，培训8期，第9期转入重庆训练班。先后培训特务631名，其中有教官37名。
这个数字，接近程慕颐的报告，却远远超过公安部门此前掌握的320名，更远远超过延安时期破获的55名！仅新发现的汉训班特务就有160名之多，还有虽然没有经过汉训班却由汉训班毕业生发展的特务。这631名中，还有24名下落不明。除程慕颐、杜长城、王希田三人逃往台湾外，留在大陆各地的特务在建国后大多停止了活动，但是其中许多人并未交待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组织关系，有4名还混入机关内部。还有个别人继续从事反共活动，丁某在反右运动中幻想蒋介石反攻大陆。调查表明：有些人从此脱离特务组织，有的却可能只是进入冬眠状态，一旦时机到来，会不会有人重操旧业？
事实证明：一网打不尽，一次政治运动也揪不完。反间谍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斗争，必须持久进行。
本文摘自金城出版社《中国秘密战》《中共中央特科：白色恐怖下的特殊警卫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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