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宏超打入中统，任专职调查员，后来被怀疑为双重间谍，成为延安“抢救运动”的典型案件，轰动边区
按照中央情报部的部署，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也展开进攻性情报工作。
红军时期的保卫局系统只管保卫不搞情报，抗战时期的保安处是保卫和情报两手都做。1936年、1937年的时候，边保刚刚尝试情报工作，还特别强调成分，只信任工农小资产阶级，连商人都不用。派出一两个自己人化装成商人到白区走一趟，始终收获不大。1938年以后开始建立据点，刘子义在绥德利用抗敌后援会活动，叶运高在洛川以抗大的名义掩护工作，还派出两三个情工人员，在农民中发展了几个关系。1939年，又增设赵去非负责的富县据点，李启明负责的绥德据点。边保的情报工作尽管已经从无到有，但还是不敢放手用人，而且处处顾虑，生怕影响同国民党的合作。
1940年底，根据中社部《关于开展敌后情报工作的指示》，边保召开第一次外勤工作会议，提出“大胆放手，积极开辟”的方针，决定在各地区都建立外勤据点。作为边区的情报、保卫机关，保安处的外勤工作具有区域性特点，主要围绕边区边境，对当面之敌展开工作。
延安东北的绥德、米脂据点，针对榆林方向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延安南部的富县、甘泉据点，针对洛川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延安西南的定边、陇东据点，针对西峰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边保各据点的情报干部增至40多人，三边派了葛申，陇东派了陈石奇，关中派了曲及先、边保布鲁带人巡回指导。
各专区的保安分处和县保安科也有情报力量。各情报据点，都注意向敌特机关内部伸展力量，建立内线。
关中地区，边区伸向国统区的突出部，胡宗南担心的“囊形地带”，这里的情报工作格外重要。关中分区的外勤机关对外称专员公署秘书处，曲及先任秘书主任。秦平任外勤组副组长，对外是贸易公司的经理。曲及先亲自掌握西边的几个内线，张仲平住在柳林管东线，陈鉴以赤水县统战部长的名义管淳化一带的派遣工作，杨宗耀以新正县参议会副议长的名义对外。关中地区的人们，不少是家住共产党的边区，职业工作在国统区，这就有利于外勤组发展力量。关中外勤组积极工作，很快就在国民党机关内部建立一批内线。在耀县发展高小校长何振东、胡家弟兄、孟家弟兄，成保长等人；在富平利用哥老会争取非法武装方老五。淳化县的地下党员王万裕利用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秘密建立情报组。旬邑县的地下党员李树桢家在边区，利用小学校长身份，建立情报组。最为突出的是派杨宗耀的侄子杨宏超打入中统，任专职调查员。这个杨宏超后来被怀疑为双重间谍，成为延安“抢救运动”的典型案件，轰动边区。
杨宏超在边区的边界地带小椅子村当小学教员。小椅子村外一华里就是国统区，杨宏超收到国统区寄来的策反信件，不知怎么应对，就寄给叔叔杨宗耀。杨宗耀是关中地区的老党员，曾经掩护习仲勋搞地下工作，知道策反人张占英是个叛徒，与国民党旬邑县党部有关系。杨宗耀向组织上汇报此事，外勤组长曲及先认为是个机会，与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研究，决定将计就计，派杨宏超利用这个机会打入中统。布鲁也亲自与杨宏超谈话，布置他如何取得信任。
按照组织部署，杨宏超向中统汇报假情报，谎称自己发展的特情有新正县委书记李科，这就赢得中统信任，当了专任调工。杨宏超为人沉着，不时带些国民党的情报回来，边保也让他给中统一些边区的假情报。
杨宏超发现，国民党旬邑县党部书记长蒲随昌和蒲又杰都是中统专职特务；还获悉中统对边区的派遣计划、活动对象名单，查知中统在边界地带活动的几个特务，分几次抄回国民党《党网活动细则》。根据杨宏超的情报，秦平整理了一份情报《中统陕室特务一瞥》，受到边保肯定，杨宏超被批准为特别党员。
“周恩来可以安安稳稳地躺在曾家岩五十号的大沙发里，勿须走出大门，就可以兴风作浪，搅得你寝食不安，’
绥德的李启明眼光长远。李启明在绥德发展了鲁南情报组，还与打入国民党部队的毛培春恢复建立了联系。边保侦知，军统西北特侦站在兰州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专门培训派往陕甘宁边区的特务，于是策划打入这个“兰训班”。按照边保部署，李启明要毛培春设法打入“兰训班”。
毛培春到兰州投考，顺利进入兰训班。这个学员比别人多了一重共产党情报训练班的经历，学习当然出色。从这第二个情报训练班毕业后，毛培春加入军统工作，被派到洛川宪兵司令部任特高组组长，兼任耀县特高组组长。身处敌营的毛培春一直锻炼自己的记忆力，硬是纯凭记忆，向边保提供了兰训班学员的全部名单。这批特务刚刚进入边区，就全部被边保掌握，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都积极开展情报工作。
太岳军区司令陈赓本是特科的情报里手，派遣一个情报组打入临汾的日军师团部。陈赓亲自设计，让这个情报组为日军提供假情报。一次，日军从情报组得知八路军驻地，连夜突击，八路军仅能提前一刻转移。陈赓的高招，让自己不受损失，还使日军信任这个情报组。1943年9月，从遥远的日本来到中国的日军战地参观团，到晋南地区参观。陈赓通过临汾情报站得到参观团准确行程，一举将其全歼！
开展对外情报工作，对于年轻的中共情报员来说，当然还要有个学习的过程。但是，这些最初的动作，已经显出虎虎生气。
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与京剧《智取威虎山》中，都有一个“联络图”，图中描绘国民党间谍在共产党解放区埋伏的秘密网络，谁拿到这张图，谁就掌握情报斗争的主动权。不过，尽管这图被渲染得神而又神，读者和观众却都没有真正见到这张图，也许这图本来就是虚构之物？
不承想，国民党中统局长徐恩曾的文章中却真的出现一张“联络图”——中共在重庆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图示。
顾虑到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联盟关系，国民党虽然发动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却不敢完全撕破脸皮。于是，还在陪都重庆给共产党留下一个“八办”。这就给周恩来留下活动空间。徐恩曾将重庆八办的联络图，绘制为同心的三个层次，每层都从中心辐射而出，每层又有几个小圆，各圆之间又有连线…．
如此复杂的联络图，还是尽量使用徐恩曾的语言来描述吧：“共产党在重庆担任上层统战工作的核心人物，只有周恩来一个人，他是以中共首席代表的身份留在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贵宾’。”看来，徐恩曾对周恩来在中共统战、情报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相当了解。
徐恩曾这样描绘环绕周恩来的几个核心人物：“还有几个不经常在渝的助手，如秦邦宪、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吴玉章、叶剑英等，这些人都被认为中共的代表人物，可以名正言顺地和各方面保持接触。”这些人，不但具有国民党承认的代表身份，而且同国民党有久远的关系，有的还是国民党的老党员，活动起来当然方便。正像徐恩曾所说：“我们如果把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比作精神的原子爆炸，那末，这就是爆炸的核心。”
徐恩曾又描绘中共精神原子爆炸的辐射情形：“以周恩来为中心的核心组织，所接触的范围不广，但其辐射线却四通八达，当时重庆总能影响政局的几个目标，它都照射到了”，“透过冯玉祥、邵力子去影响国民党上层”，“利用章伯钧、罗隆基去影响其他党派”，“透过郭沫若、田汉去拉拢文化教育界”，“利用渗透在蒋夫人领导的‘战时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中的刘清扬、曹孟君去做妇女工作”，“还有宋庆龄和她的两个秘书，一个是共产党重庆办事处重要干部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也就是国民党先烈廖仲恺的女儿，一个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交际主任王炳南的妻子——王安娜。宋庆龄在重庆主持一个国际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世界反侵略运动委员会中国分会’，一面和外国记者在渝的友邦人士保持接触，一面则和国民党上层联络，他的两个女秘书则专做外国记者在渝友邦人士的联络工作”。“其中特别可以看到，共产党对于美国驻在重庆的机关，所搭的线特别多”。
徐恩曾感叹中共的情报部署周密：“这样一分配，周恩来可以安安稳稳地躺在曾家岩五十号的大沙发里，勿须走出大门，就可以兴风作浪，搅得你寝食不安。”
徐恩曾描绘的这张联络图，虽然不够完全，却也抓住要点。只是，周恩来并没有因为部署周全就躺在沙发上睡大觉。尽管曾家岩的重庆八办被国民党特务重重监视，周恩来却依然频繁进出。中国民主同盟，是国民党、共产党之外中国政坛的第三大党。中间派人士在筹建这个组织之前，就与周恩来多次商讨，民盟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甚至由周恩来出面帮助调解矛盾。
周恩来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民主派频繁交往，又捎话给李济深，希望李济深与何香凝等组织政治团体，促进民主。后来，李济深、何香凝等创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任主席。
周恩来还结交四川地方实力派。他不带随从，深夜潜出曾家岩，和刘文辉在秘密地点见面。朱德还送给云南省主席龙云一个密码本，建立无线电联络。
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的身份是中共首席代表，党内还有一个秘密身份——中共南方局书记。
周恩来在重庆领导着南方各省地下党组织。富于秘密工作经验的周恩来，为新形势下的秘密工作制定一套具体规定：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严格分开，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严格分开。具有公开身份的八办干部，一般不同地下党员发生联系。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一般也不到八办来。还要求地下党员“三勤”、“三化”——“勤业、勤学、勤交友”、“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西南五千地F党员奉命隐蔽，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在重庆税务局谋得差事，掩护地下活动五年，国民党特务连其名字都搞不准。
徐恩曾的回忆文章颇有自知之明：“这些还是可以看得见的辐射线索，还有我们看不到的而事实上一定有的线索。”
这倒是实话。周恩来在重庆八办指导秘密情报人员的活动，哪里能让徐恩曾知道。
谢和赓为白崇禧写讲话稿，周恩来亲自修改。白崇禧对这个讲话稿大为欣赏．从此更加重用谢和赓
围棋高手，有时会下个把闲棋冷子。这个孤立的棋子初看似无作用，待到一定时机，居然能够扭转大局！
周恩来也是个下闲棋冷子的高手。
毕业于黄埔一期的胡宗南是蒋介石手卜．最有才干的将领，统率精锐的“天卜．第一军”。
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认为，此人内心爱国，倾向抗日，是个可以争取的人物。他听说胡宗南打算通过战地青年服务团延揽知识青年，就指示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为胡宗南选择一个人，周恩来还设计了具体条件。蒋南翔推荐熊向晖。
熊向晖于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共产党，在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任清华分队负责人，其父是武汉高等法院庭长，正好符合周恩来提出的要求。熊向晖本想到延安学习，却不得不服从组织安排，投入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胸怀政治大志的胡宗南，正需要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年轻助手，先派熊向晖进军校学习，加入黄埔嫡系，又把熊向晖调到身边，担任侍从副官、机要秘书。于是，共产党员熊向晖，就成了国民党大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
年轻学生熊向晖，一夜间变成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情工人员！董必武亲自谈话：不要急于找党，要甘于作闲棋冷子；隐蔽身份，不发展党员，相机推动胡宗南抗日，如果胡宗南反共，要在表面上同他一致，白皮红心；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对人可以略骄，处事绝不可骄。周恩来与董必武共同赠送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董必武的一席话就是熊向晖的情报训练班。熊向晖尽力掌握胡宗南心理，谨慎交友。在老朽的国民党阵营中，胡宗南算得上一位有见识的将领，他需要以开明色彩赢得青年。熊向晖熟悉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还懂得共产党的理论，正合胡宗南所用，两人还一起秘密学习唯物论辩证法！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越来越受信任，负责掌握机要文件，起草作战计划。中情部又围绕熊向晖成立一个由陈忠经任组长、中健参加的三人情报小组。这个小组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中作出杰出情报贡献，被中共情报界誉为“后三杰”，与中央特科的“龙潭三杰”交相辉映。
这是一个极其成功的高级情工案例。周恩来的选人设计，董必武的潜伏策略，熊向晖的应对方法，均可作为标准的情报工作示范课程。
国民党桂系大将白崇禧精于作战，军中艳称“小诸葛”。蒋介石一向排挤桂系，到了抗战用人之际，不得不请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周恩来又在白崇禧身边安插两个人物：中校秘书谢和赓，高级参议刘仲容。
谢和赓于30年代初在北平入党，被中共北方局派回广西老家工作，抗战时期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1938年5月，谢和赓奉命为白崇禧起草在师以上军官训练团的讲话。谢和赓埋头苦写三天三夜，成稿一万四千字，送李克农审阅。交回谢和赓手中的稿件，删去两千多字，还有大量修改。原来，周恩来亲自修改谢和赓的稿子，去掉与共产党政治工作语言相似的部分。白崇禧对于这个讲话稿大为欣赏，从此更加重用谢和赓。
刘仲容早年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国共两党的学员都有良好关系。刘仲容的父亲刘承烈曾任桂系驻天津代表，善于交往的刘仲容也受到桂系重用。李宗仁派刘仲容为代表，到西安、延安联系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按照周恩来的部署，刘仲容从李宗仁处转到白崇禧身边，任桂林行营参议。后来，刘仲容一直得到桂系的高度信任，第三次国内战争的关键时期，曾受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委派，作为秘密代表到解放区与中共谈判。
谢和赓是派进去的，刘仲容是拉出来的，这个情工小组搭配得相当高明。
学下闲棋冷子的还有中共的地方情报部门。
中共西北局社会部（边保），安排阎义文投入国民党西北军阀马鸿逵部队。后来，阎又文又寻机转入晋军傅作义部队。阎又文与傅作义是山西万荣同乡，逐步取得信任，升任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长。按照上级指示，阎又文打入傅作义身边，长期不与组织发生联系。整个抗日战争过去，阎又文这个高级内线一直没有被启用。直到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前夕，中央情报部才重新与阎又文接上关系，于是，有了傅作义痛斥毛泽东的文稿先经周恩来审阅修改；有了傅作义与共产党的谈判代表也是秘密共产党员。
晋冀鲁豫军区和中共西北局社会部，曾先后安排吕出打入国民党通讯部门。在国民党部队中，吕出暗自努力，发展秘密组织，控制胡宗南司令部的通讯电台。第三次国内战争开始，吕出这个情报组立即启用，凡是胡宗南、裴昌会司令部的军事动向和作战命令，电稿脱手之时，也就是延安电台接收之时。这个小组在西北战场发挥了很大作用。
国民党军队有三大实力集团——胡宗南、傅作义、白崇禧。周恩来对这三大集团进行全面的工作部署，派遣情工人员只是其中一环。这种长期埋伏、关键时刻启用的做法，标志中共的情报工作，已经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机智灵活的战术方法。
北平解放特意召开会师大会，让地下党员同根据地党员见面。多少朋友碰面惊叫：“原来你也是党员！”
毛泽东有时也亲自指导。
国民党左派人士华克之，十分痛恨蒋介石背叛革命，秘密策划行刺。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以记者身份掩护的孙风鸣进入会场，蒋介石恰巧不在，孙凤鸣冒死击伤汪精卫。国民党在全国通缉刺客，华克之无处容身，逃到延安。
1937年5月4日，毛泽东亲自接见华克之。共产党不赞成暗杀的做法。毛泽东认为：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制度的。从目前形势看，虚假的中日和平局面业已不能维持，武装抗日是免不了的。蒋介石手里有几百万军队，我们要拉蒋介石一起抗日。华克之表示无处安身，希望进抗大学习。
对于华克之的安排，毛泽东也费踌躇。正在谈判国共合作，如果容留华克之在延安上学，一旦国民党发现要求解送要犯，共产党就很被动。延安不能留，华克之十分着急。毛泽东建议华克之去华南，作为共产党与李济深等人之间的“行人”（联络人）。
华克之到华南后，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从此周旋于日本、蒋介石、汪精卫之间，获取许多重要情报。华克之爱好秘密事业，各方关系众多，每逢关键时刻启用，必见奇效，营救李白就是一例。延安中情部派遣李白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恢复中央与上海地下组织的联络。1942年8月，日本特务机关通过无线电测向抓捕李白，张惟一指示华克之设法营救。华克之的情报关系任庵同汪精卫的大特务周佛海相熟，就说李白是自己的电台。周佛海出面向日本人担保，释放了李白。李白继续坚守这部秘密电台，与延安通话直到上海解放前夕。
中共对于重要情工人员，都由高级首长亲自联系。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杨度，后来倾向革命，就由周恩来亲自介绍入党。中共一直处于艰难困苦的境地，地下党员常常生活难以为继，但是拨出情报经费从不含糊。居住于豪华的花园洋房，暗地里节衣缩食，正是中共秘密党员的一种典型生活方式。保密之严格，更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的生存前提。中共在1928年就作出“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不要说间谍，就是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也是秘密活动；不要说白区，就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部队，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也不公开。在地方，党组织隐藏在政府之中，在军队，党组织隐藏在政治部之中。直到第三次国内战争夺取全国政权，党组织和党员才开始公开。北平解放特意召开会师大会，让地下党员同根据地党员见面。多少朋友碰面惊叫：“原来你也是党员！”
间谍，往往只能与领导人单线联系。这就是说，一个间谍将把自己的生理生命和政治生命全部交给一个上级。承担生命重托的人物，必须首先值得间谍尊敬和信任。国民党那边，中统的徐恩曾时常寻花问柳，军统的戴笠更是花天酒地。两人在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更是闹得四海沸腾。而中共这边，情报工作不只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还有足够的个人魅力。
享誉华夏的女作家关露，只凭潘汉年的信誉保证，就肯忍受屈辱到汉奸机关潜伏。
李克农于1957年摔倒，脑震荡溢血，连续昏迷六天。苏醒之后，几乎丧失记忆。休养4年之后，医生同意李克农恢复工作。1961年7月20日李克农提笔写信，向中央建议：“拟将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科）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时也可以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中央特科在敌人特务机关建立的第一个反间关系鲍君甫，在顾顺章叛变后割断联系，后来当过国民党的江苏反省院副院长，还参加过汪精卫汉奸政权。解放后，鲍君甫生活困窘，摆小摊糊口，镇反时又被逮捕。周恩来、陈赓过问，释放了鲍君甫。李克农又写信给公安部建议特别照顾，鲍君甫得到按月津贴，安度晚年。
潘汉年因错案被捕，死在劳改农场，身后没有留下任何子女。就在没有直系亲属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廖承志等同事为潘汉年呼吁平反，陈云亲自写信：“潘汉年不平反，我死不瞑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性的战略转折关头，共产党帮了苏联，国民党帮了美国
间谍，特别是双重间谍，很容易引起怀疑，甚至是引起己方阵营的怀疑。因此，间谍本人的忠诚，领导对间谍的信任，就十分重要。
当年最为隐秘，现在最为出名的情工人员，当属阎宝航。
1995年，俄罗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授勋。领取大勋章的名单中，居然有三个中国人：阎宝航、阎明诗、李正文。众人瞩目：中国人何以对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如此贡献？
阎宝航是东北辽宁海城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逃进关内，同高崇民、杜重远在北平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5年上书张学良，要求停止“剿共”，联共抗日。西安事变时，阎宝航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加入中共。周恩来亲自批准阎宝航入党，并安排他不要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继续以东北爱国人士的身份，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开展国民党上层工作。李克农在南京八办又见到阎宝航，布置他相机获取重要情报。
阎宝航时常与国民党高层官员往来，在一个偶然机会，听到桂永清说德国要进攻苏联。阎宝航十分吃惊，旁敲侧击了解详情。
原来，蒋介石一向崇拜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连带张学良也崇德。蒋介石不但“围剿”红军要请德军顾问，就是解决中国的抗日问题，也寄望于德国影响日本。因此，国民党与德国军方的关系非常密切。1941年的一天，驻德武官桂永清在柏林与德国军官聊天，谈到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问题难以解决，那个德国军官随口吹牛：中国问题好解决，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就全解决了。桂永清向蒋介石密报这一消息，国民党要员于右任和孙科喜形于色地议论，无意中透露给阎宝航。阎宝航十分重视，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中共中央当即决定，将这个绝密情报向苏共通报。同期，潘汉年在香港也获得德国进攻日期的情报。
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这份情报的价值，够得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顶级战略情报。
从此，斯大林再也不轻视中共的情报工作了。
国民党方面也有精彩战例。
抗战爆发以来，军统电讯处一直监听日本的无线电通讯，在破译密码上有所研究。1941年下半年，军统从无线电监听中发现，日本空军有准备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活动的企图。经蒋介石批准，戴笠示意军统美国站站长肖勃将情报转告美国国防部。可是，这个友好的表示，却引起了美国将军的捧腹大笑，有的还说这是中国人有意挑拨美日关系。国民党驻美武官再次通报情报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在正式场合讲，只能通过私人关系往上捅。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美国人这才想起中国人提前几个月送来的情报。由此，美国情报机·构开始重视中国情报能力，专门派人与军统和二厅联系。1942年春，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委派梅乐斯上校到重庆与戴笠谈判，双方开始进行电讯侦察破译方面的合作。1943年4月，双方签订合同，在重庆成立“中美技术合作所”，中美特工部门开始正式合作。1944年秋，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到重庆与戴笠签订补充合同，1945年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上将亲临重庆“中美所”视察。
1941年、1942年的时候，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终于被侵略者卷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得以形成。就在这个关键性的战略转折关头，共产党帮了苏联，国民党帮了美国，中国人的情报才能开始得到国际承认。
参加学习的中共党员被
苏方人员告知：“组织决定你
做苏联特务！”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情报工作也就回国际情报界有了联系。
中共是共产国际情报局的一员，中共与共产国际本来也有情报交换关系。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共产国际已经不满足于由中共提交中囝战场情报，而是要在中围各地建立直属自己的情报网。
共产国际向中共提出，培训一些中国籍的情报人员，在远东战场收集日本情报。正好，西路军到达新疆的残部，正在进行现代军事技术的培训，中共就答应从中挑选人才。陈云和邓发从这四百多人中挑选12人，送到苏联培训。后来，这些人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各地的沦陷区，秘密从事情报工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诸多贡献。尽管这些中共党员奉命服从共产国际领导，不与中共组织发生横向关系，但是，出于中国人的爱国之心，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主动与中共情报部门联络，为祖国提供抗日情报。
兰州还有一个“联共情报组”。
为了争取苏联援华抗日，国民党政府允许苏联在中国一些城市建立外交、军事代表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弗拉季米洛夫（孙平）是苏军情报人员，要求中共协助成立“联共情报组”。双方商定，由苏方提供经费、电台，中方选择人员，组长由俞鸣九（肖项平）担任。俞鸣九在兰州市区的益民路（现庆阳路）开设一家“皋记商行”，自任经理，由地下党员秦玉麟任副经理，情报组成员有罗静宜（女）、杜汉三、卢席珍、李勇文、王宏章、冉莘、陈本身、刘兴兰（女）等人。情报组需要能够打入国民党部队的人。伍修权与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商议，推荐邓宝珊部队的一个连长王新潮。
王新潮思想进步，积极抗日，曾经带兵强迫定西县长释放关押的西路军战士，目前正要求到延安学习。伍修权先把王新潮派到西安，进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军官班受训半年，这样，王新潮就算进入国民党军队的嫡系“黄埔军校”。而后，通过关系担任邓宝珊部队的新一军留守参谋。1939年9月，王新潮被吸收加入联共（苏联共产党），正式成为“联共情报组”成员，负责领导代号“烈士”的秘密电台，直接与莫斯科通报。
王新潮在邓宝珊部队人头很熟，到处交朋友，拉关系，搞到许多重要情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军事部署、河西国防工事计划、西北五省军事详图、西安城南军事地图、国民党陆军师以上部队编制表、团以上部队驻地表，国民党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警务处三大特务系统在兰州的分支机构及其活动，都被王新潮搞到。这些情报或是由王新潮交给八办再转给苏方，或是由王新潮的电台发给莫斯科再转给中共。
王新潮继俞鸣九之后担任“联共情报组”组长，一直坚持到第三次国内战争胜利。中方与苏方协商，将兰州“联共情报组”的中方人员移交给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王新潮也成为边保一科科员。后来担任兰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甘肃省司法厅副厅长。
延安也有苏军情报组，就住在中共中央和中情部驻地枣园，对外用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的名义。创建“联共情报组”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孙平，又被调到延安，担任苏军情报组组长。
孙平为人灵活，重视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共合作得比以前好些。苏方向来不大相信中共的情报质量，总是要求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中情部尽管不大情愿，也有义务协助。1941年3月，苏军情报组在枣园后面的一个小山沟里，开设情报训练班。参加学习的中共党员被苏方人员告知：“组织决定你做苏联特务！”苏联专家尽管中国话说得流利，刚词却不大讲究。那时“特务”是个贬义词，大多用于批评国民党，中国人哪有自称特务的？
苏联情报训练班的课程是联共党史、情报学、收发报技术、绘图、照相，全由外籍教员授课。三个月之后毕业，全体学员被派往东北搜集日军情报。
从延安到东北，要经过山西、河北，路途有国统区，有敌占区，不得不分散行动。1935年入党的姚伦是东北人，1938年任山西临县县委书记，正在延安马列学院读书时，被调来当“苏联特务”。姚伦的日的地是大连，可是在雁北就卡．住了。幸亏雁北军分区有个关系人，是从大同煤矿逃回来的工人，了解敌占区情况。这个曹兰池沿途吃喝玩乐，不像个工人，后来还拉拢同行的邢相生逃跑到敌占区找工作。姚伦同当地地委书记商议，决定将其逮捕。突击审讯，曹兰池承认是日军派来的奸细，而且与军分区的侦察科长、民运科长有联系。此案继续侦破，牵连到内部十几个人。姚伦等人因此错过去东北的时间，也就返回延安了。
共产国际、苏共、苏军，都曾努力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一批中共党员因此当了一阵“苏联特务”。这种情报合作关系，对于创建不久的中共情报工作，也是一种历练。
还有一些中共情报员也当过“国际间谍”，不过，那不是情报合作，而是情报斗争。打入日本情报机关的中共情报人员，经历的艰险更是惊心动魄。
掌管华南情报局内勤与机要，需要一个可靠管家，潘汉年调来一个神秘人物——“老太爷”
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是个政治欲望很强的人物，始终将主要精力放在政治运作方面。所幸，两位副部长都是情报专才。李克农坐镇延安，调动全国情报网络。潘汉年深入敌后，开展对日本和汪精卫政权的情报工作。像潘汉年这等层次的情报首脑长期身居一线，在国际情报界恐怕是屈指可数。
香港是个英国管辖之下的自由港，非但商品出入免税，人员进出也免除签证，于是被国际商界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也被国际情报界称为“间谍天堂”。共产党、国民党。苏联、美国各方情报机关都在这里大展身手。
香港也有八办——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也在香港设有办事处，董麟阁负责一个情报点。东北抗联办事处与八路军办事处有合作关系，两家的情报也互相交换。苏联在香港的情报点由中国人朱明负责，成员有金仲华、邵宗汉等。这个情报点与八办的情报点横向合作，定期交换情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也在香港设有情报据点，由胡鄂公负责，与中共虽无情报交换制度，却也来往频繁。胡鄂公曾是中共特科关系，经常主动送情报给潘汉年，还介绍孔祥熙夫人宋蔼玲与潘汉年见面，商谈国共合作。
潘汉年在香港设点结网，关系很多。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南情报局，由潘汉年统管各系统情报班子。掌管华南情报局内勤与机要，需要一个可靠管家，潘汉年调来一个神秘人物——“老太爷”。在中央特科，陈云外号“先生”，康生外号“老板”，潘汉年不过是“小开”，这位却是“老太爷”。
老太爷本名张惟一，生于1892年，比毛泽东还大一岁。张惟一被称为“老太爷”不止因为年纪较大。此人思维缜密，行动谨慎，是个走一步看三步的人物，在特科就主管内勤机要。1935年2月19日上海特科被破坏，国民党特务在张惟一这里搜出金条和苏联护照，高兴得跳起来。张惟一在狱中坚不吐实，直到抗战爆发才被释放。到香港后，张惟一又被委以重任，在身边建立一个小班子，陈曼云负责对外联络，梅黎负责译电，高志昂负责无线电收发报。陈曼云是个着名的电影演员，刚刚嫁给电影导演蔡楚生，交游广阔，活动十分方便。梅黎则是张惟一从半路扣下来的小姑娘。
梅黎出身工人家庭，1938年在上海入党，家中有六个弟弟，生活十分困难，交一个铜板的党费都要受表扬。为了养家，梅黎向组织上提出安排工作的要求，组织上就派梅黎“住机关”。这住机关，就是几个地下党员假冒亲属共同居住，以普通居民身份掩护共产党的地下机关。梅黎住在龚饮冰家，以“女儿”身份，用上海话替湖南口音的“父亲”应付外人。在这个老特科的家里，小梅黎得到亲人般的温暖，更加坚定投入革命大家庭的决心。后来龚饮冰搬家，亲生女儿也来了，梅黎需要另行安排。这时，梅黎就提出要去延安。组织上同意了梅黎的要求，还为她买好了船票。
后来，梅黎又有机会乘船从上海抵达香港，计划而后转往延安。梅黎临时落脚香港八办，可是闲住一个月，还是得不到动身消息。梅黎耐不住，追问行期，那被称为“老太爷”的领导总是笑而不答。梅黎急了，拦住门口，不说清楚就不让走！都是革命同志，梅黎才不承认他是老太爷呢！这个张惟一却和气地给梅黎布置工作，梅黎当然答应，共产党员就得工作。这工作不过是刻蜡版，梅黎的字好，刻得也好。梅黎不知，这也是组织上对自己的考察。不久，组织上就正式通知梅黎留在香港工作。原来，在香港活动需要有较高的素质，潘汉年和张惟一都相中这个大城市来的姑娘，要把梅黎培养成译电员。
30多岁的秦老太带着18岁的梅黎，在香港穷街的一幢木楼四层租了一间房子，以母女关系掩护居住。秦老太是特科同志的遗孀，丈夫牺牲后一直在情报系统工作。梅黎穿着阴丹士林布旗袍，像个女学生，白天尽量说广东话，晚上就为张惟一抄写字条。后来梅黎才知道，潘汉年与各地的电报都由张惟一译电，而传出的电文又由自己抄写，以免暴露张惟一的笔迹。这个简陋的家庭，经常接待潘汉年、廖承志、张惟一等客人。一帮情报专家高谈阔论国内外大事，梅黎就在一旁钦佩地听着。
不久，梅黎一家又搬到海边的一处楼房。刚刚搬走不到一个月，穷街就失火了，住在楼上的住户都来不及逃脱，活活烧死。搬到新住处，廖承志就不来了。张惟一的工作关系已经从负责统战的廖承志转到负责情报的潘汉年，译电工作也交由梅黎负责。新来的客人是大姑和六姑。大姑就是陈曼云，六姑是个中学校长，父亲是香港着名实业家。这么出色的两个女人，穿着朴素地出入梅黎的寒酸住处，更使梅黎感到革命的魅力。
经由梅黎译出的电报内容相当丰富。既有日本方面的各种资料，也有国际社会的反战动向。
一天，秦妈妈出去买菜，梅黎正在后屋译电，突然有人敲门！梅黎急忙把电报稿放进书桌最底下的抽屉中，然后开门。六个港英警察猛然闯入，不问情由四处搜查。搜查后屋的警察打开上面的抽屉一看，全是整整齐齐的书，又翻开床上的褥子，打开紧闭的箱子……十分紧张的梅黎尽量保持镇静，不看那藏着密电的抽屉。搜查一番毫无所获，警察走了。梅黎立即取下窗台上的报警花盆，烧毁电报稿，从下水道冲走纸灰。以前，梅黎也许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年轻党员，现在，梅黎已经有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
难道敌人发现了情报线索？这幢楼房也是咸水妹（妓女）的集中地，也许警察是来捉娼？不管政治目的还是其他目的，敌人已经注意这个地方。当晚，梅黎一家就转移了。张惟一与这个家庭的关系，也一时断绝。
梅黎与大自己29岁的张惟一长期住机关，开始看张惟一像父亲一样，后来培养出感情，结为夫妻。
潘汉年重回上海的任务非同寻常，对手是日本和汪精卫的情报机关
香港虽然是个获取情报的好地方，但是，这个“孤岛天堂”远离国内政治中心，无法直接深入敌人内部。潘汉年又潜回上海，目标——汪精卫政权。
谈起“冒险家的乐园”、“间谍天堂”，上海的资格怕是比香港还要早些。开埠就有外国租界，上海形成鱼龙混杂的局面。蒋介石在这里发迹，共产党在这里诞生，不远的南京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现在变成汪精卫政权的驻地。
潘汉年自青少年时期就在上海活动，后来又是反帝大同盟的领导人，这个“小开”在上海各界的三教九流都有极广极好的人脉。后来，潘汉年又隐姓埋名，潜伏在上海从事特科工作，堪称神通广大。1933年，潘汉年随同中共中央机关撤到江西苏区。1935年长征途中，又奉命潜回上海联络白区组织与共产国际。从苏联回到陕北苏区不久，潘汉年又在1936年被派到上海与国民党谈判。所以，1939年重回上海的潘汉年，可以说毫不陌生。只是，这次的任务非同寻常，对手是日本和汪精卫的情报机关。
此时的上海，正是日本与汪精卫的最高特工据点。
日本的特工系统相当庞大，内阁、外交部、陆军、海军、宪兵、满洲铁路，各自都建有自己的特工组织。侵占上海之后，日方决意统一领导，提高效率。1939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一个统管华中地区的特务机构“梅机关”，直属日本内阁和陆军部。“梅机关”的首任机关长由影佐祯昭中将担任。就是此人策划汪精卫叛逃，亲自到越南河内把汪精卫接到南京，又出任汪精卫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除了梅机关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岩井英一也领导着一个外务省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
汪精卫政权的“特工总部”也设在上海。原国民党军统特务丁默任主任，中共叛徒李士群任副主任。这个设在极司菲尔路76号的特工总部在上海谈之令人色变，代称“七十六号”。
日军虽然侵占了上海，但还保留着英、法等国的租界。相对独立的上海租界隐藏着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情报组织，活跃着形形色色的间谍，简直是没有硝烟的情报战场！
中共中央情报部在延安详细研究上海情况，认为汪精卫特工总部的负责人李士群是个可以争取的人物。
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曾经在上海大学就读，到苏联留学，参加共产党后，在特科的打狗队工作。1932年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科（中统前身）逮捕，自首后任调查科上海区的情报员。李士群此时自首尚属无奈，并未坑害共产党组织。特科负责人潘汉年亲自上门警告，李士群保证继续为党工作。1933年5月，打狗队刺杀上海警察局督察长陈晴，李士群涉嫌被捕。李士群被关押两年，受尽酷刑，虽然自首，也对军统埋下深深的怨恨。上海沦陷前，军统把李士群留下，担任地下特务队队长。李士群早有怨恨，现在更不肯陷入危险，就到香港拜见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又由中村推荐，回卜海投奔日本驻沪领事馆书记官清水董山，开始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1939年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李士群又成为汪精卫特务机关的负责人。
李士群积极扩展实力，七十六号机构膨胀，内设机要处、总务处、情报处、电务处、无线电侦察总台、督察室、审讯室、化验室、专员室、看守所、警卫总队，下设二十多个行动大队，还在沦陷区普遍建立分部，有南京区、杭州区、华南区、江苏区、口警区、武汉区、安徽区、上海区，很快成为汪精卫政权的支柱力量。
李士群是个有奶便是娘的投机人物，先后在共产党、国民党、日本、汪精卫的特务机关工作，哪边都想留条后路。尽管在汪精卫这里贵为江苏省长，却依然与国民党中统保持秘密联系，还试图联络共产党。1939年秋，李士群通过关系向共产党提出，把胡绣枫安排到他那里，作为和中共的联系人。原来，胡绣枫的丈夫李剑华被国民党逮捕时，李士群曾协助营救。后来，李士群被捕，其怀孕的妻子叶吉卿就住在胡绣枫家里，李士群出狱后全家又在胡绣枫家里住了一段。就在李士群夫妇最危难的时候，胡绣枫尽心营救，热情款待，因此被李士群夫妇视为救命恩人。
一个着名女诗人，化身而为女间谍，被文化界斥为“汉奸文人”，关露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胡绣枫夫妇后来加入共产党，胡绣枫此时正在重庆、武昌等地从事国民党上层的工作，一时抽调不出来。潘汉年就想到胡绣枫的姐姐关露。由于妹妹胡绣枫的关系，关露也与李士群相熟。
关露原名胡寿楣，8岁丧父，15岁丧母，姐妹二人只得投靠表舅，投靠外婆和姨母。关露1928年到j二海法科大学读书，不久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1930年2月，2l岁的关露就发表了处女作，从此梦想成为一个作家。在学校，关露联合女同学反对思想封建的女生宿舍指导老师，被校方开除。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关露积极参加上海左联的抗日活动，在淞沪抗战的战场上，关露向士兵们朗诵自己的诗歌《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
关露于 1932年加入共产党，任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宣传部副部长。1933年丁玲被捕，周扬接替丁玲任左联党团书记，关露接替丁玲的创作委员会工作。在此期间，关露出版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为电影《十字街头》创作插曲《春大里》，满上海的男女老幼都在哼唱：“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丁玲、关露、张爱玲，并称中国文坛三才女。
上海沦陷后，关露按照组织安排留在租界坚持斗争，撰写自传三部曲第一部《新旧时代》。《上海妇女》半月刊隆重推出这部作品，关露边写，杂志边连载。此时，投靠日本人的李士群正在飞黄腾达，见恩人的姐姐生活困窘，几次提出请关露吃饭，还请关露到自己那里工作，但是都被关露拒绝了。虽然过去关系不错，但现在李士群已经是公开的大汉奸，关露决不会与这种人同流合污！关露在诗中写道：“宁为祖国战斗死，不作民族未亡人。”这个名句使关露被文人称作“民族之妻”。
1939年秋的一个夜晚，关露正在家中修订《新旧时代》的单行本，突然来了一个神秘的客人——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
刘少文递给关露一封叶剑英署名的电报：“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刘少文向关露介绍，叶剑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分管联络工作。小廖就是廖承志，现在香港工作。
关露愉快地接受任务。关露知道，廖承志正在香港从事文化救亡工作，把上海的许多文化人都接到香港去了，关露正想离开这口寇统治的上海呢！
到香港，关露见到左联时期的老领导潘汉年。潘汉年向关露布置：代替胡绣枫打入李士群的76号。
关露迟疑了。李士群虽然与自己妹妹交好，但他现在已经是个闻名全国的大汉奸。前些日子，李士群一会儿找自己做翻译，一会儿请自己吃饭，自己都拒绝了，难道现在上门去求这个汉奸？
潘汉年解释：“现在想派你去他那里，不是要你代表党和他谈话。不！不是的！是利用你们过去的老关系，派你去看看，听听，摸清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把你看到的，听到的，汇报给我们，并在适当的时候对他做些策反工作。”
关露脑子里面激烈地斗争着，潘汉年和廖承志也期待地等待着回答。
想到抗日大局，想到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关露最后还是答应了。
关露风风光光地进了76号大门。李士群、叶吉卿隆重迎接救命恩人的姐姐，带领关露参观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潘汉年通过关露掌握李士群的真实想法。这些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可以对中国百姓生杀予夺，但对自己的长远前途却是惴惴不安。李士群的对头周佛海已经联系上国民党的军统，与军统势不两立的李士群，急切在联系共产党上争先。
见到当年特科的领导潘汉年，李士群立即表示，自己其实是联汪反蒋，现在更想联共抗日，还主动提供日军清乡情报。
可是关露呢？一个单身女人，化身而为女间谍，关露承受多大的压力！一个着名女诗人，却被义化界斥为“汉奸文人”，关露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上海六三花园，五个顶尖 间谍晤面，表面一团和气，内心剑拔弩张……
潘汉年还将目光投向日本情报机关。
日本在中国的情报工作，工夫下得很足。口本外务省很早就在上海创办一所“同文书院”，专门选调日本青年在中文环境之巾学习中文，为日本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通”。这个学院其实也是一个间谍学校。
毕业于同文学院的岩井英一，就任口本驻上海总领事，经常以左倾面貌出现，结交不少中国进步文人。岩井英一在上海建立一个直属外务省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这里与其他军事情报机关不同，不搞行动，专门搜集中国的战略情报。
岩井公馆的一个情报人员主动来找潘汉年。国际情报界向有双重间谍之说，这个袁殊，却是与敌、伪、顽有多方联系的中共情报人员。
袁殊是左翼文化人，由潘汉年吸收加入特科，按照组织部署利用同乡关系打人国民党特务头子吴醒亚的“干社”，同时又拿岩井的情报津贴，一身三任。后来，袁殊与特科失去联系，转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又由日本关系营救。出狱后，袁殊又找潘汉年联系。抗战爆发，中统、军统都很重视袁殊与日本人的关系，戴笠亲自拉拢袁殊入伙。经过潘汉年同意，袁殊成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1939年，袁殊奉军统之命刺杀李士群，反而被李士群逮捕，又由岩井英一出面营救。
上海地面颇有些路路通的人物，袁殊的身份更是极其复杂。他是汪精卫政权的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长、忠义救国军纵队总指挥、岩井英一系统的“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又是军统站长，实际上却是一位在为中共情报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
潘汉年大胆决策，通过袁殊与岩井英一联系。岩井英一早想联络中共情报人员，正是求之不得。
两个间谍头子会面了。上海虹口的一家日本咖啡馆里，化名胡越明的潘汉年自称左派人士。日本领事岩井英一彬彬有礼，愿意提供方便。
香港，一家《二十世纪》杂志创刊了。每过半月，这个情报据点的代表陈曼云提供一份情报，每过一月，岩井英一的代表小泉清一提供2000元经费。这样，共产党情报机关编制的假情报源源不断地进入岩井公馆，日本情报机关的经费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共华南情报局。
胡越明这个情报线索也得到日本驻华最高情报机构“梅机关”的重视。影佐祯昭特意宴请胡越明，岩井、袁殊作陪。上海六三花园，五个顶尖间谍晤面，表面一团和气，内心剑拔弩张……
潘汉年频频往来于香港与上海之间，又派刘人寿等人到岩井公馆去工作。刘人寿在敌特机关内部设立秘密电台，以备急需。
通过岩井公馆的关系，潘汉年获取日本外务省的内部情报。日本外务省决定与苏联进行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东条英机的战略意图是南进与英美交战而不是北进打苏联，都是极其重要的战略情报。
日本情报头子岩井英一千方百计地在中国人中发展情报关系，却不知，自己的身边也有一批日本人在为中国人搞情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租界，中共中央指示隐藏在租界的江苏省委机关转往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撤退工作进行之中，发生省委负责人刘长胜被关卡扣留的事件。为了安全，潘汉年决定启用李士群。
李士群一口应允，交给潘汉年一个密码本，还派胡均鹤具体布置。潘汉年与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夫妇、组织部长王尧山夫妇一行五人，乘坐豪华的二等车厢离开上海。到达镇江，胡均鹤与镇江特工站站长徐毅（徐汉光）早已在车站恭候，随之就是下榻金山饭店，游览金山寺。虽然接待十分周到，客人却相当紧张，王尧山认出那徐毅是中央通报的叛徒！潘汉年告知，这胡均鹤与徐毅都是叛徒，现在正想戴罪立功。晚上，镇江方面非要宴请客人，刘晓等人勉强出席。席间，主客双方都很拘谨，胡均鹤等人不知随同潘汉年的是些什么人物，刘晓等人不知胡均鹤等到底可靠与否，惟有心中清楚的潘汉年谈笑风生。
李士群试图靠拢共产党，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
岩井英一也为胡越明帮了大忙。日军连续攻占中国的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各地的着名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士纷纷避难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郭沫若、茅盾、张友渔、范长江、夏衍、胡绳等人陆续来到精英汇聚的香岛，一时成为中国的战时文化活动中心。1941年12月日军进攻九龙，香港人士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周恩来指示潘汉年、廖承志设法营救，将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转移到南洋或内地。12月25日，日军攻占香港。日本特务立即在香港各影院打出幻灯，邀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日军司令部会面。还点名请茅盾、邹韬奋等人出来“共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元旦，廖承志偷渡到香港，部署营救。
从香港外出有陆路和水路，两种途径都要经由日军控制区，十分危险。为了挽救这批民族精英，潘汉年找岩井英一帮忙。胡越明说是要为岩井转移情报干部，岩井英一答应提供协助。于是，潘汉年和廖承志利用香港日本领事馆的掩护，把何香凝等人安全送到内地，华南情报局人员也分两批撤回。香港大营救历时两百多天，行程十余省，输送八百多人而无一伤亡。这当然主要应该归功于华南局与东江纵队的工作，但是，不该忘记，日本情报机关也有贡献呢！
看到潘汉年如此神通，香港的岩井情报人员小泉清一惊讶地问陈曼云：“听说他是潘汉年，着名的共产党人？”
陈曼云未予回答。
50多年后，小泉访问中国，探访陈曼云。中日友好的气氛中，昔日两方的间谍人员，终于可以敞开心扉交谈了。
间谍战的复杂，一般人难以想象。
日本情报头子岩井英一千方百计地在中国人中发展情报关系，却不知，自己的身边也有一批日本人在为中国人搞情报。
日本外务省创办同文书院的目的，是为日本培养深通中文的间谍，不承想，却培养了一批热爱中国的日本人。同文书院的学生之中，潜藏着一个共青团支部，成立了“日支斗争同盟”，成员有二三十人。这个小组主要在驻华日军中展开工作，反对日本侵华，西里龙夫到上海港的日军军舰上撒传单被捕。
潘汉年到上海后，及时调整上海情报组织，以吴纪光为组长，指导这个日本情报小组深入工作。西里龙夫出狱后任日本《读卖新闻》驻上海记者，自由出入日本官方机构，后来又任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报道部长，还发展汪精卫身边的汪锦元为中共党员。汪锦元后任汪精卫公馆的秘书和外交专员，得以拿到汪精卫政权与土肥原“日本兴亚院”的高级绝密情报。中西功在满洲铁路任职，白井行幸在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任职，手岛博俊联系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室。这些日本情报人员搞到日本御前会议记录、大本营扫荡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及时报到延安。
日共领袖佐野学从苏联回国，路经上海时被捕叛变，日本共产党遭受严重破坏，中共在日本的联络点也被破获，日共与中共的联系被切断。在延安的曰共领袖冈野进（野坂参三）给国内写信联系，国内组织也派人到上海，通过手岛博俊找中共联系。冈野进的秘信转到香港潘汉年处，潘汉年又派人送到上海的关露手里，由关露趁去日本开会的机会，交给与日共有联系的大学教授秋田，再由秋田转交日共。跨越两国的秘密联系，就这样恢复了。
1940年9月，德国、意大利、日本在柏林签订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这个军事同盟的战略计划如何，就成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关注的焦点。1941年初，日本内部开展南进还是北进的大争论。中共中央极其重视日本这一战略动向。如果日本北进攻苏，将给在中国北方抗日的中共带来极大被动。如果日本南进袭美，将促使美国抗日，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转机。中共中央两次急电潘汉年，询问日本动向。
5月、6月期间，日本的争沦得出结论：先南后北。军部开始进行南进准备。正在日本的佐尔格、尾崎秀实及时获知口本决策，同时获知德国决心进攻苏联。莫斯科得到这个重要情报，立即将东线防御日本进攻的兵力调往西线，防御德军进攻。10月，日本特务机关逮捕尾崎秀实和佐尔格。
隐藏极深的日本情报小组，面临被全部侦破的危险。就是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中西功仍然坚持工作，11月从满铁绝密通报中看到，日本将于月底结束同美国的谈判，发动南进战事。接获情报的吴纪光分析，日本将在12月8口向美国发动攻击，经过潘汉年同意，吴纪光将这个情报转给军统上海站。潜藏在这里的一个地下共产党员“21号”又将其转报军统总部，戴笠再转报……于是，这个准确预报日本袭击珍珠港时间的战略情报，就由中共情报组织通过国民党情报组织，转给美围情报组织！
这件旷世奇功，中共方而一直深深隐藏。世问所知，只是军统如何获得日本奇袭珍珠港情报，转报美国……
1942年6月，西里龙夫、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等人被捕，“中共谍报团”案爆发。白井行幸等人为反法西斯战争献出生命，西里龙夫被判处死刑未及执行，日本投降后得以释放。同文书院共青团支部书记安斋库治，战后成为口共领袖。
中共华北联络局在天津活动，在口军本问师团发展一个翻译。台儿庄战役前，这个翻译搞剑本问师团进攻台儿庄的作战计划，华北联络局负责人谢甫生立即将情报转送李宗仁在天津的情报员。台儿庄战役胜利之后，李宗仁专门发电感谢这份情报，还寄发百元奖金。电影《血战台儿庄》中，这个事情成为中共支持国民党抗战的一个例证。
中共对日情报工作成效卓着，及时获取日本的战略动向，深入掌握日本与国民党关系，这对中共中央及时开展斗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军统与七十六号势不两 立，相互刺杀，1939年一年就 杀了40多人，把个上海滩杀得 风声鹤唳 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大展身手的舞台。国民党在这个时期的情报工作，却走入困境。抗战兴起，惯于反共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时不好对共产党动手。对日斗争习惯于利用政权力量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还适应不来地下状态。国民党上海区党部、江苏省党部、三青团上海分团部都被李士群连锅端了。
戴笠的军统属于军事情报部门，必须在对日作战上取得成绩。杀人起家的戴笠没有多少战略眼光，急于用杀人博得轰动效应。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逃越南，公开声明与日本合作。戴笠就命令军统特务在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结果汪精卫非但没死，还到南京另行组建一个国民党中央和—个国民政府。
戴笠又要在上海滩干些名堂。那是日本人的地盘，抓瞎的戴笠还得找袁殊这样的人物才能立足。戴笠本想借助袁殊杀掉李士群，一举摧毁汪精卫的特务机关。可是，李士群却棋高一着，率先逮捕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_王天木带头叛变，导致军统上海组织被连锅端。军统行动高手詹森当街刺杀投敌的上海青帮头子季云卿。这季云卿正是李士群的恩师，李士群派人绑架詹森，审讯后枪决。亲信被杀激怒戴笠，义派人刺杀七十六号人马。李士群过去被军统拷打早已结怨，又下令军统被捕人员不投降就枪毙。军统与七十六号势不两立，相互刺杀，1939年一年就杀了40多人，把个上海滩杀得风声鹤唳。
与此同时，潘汉年却兵不血刃，派人打入日本特务机关与军统上海站，暗中获取大量重要情报。
一个停留于行动阶段，一个进入情报层次，国共两党情报斗争的水平，高下可见。
尽管国共双方都有情报、保卫机关，但是，“特务”的臭名声却是都在国民党一方。全民抗战，共产党有了合法地位，有权谴责政府对人民采取特务手段，有权谴责国民党对友党采用特务手段。饱受特务欺凌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当然同声响应。蒋介石一人控制的中统、军统声名狼藉，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是怨声载道。举国上下，批评国民党“全国党化”；国民党党内，批评蒋介石“以特务治党”。一时间，“特务”一词臭不可闻。
中统局长徐恩曾叹道：“共产党对于特务的攻击，就是这样。天天如此，月月如此，穷年累月，永不倦怠地宣传卜．去，一般人的心理上便在不知不觉中受其感染了。于是我所呼吸到的空气逐渐变得有些异样了，起先只是共产党员单独在骂我们，别人没有搭腔，后来社会人士对我们也投以憎恨的眼光，甚至自己阵营的同志也不相信我们。我是感到孤立了，我的同伴们，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是一件‘不名誉’的上作……这一时期，是我的工作最感苦闷的时期，反过来说，当然是敌人最感称心如意的时期了。”
面对共产党的统战攻势，国民党一时处于被动。徐恩曾有个概略叙述：“国共酝酿妥协，我的业务逐渐停顿下来，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日本侵华战事发生，国共再度实行携手，我便完全放弃了对共产党战斗的任务，而转移到配合对日作战方面。不过，这一改变，为期甚暂，不久之后，随着国共纠纷逐渐增加，又重新挑起这副担子。只是那时的形势已变，此后的对共战斗，无论就形式、内容或其结果来说，都不如前一阶段了。”
中统很快就找到打击共产党的新办法，徐恩曾的得意之作始于江西。
1941年冬，江西省会南昌被日军占领，南昌以南的吉安等地仍由国民党控制。国民党特务发现来往旅客中有两个年轻妇女，既不像商人也不像百姓，经叛徒指认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人员。于是，夜间在客店对二人进行突击。中统特工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凡是共产党人必须拥护政府，你们这样的秘密活动违法。”这种说词，使得这两个妇女感到茫然，就同意了。顺藤摸瓜，中统捕获中共赣西南特委17人，而且没有惊动任何人。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国民党尚未发现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徐恩曾十分重视这个线索，立即派中统大特务徐锡根到吉安就地指挥。徐锡根是中共叛徒，当过中央常委，又在特科工作过，十分了解中共秘密工作情况。徐锡根先说服特委宣传部长老杨合作，又诱捕特委组织部长李照贤。李照贤也答应合作，还交出秘密文件，提供赣西南特委和江西省委的地址。
进入省委所在地洋溪山，必须由一个老交通“老铁拐”带路。这是一个1925年的老党员，革命意志十分坚定。中统利用他疼爱幼子的心理，说服合作。三擒三纵，老铁拐仍心向共产党，中统又让三人签字宣誓，合影存照。老铁拐不得不带李照贤上山，路上还建议向组织坦白。还是李照贤说服老铁拐，不如为国民党工作。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也使一些坚定的共产党员产生动摇。
1942年1月，李照贤诱骗省委负责人谢育才、骆其鼎下山探望妻子，中统立即对二人实施突击。面对临产的妻子，谢育才勉强具结文书，骆其鼎表示可以带路去南方局。中统决心利用这个关系进入南方局，可是骆其鼎夫妇却乘夜逃脱。
中统估计骆其鼎不敢刚省委报告，就继续设计，利用老铁拐将省委机关40多人分批诱骗下山，而由中统谎称统战关系予以接待。山上的省委秘密电台，报务员是一对夫妇，因为生孩子不得不下山，被就势安排到特务机关居住。中统派了一个女特务，无微不至地关心产妇，积累感情，待到一定时间之后才公开突击。依照这个巧妙方法，中统对落入网中的地下共产党员逐个招安，将中共赣西南特委连锅端。特委书记黄路平叛变之后还帮助中统设计，控制特委下面的各县组织。
中共江西省委设在人迹稀少山路崎岖的洋溪山中，沿途设有秘密报警的机关。劈开大毛竹，用筷子撑住，连接筷子的绳子又拦在路上。外人经过绊到绳子就会拉掉筷子，毛竹合并就会发出响声，一竹带动一路，响声就会逐步传到省委驻地。这样严密的防卫措施，却防不了叛徒。中统精心策划，由叛徒出面说服，逐步争取省委负责人和警卫人员叛变，就连延安派来的报务人员和译电员也投降了。
1942年间，中共江西省委所属的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都被破坏，两千多党员被捕，两千多农村党员被管训。而远在广东的中共上级机关“南委”却毫不知情！
方方立即电报重庆南方局，周恩来见刭电报脸色尉变，连说糟糕
中统又设计向上发展，企图进而破坏中共在南方的所有组织，直至渗入延安中央。中统控制的江西省委电台灾然呼叫南委电台，谎称电台刚刚修复，还要延安电台的呼号和波长。南委是中共南方局下属机构，负责领导东南、华南地区。南委虽然没有察觉江西省委被破坏，但对于江西电台中断联系三四个月有所警惕。接到江西电台呼叫后，南委书记方方派组织部长郭潜去江西检查，并给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发出明文隐语的联络信件。
中统得到这封联络信件之后，决心诱捕郭潜，并向谢育才询问南委驻地。谢育才见南委危急，扔下婴儿跳窗逃走。中统见不能再采取长期渗透的做法，立即派人抢在谢育才之前行动。
5月26日，方方得知谢育才报来的情况，发报给郭潜。郭潜未及译电就被捕，当晚叛变，第二天带领特务抓捕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人。
方方立即电报重庆南方局。
周恩来见到电报脸色剧变，连说糟糕。他沉思片刻，立即布置童小鹏给南委发报，要正在南委驻地曲江的廖承志即到重庆，或是住到母亲何香凝处。
南委没能联系到廖承志，5月30日，廖承志被捕，6月6日，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和粤北省委重要干部20多人被捕，县级干部40多人被捕。
6月8日，周恩来得知廖承志被捕，立即布置南委负责同志分散隐蔽，断绝公开关系。可是，南委电台已被叛徒出卖，没能收到重庆呼叫。
南委的重要干部被捕，南方局与南委的无线电联络又断绝，周恩来心急如焚。
中统又派出十几个秘密武装人员，到南委秘密机关东江大埔抓捕南委书记方方。这里是老根据地，群众发现特务立即鸣锣报警，上千群众涌来包围特务，掩护方方等人逃脱。
心力交瘁的周恩来小肠疝气复发，6月下旬入院动手术。毛泽东从延安来电，要求周恩来静养。周恩来在医院还不停打听南委消息，临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命令一律不准向周恩来谈工作。7月IO日周恩来的父亲因病逝世，董必武与邓颖超研究之后，暂时瞒着周恩来。7月13日，周恩来出院，得知父亲已去世三日，痛哭不已。哀痛之中的周恩来立即布置南委：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统区党组织一律暂停活动，等待中央决定。
破获中共在南方三省江西、广东、广西的地下组织，徐恩曾十分得意：“这是我和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战斗中的惟一胜利。也是我的全部战斗纪录中经过时间最长，技术上最为成功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