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惨淡经营，1942年底重新组织广东临时省委，1944年恢复各地组织活动。日军打通粤汉线时，中共在南方的地下组织又发动群众抗击，发挥重大作用。
在沦陷区游刃有余的潘汉年，也有失手。
1943年1月，潘汉年护送刘晓等人进入新四军驻地，不久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这样，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又兼任华南局、华中局情报部长。这时，日军又有扫荡迹象，而李士群留下的密码本没有发挥作用。于是，潘汉年重回上海，找李士群要情报。
到了上海，胡均鹤说李士群在苏州，到了苏州，又说李士群在南京，潘汉年虽然有些犹豫，但还是跟胡均鹤去了南京。到了南京，李士群不在，他手下的特务倒是热情迎接，大摆宴席，大排麻将，有意将潘汉年的秘密行动公开化。第二天，李士群与潘汉年见面，急切地说：“日本人现在重视重庆的关系，想依靠重庆来搞和平运动，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打算搞议会运动，想和你谈谈。”
潘汉年顿时明白，自己上了李士群的当。
李士群与周佛海两人，一直在汪精卫面前争功邀宠，周佛海暗通国民党军统，原属中统的李士群就联络共产党。面临日本人诱降重庆蒋介石的局面，汪精卫正在担心自己的地位。李士群在此时引见中共代表，其实是为了汪精卫的需要。
回到上海，李士群又邀请潘汉年与日本军官都甲大佐见面。这个都甲大佐是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七十六号的顾问。他客气地向潘汉年介绍清乡的目的，希望新四军不要破坏津浦路南段的铁路交通。
看来，日军已经承认新四军不可“剿灭”的现实，准备放弃农村只保城市和交通了。
李士群又邀潘汉年见面。这时潘汉年已经感到，此人并非真心投靠，而是想利用共产党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把李士群应付过去。
这年夏天，李士群在内部斗争中失势，被日本人毒死。潘汉年经营四年的这条情报线索，随之中断。
潘汉年当时没有想到，这次与汪精卫的会面，会产生那样大的后果。
回到淮南根据地，潘汉年本想向领导汇报这次会面，可是，饶漱石正在发动整风，连新四军军长陈毅都整。潘汉年若是在此时汇报这次未经事先请示的会面，后果难料。潘汉年犹豫了。国民党不知是否得到什么消息，在报纸上鼓噪，共产党派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勾结汉奸。延安方面没有收到潘汉年有关报告，立即辟谣。
后来，潘汉年到延安开会见到毛泽东，正想说出此事，毛泽东主动说：“中央信任你！”潘汉年一犹豫，错过机会。一直到建国后，扬帆案件牵扯胡均鹤被捕，潘汉年才向陈毅汇报自己当年与汪精卫的见面。毛泽东得知此事大为震惊，当即批示：“此人从此不可重用。”以后，就发生潘汉年后半生入狱的悲剧。
情报工作，常常是单线联系，一旦上级出了问题，旁人很难提供证明。潘汉年受到怀疑，连累本系统大批秘密情报人员。华克之、袁殊、关露等人都被捕了。直到1982年，这批人才得以同潘汉年一起平反昭雪。
以往，人们知道，毛泽东有六位亲人为革命献出生命。其实，若是算上远亲，毛家死的还要多些。毛泽东的家族还为情报工作做出了牺牲。
1938年，毛泽东的侄子毛远耀和表侄王德恒从白区到延安，同在抗大三期二大队九队学习。同学中，强万夫在山西牺盟会入党，算抗战以前的老党员，帮助毛远耀恢复了组织关系，又介绍王仲方、艾叶、铁军入党。强万夫还陪王德恒去凤凰山见毛泽东。
抗大毕业后，毛远耀分配到八路军印刷所任所长。王德恒年纪较大，当过记者，写过书，抗大毕业后被派往囡统区工作。国民党特务发现王德恒是毛泽东的亲戚，趁其乘坐江轮的时候，将其打死在江水中。王德恒牺牲的时候，女儿王海容还没有出生。
出行南方之前，华克之向毛泽东表态：从此隐姓埋名，宁可烂入泥沙！建国后关露因潘汉年案牵连被捕，出狱后身居陋室，没有等到彻底平反就去世了。人们发现，遗物只有一张恋人的照片。关露与王炳南相恋多年，抗战胜利后得以相聚。但是，王炳南从事外交工作，从大局出发中止与关露的恋爱。于是，关露的后半生在孤独中度过。
这就是不少情工人员的悲剧命运。
军统特务沈之岳，声称自己曾经潜入延安，做过毛泽东 的秘书。究竟是真是假？
黄河天堑和潼关天险阻挡日军进入陕西，延安始终处于后方，尽管日本特务机关力图渗入延安，但还是难以实现。对延安威胁最大的间谍活动，实际来自国民党。
中共于1936年底进入延安。1937年5月，蒋介石派遣中将高参涂思宗率团访问延安，军队系统的特工科长杨蔚混入活动。1937年冬天，徐恩曾派人到延安“作了一次探险旅行”，了解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新策略。这个间谍从延安搞到一本题名《党的策略路线》的书，据说是张浩在“抗日大学”讲课的教材。还有一个军统特务沈之岳，声称自己曾经潜入延安，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到各个国民党特务机关介绍间谍经验，风光一时。国民党撤到台湾之后，此人高升“内政部调查局”副局长，也许与这段秘书经历有关。
国民党特务当了毛泽东的秘书？这可是极其重要的大间谍！可是，作者向当时中共中央警卫工作的负责人汪东兴、刘坚夫等人打听，他们都肯定地回答：毛泽东没有用过沈之岳这个秘书。又询问曾经长期负责反间谍工作的凌云，才打听清楚。原来，这沈之岳确实曾经进入延安，1937年8月在抗大二期学习，而且混入共产党组织。后来看到延安政审严格，此人就悄悄溜了。什么担任毛泽东的秘书，那是吹牛！
无论自称的间谍成绩有多大水分，中统、军统做延安工作还是十分出力。
围绕陕甘宁边区，中统原有山西、陕西、宁夏等省级区室，又建立洛川、榆林、彬县、西峰等引区级区室。延安、甘泉、富县等地的邮电局中都有中统特工，中统特务梅某还担任延安电报局局长。
西安事变爆发，军统西北区一度垮台，很快又恢复。1941年，军统进行针对延安的组织大调整。
如何派遣特工潜入边区，中统、军统都想了不少点子。在边境地区拉拢人员建立秘密组织，在行商、小贩中发展关系混入延安，还专门训练谍报人员打入中共组织，但是，这些手段都收效不大。
对共谍报，国民党以往的成功大多来自中共的叛徒。因此，中统特别重视采用“突击”政策。所谓“突击”，就是对中共成员进行秘密逮捕，强制说服，拉拢其为内线，而后秘密释放。突击活动先后有“内线突击”、“自首政策”、“一和二运动”。1940年，中统又下文在全国各省室开展“高级特情突击竞赛”，要求以中共分局、省委、区委、地委、县委各级与后方留守机关的高级负责人为对象，定10-12个月为突击期，由各省室主任及实验区长亲自主持，每单位完成1-2人为合格。
国共两党在抗战中成了公开的“友党”，两党之间的暗中特务活动本应自然消亡，但是，公开归公开，暗地里却是另一番图景。
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归纳敌情：“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要打明的仗，还要打暗的仗。暗的仗因为是暗，许多人不大注意；正因为是暗，打的胜负常常比几师人几军人胜负的结果还要大，打的战略战术也常常比明仗还要复杂深奥。这就是反敌探奸细反共特务的斗争，叫做锄奸保卫工作。”
在共产党的词典中，“明仗”是“军事斗争”，“暗仗”是“隐蔽斗争”。
边区政府报告指出：“暗的敌人”来自两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反共分子的特务。
如果说中共对于日本的谍报机关还了解不够的话，国特机关则是老对手了。
作为边区的反间谍机关，边保对于国民党特务的估计相当充分，连续下发指导锄奸工作的文件。面对日益加重的反间谍任务，边保重视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建立自己的监听电台，配备技术人员和密码破译人员，还创办情报刊物《书报简讯》，定期向中央机关和其他部门通报敌特情况。
针对国民党在边区周围的情报据点，边保也设立自己的情报据点。面对南、西、北、东四个方向的国民党谍报力量，边保于1941年增设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四个分处。
边区的锄奸工作还注意将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结合进行。将原来是政府机关的“锄奸委员会”改为群众团体，由乡参议会在公民中选定七人组成，乡长、锄奸主任、自卫军连长为当然委员，负责动员群众进行公开的锄奸工作。
日本特务机关培训了一个中国间谍王玉田，作为巡回教师混入根据地，在晋西北被逮捕，送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将这个巡回教师变成巡回反面教员，向各地介绍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特点。通过破获日本特务，中社部还掌握了日本人与阎锡山秘密谈判的情况，中共中央适时进行公开揭露，制止国民党方面的投降企图。
建立间谍，打进去难，拉
出来容易。但是共产党为什么
却只能“打进去”呢？
延安有所日本公民学校，各根据地抓到的日本俘虏集中到这里，由日共领导人冈野进（即后来的日共中央主席野坂参三）教育培训。这里的日本学员很多都转变思想，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还组成“日本反帝大同盟”，向日本人和国外宣传抗日思想，策反侵华日军。因此，这个学校也就成为日本特务机关的渗入破坏对象。
有个日本兵学员被借调到边区高等法院协助工作，同时监管改造。说是监管，其实相当自由，这个日本人满延安晃荡，抗大上课去旁听，部队训练去观看，延安召开群众大会还上台发言，显得相当进步。后来因为受怀疑而被捕，两个战士押送，一人放下枪去大便，这个日本人便抢枪打死两个押送战士，用指南针引导向黄河方向逃跑。边区各地都有锄奸组织，这个日本人混不过关卡，就强迫农民做饭，却被农民悄悄报告锄奸部门。就在这个日本特务用裤子装满馒头，扛在脖子上赶路的时候，延安市公安局派出的一个班及时赶到，将其击毙。
陕甘宁边区的锄奸工作既声势浩大，又组织严密，明里暗里织就天罗地网。无论是日本特务还是国民党特务，都将派往边区视为畏途。沈之岳等人进来不久，看到前程危险，就自己开溜了。
建立间谍，一般有两种方式：打进去，拉出来。
打进去——派遣自己的秘密情报员潜入敌特机关充当内线。
拉出来——争取敌特机关的人员为我服务充当内线。
间谍工作的实践证明：“打进去”比“拉出来”要难得多。任何一方的情报、保卫机关都十分重视入口，新人加入一律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入口之后，还有重兵把守的通道。混过政审加入组织的间谍，要想调到能够掌握情报的岗位，还要经过多道筛选。因此，派遣间谍建立内线，往往是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难以适时收到效果。
选择敌特机关之中关键岗位的人员，加以诱导，使其为我服务，则是立竿见影的事情。国民党早已在使用中共叛徒上尝到甜头，因此特别注重对中共采用“拉出来”方针。抗战初期，国民党拉出去中共政治局委员张国焘，拉出去红军高级干部徐梦秋，拉出去不少共产党干部。国民党毕竟掌握全国政权，施展“拉出去”的方略相对便利。
边保的富平外勤据点，位于“囊形地带”关中分区的南端，正是对西安斗争的最前线。1941年年底的一天，关中剧团的团长何志德急匆匆来到设在交道镇的外勤据点报告：自己的族兄何某叛变，拉拢自己投敌！
接待何志德的边保外勤干部秦平大吃一惊——这何某可是个着名的进步人士！西安事变前后，何某是“西北青年救国会”的领袖人物，遭受国民党的迫害，位列闻名遐迩的“西北五青年”之一。此人怎能叛变呢？
秦平原名强万夫，山西介休人，1936年参加牺盟会，1937年到山西决死队从军，10月由钟赤兵介绍到延安找周兴。起初在抗大锄奸部，1938年2月调到边保一科（情报科），后来到陇东做外勤工作。1941年2月，刚从陇东调回延安的强万夫，又被布鲁派到边保的富平外勤据点，公开身份是警备司令部的联络科长。同事张季平说：“你强万夫这个名字敌人知晓，给你改个名，我叫季平，高鹏飞叫富平，你就叫秦平吧！”于是，强万夫就变成秦平了。
何志德向秦平详叙经过。富平一带是国统区与边区的交界之地，何志德在边区剧团工作，族兄何某就在五里外的国统区淳化县通润镇税务局工作。前些日子，何某托人捎话，说是有要事相商，要找何志德面谈。路又不远，何志德没有请示组织就当晚上路，从小路绕过国民党的检查站，顺利到达通润镇，见到何某就发现不对头。何某明确要求何志德秘密自首，在边区充当中统的内线！何志德不答应，何某就拉下脸子威胁。磨到半夜，何志德假装解手，披着何某的棉大衣，连夜跑回边区。
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与富平外勤组长曲及先研究决定：诱捕何某。
何志德假装同意何某的要求，托人捎话过去，约到边境的一个小村见面。何某一来就被秘密逮捕，押到地委驻地马栏镇。突击审讯发现，何某被国民党逮捕之后自首叛变，加入了中统特务组织。考虑到何某过去的革命经历，边保外勤组打算将其逆用，派回中统充当内线。
何某没有等到释放就冒险逃亡。这天清晨，乘警卫战士疏忽之机，何某突然窜出禁闭室，战士猛追，可那何某跑得比兔子还快，眼看就要翻过杨家山。警卫队长王天民是个神枪手，操枪瞄准。秦平大喊：“王天民！不要打死，往地下打！”王天民朝何某脚下开枪，打起的石头击中何某的脚面，何某当即倒地，被追去的战士捕获。
周恩来创立特科的时候，特别注意运用“拉出来”的策略，曾经从国民党中拉出鲍君甫，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接连执掌中央的左倾领导却满眼都是死敌，在党内搞“残酷斗争”，对中间派要“无情打击”，至于敌人营垒嘛，更是“铁板一块”。连自己人都要推出去，根本谈不上“拉出来”。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秘密工作方面也纠正了过去的左倾政策。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过来。”
中共的“拉出来”不只是搞情报，还包括搞统战，搞外 交，广交朋友
在军事上擅长积极防御的中共，在情报战中也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对付国民党的“拉”，共产党最好的防御也是“拉”，以“拉出来”对“拉出去”。虽然没有掌握全国政权，却引领着全国的进步思潮，这就是共产党能够“拉出来”的独有优势。
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
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读书时深受一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可是这个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张蔚林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军统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亲自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后来，张蔚林又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工作。在后方，张蔚林又亲眼看到国民党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无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军统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
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
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还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接待这两个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系统工作，获取情报。不久，又发展二人为秘密共产党员。
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负责监听重庆地区的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这两个从军统之中拉出来的内线力量，组成潜伏在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
由谁联络呢？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手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女情工人员，中央组织部刚从延安派来的黎琳。
黎琳原名余硕卿，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结识中共四川省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女儿车崇英。车崇英介绍余硕卿等进步同学加入“民先队”，在成都宣传抗日。在车耀先的支持下，余硕卿等十个同学又秘密前往延安。在陕北抗大读书的余硕卿改名黎琳，成为延安的一个活跃人物。每当集会，黎琳都指挥大家拉歌，保留节目是《拿起刀枪干一场》，以至于赢得“干一场”的外号。抗大毕业后，黎琳又参加军委的无线电训练班。考虑到黎琳的姐夫是川军师长，中央组织部将她派回四川，准备做川军上层的统战工作。
黎琳到曾家岩八办报到时，叶剑英正在物色人选联络军统的电讯小组，于是，黎琳又改名张露萍，成了张蔚林的妹妹。
张露萍在军统中又发展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人，建立了军统之中的共产党支部，年方二十的张露萍任支部书记。
这个秘密支部很快拿到军统所有电台的呼号、波长，这就使得军统的秘密电波无处匿藏，都暴露于中共侦听之下。通过赵力耕、杨洗这两个报务员，张露萍可以拿到军统总台收发的电报稿，就和冯传庆、张蔚林一起琢磨破译。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情报小组携带电台潜入陕甘宁边区。这个情报提前发到延安，军统的情报小组刚刚进入边区，就被守候的边保人员捕获。这个案例被共产党公布，作为国民党对友党进行谍报活动的证据，搞得戴笠相当被动。
共产党最会利用这个国民党的“死穴”。凡有国民党高级官员路过延安，毛泽东大多亲自交往。1938年5月，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去西安公干，回驻地榆林路过延安，不住边区政府的交际处，却在骡马大店落脚。在延安全城布有眼线的公安局得知情况迅速上报。
毛泽东十分重视邓宝珊的到来，立即指示交际处长金城热情招待，自己上门看望。邓宝珊与毛泽东交谈甚欢，第二天又应邀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参观，竟至盘桓一周，成为共产党的好朋友。邓宝珊原是西北军将领，被蒋介石从甘肃排挤到榆林。这个扼守延安东北通路的国民党上将，从不参加反共军事行动，缓解了陕甘宁边区北面的压力，还把女儿送到延安抗大学习。
抗战期间的中国政坛趋向民主，各方高手得以登台较量。蒋介石惯于运用特工手段，惹得中外舆论纷纷谴责。毛泽东、周恩来则眼界宽广，中共的“拉出来”不只是搞情报，还包括搞统战，搞外交，广交朋友。
最危险的“美帝国主义”，也来到延安了。
1943年7月，美军观察组飞抵延安。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苏联和美同变成盟友，中共也与美国合作抗日。美军在延安观察组可不简单，领队包瑞德上校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参谋部的情报官员，中国通谢伟思、戴维斯是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上威上将的政治顾问，如果说这个观察组的成员都是特务，并不过分。
中共中央为了接待这个美军观察组，特意成立一个外事组，中央办公厅的杨尚昆任组长，中社部的王世英和交际处长金城任副组长。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的当天，毛泽东亲自宴请交谈，八路军作战室敞开参观，交际处架好无线电天线，联防司令部腾出最好的石头窑洞，这种态度，这种效率，顿时使得美军观察组感到延安的善意。国民党倒是号称与美军友好，可美军要求在重庆架设一部无线电天线，居然要十几天才能完成。
中美之间抗日大方向一致，情报合作互利互惠。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掌握了中共的大量实情，也为中共带来外面的报刊信息，定期航班还为各根据地领导干部往来延安提供方便。这种合作一直贯穿到抗战胜利，新上台的杜鲁门政府倾向反共，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这个观察组才撤离延安。
抗战期间，中共对美工作相当成功。重庆的美国新闻处中，就有多名中共党员协助工作。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始终主张使用八路军抗战，招致坚决反共的蒋介石与美方摊牌，撤换了史迪威。
蒋介石丢失大陆后，美国掀起麦卡锡主义反共浪潮，谢伟思和戴维斯还遭到政治迫害。
20世纪70年代，中美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抗战期间的驻华美国人士也恢复了名誉。他们认为，若是按照当年延安的势头去做，中美不至于交恶30年！
中统始终不知，自己的陕西省室负责人，隐蔽身份却是中共特别党员、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对于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叛徒始终是最大的安全威胁。1928年成立特科，“打狗队”打的就是叛徒。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破获白区几乎全部地下共产党组织，靠的就是顾顺章等叛徒。
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又会在工作场合遇见过去的叛徒，不免反感。山西的阎锡山利用这种矛盾，有意在牺盟会中使用大量叛徒干部，压制共产党员。如何对待叛徒，就成为对中共政策水平的考验。1942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概括情报工作的政策，明确提出：“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前提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中央政策解除了下面的顾虑，牺盟会中的共产党员注意团结争取过去的叛徒，两股力量联合对付山西的顽固势力，有效地控制了牺盟会和山西新军。
正在西安建立秘密电台的王超北，遇到一个线索。1941年，地下党员武少文告诉王超北，老相识李茂堂希望重新为党工作。李茂堂和王超北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来都被敌人逮捕，王超北出狱后重新接上组织关系，李茂堂却自首留于中统，两人分道扬镳。身在中统的李茂堂，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中统兰州站工作的李茂堂急切找党，就委托表兄武少文来找王超北。王超北即将此事向西安八办请示。经延安同意，由王超北联系李茂堂。
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李茂堂争取从兰州调到西安，任中统陕西省室副主任。从此，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核心位置埋藏一个共产党特情！统管对边区特务活动的天水行营“党政军特联会报”，会议记录一次不落地送到延安。延安还有了中统的密码本，漫天飞舞的中统密电，将机密情报白送中共情报部。
进入中统高层的李茂堂，了解到国民党高层“朱系”与“GC系”的矛盾。抗战初期，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任用亲信王季高为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这样，CC派在中央组织部的徐恩曾和陕西党部的杨大乾、李犹龙等人十分不满。王超北、李茂堂与潜藏在国民党陕西党部的中共情报员陈子敬暗中商议，决定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夺取更高的权力。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年会之际，李茂堂带头向王季高发难，质问为什么扣押给上级的报告。不等王季高回答，早已埋伏在门外的CC派人马一拥而入，锁上大门，切断电话，围殴上级领导！省党部主任委员王季高、组训处长翟绍武被部下打得鼻青脸肿，无路可逃。打够了，李犹龙才出来解围。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闻讯大怒，一状告到总裁处，蒋介石亲自下令，李茂堂被戴上手铐脚镣，专机押送重庆。CC系早有准备，陈立夫、陈果夫也向蒋介石告状。官司打下来，陈果夫接任朱家骅的组织部长，谷正鼎接任王季高的陕西省党部主任。CC派大获全胜，在西安为李茂堂召开庆功会。论功行赏，李茂堂被任命为中统陕西省室主任、西北局专员，掌握了陕西中统的最高权力。中共情报部门这个内线力量打入的层次可是够高。
国民党在西安有多个集中营，专门收容中共地下党员和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国民党没有理由继续关押，可又不甘心放虎归山。身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党政军特联会报秘书长的谷正鼎，设计了一条毒计：派遣一个叛徒，以苦肉计方式取得难友信任，而后策动大家逃跑，再由监管当局借口制止越狱打死全部犯人。
集中营里来了一个新犯人，这个犯人多次带头项撞监管当局，多次受到严刑惩罚，俨然敢斗分子。一天，周围的警戒人员突然不见了，此人振臂高呼：“同志们，机会来了，逃啊！”就在他带头爬上高墙的时候，难友们把他拉下来，一顿臭揍。当场毙命。逃犯被犯人打死，监管当局也无计可施。谷正鼎吃了一个哑巴亏，却不知害己的正是亲信李茂堂。
中统对边区的谍报工作缺乏成绩，谷正鼎面子上很是下不去。李茂堂又自告奋勇，亲自到延安走一遭！
李茂堂在延安受到中共中央情报部的热情接待。中情部考察认为，李茂堂虽然曾经自首，但没有出卖组织，现在又有突出贡献，决定发展李茂堂为“特别党员”。亲自批准李茂堂入党的毛泽东笑道：“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入党。”
可不！介绍人罗青长是中社部一室主任、汪东兴是二室主任，发展对象李茂堂是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三个主任身任国共两方的特务头子，却都是中共党员！
中情部部长康生也高兴地宣布任命：王超北为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平安回到西安的李茂堂，又受到中统上级的嘉奖。中统始终不知，自己的陕西省室负责人，隐蔽身份却是中共特别党员、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本来是苏联派到日本的间谍，可是一转眼就变成了日本派到中国的间谍
向敌方派遣间谍，同时反对敌方派来的间谍；又要针对敌方的反间谍措施而采取新的间谍行动，同时继续反对敌方间谍的新行动……间谍战争的复杂程度，一般人难以理解。
1941年冬天，一对夫妻从敌占区来到延安市郊的枣园，被安排住在～排窑洞的尾巴上。
这对受到中社部款待的夫妻，男子张某是个知识分子，女子田某是个工人，原本是苏军情报组的间谍。苏军试图在日军后方建立情报网，要求中共提供人选，协助培训外派。这对夫妻经过苏方培训后，派到敌占区沈阳工作，现在突然回到延安，不知何故。
这天，正在值班的中社部秘书王初接到《解放日报》寄给一室主任汪金祥的一封信：你们那里有个张帆寄来的诗稿，我们看没有什么意思，做退稿处理。王初细读，这首短诗也就是什么“我已经到了西北高原，遥望大兴安岭……”没有什么诗味，却暗含受到控制的意思。从时间与内容判断，大概是这对刚刚返回延安的夫妻的作品。汪金祥把信压下来研究。
没几天，中社部又接到《解放日报》退稿，全是类似内容，一连三次。什么重要稿件非要接二连三地投寄？这引起汪金祥重视，中社部开始调查。从延安到国统区到沦陷区，中社部都建有秘密交通线。沿着这对夫妻的路线查问各个交通站，回电都说，这对夫妻抵达后，就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诗。发表文章并不奇怪，但是每到一处都如此操作，就像是在通报自己的行程。中社部又询问沈阳，得知这二人返回延安并未经过领导同意，实属擅自行动。
汪金祥和陈龙找张某谈话，王初记录。陈龙特别善于从审讯之中，甚至是交谈之中发现矛盾。陈龙问张某到沈阳如何开展工作，张某说开个小杂货店作为掩护。陈龙又问什么人买，张某说开始没人，后来慢慢来人。陈龙又问什么人来，张某说是白俄。陈龙又问白俄怎么说话，这下张某卡壳了。陈龙是东北人，懂得一些俄语，张某不敢再往下说，顶住不讲。
于是将夫妻两人隔离，单独与田某谈话。这女人是个淳朴的工人，组织上问什么都照实回答。
原来，这二人奉苏军情报组之命到沈阳做情报工作，在杂货店里隐藏无线电台。白俄买水果的时候使用俄语，张某就用俄语答话，这就使得白俄惊疑。以后，又有中国人来买东西，还偷看田某记账，见账目写得相当清楚，不像家庭妇女，又增加怀疑。一天晚上，张某正在发报，日军的监听车突然驶来，将两人逮捕。日军早想派人打入延安，苦于沿途根据地群众锄奸组织严密，难以实现。现在捉到两个延安来的间谍，就决心逆用。日本人布置这二人到延安后长期潜伏，一般不搞组织联络。为了通报情况，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显然，苏军情报组的这对间谍夫妻已经被反用，成为日军间谍。中社部立即将男子张某逮捕，坦白的田某则被送到西北公学的情报训练班学习，后来还入了党。
按照布鲁的说法，这个案例就是“反反侦察”。我方派出侦察的间谍，被敌方采取反侦察措施逆用，而后，我方再采取反反侦察措旋……
陕甘宁边区的保卫干部大多是工农出身，生活经历比较简单，抗日战争的来临，一下把空前复杂的谍报斗争摆在大家面前。
各根据地送来一些奇特人物。
四个白俄，从东北沦陷区辗转而来，莫名其妙地路过边区，被送到延安收审。
一个日本女人，汉话不懂几句，见人就鞠躬。不宜关押，留在保安处帮干部带孩子。
两个自称满清皇族后裔的人找到延安联络，这个“爱新觉罗博德”从藏氏帽子的缝口中撕出一封写在绸子上的介绍信，上书“北洋大臣内帘办事”。
一个东北汉子，关在边保还唱满洲国国歌，每天洗冷水澡。
全国抗战，搅动五湖四海，各党各派、三教九流，都在秘密活动，很难判定谁是敌特、谁是间谍。
就是边区当地，情况也不简单。
旬邑县职田镇位于边区与国统区交界地带，这里的杨家与肖家是冤家世仇，肖家人参加革命，被杨家人挤兑得无法立足。为了保全家族，肖某投降国民党借刀杀仇，但又不反对共产党，不时托人给新正县保安科捎情报。国民党那里有一个姓张的叛徒要肖某写情报，肖某不肯，那人就威胁要控告肖某私通共产党。肖某为了保住自己，就抢先控告姓张的私通边区。两人闹得连国特机关都不相信了。锄奸运动中，边保逮捕了肖某，肖某痛哭流涕地交待全部事实，表示自己叛变完全是为了家族利益，绝不危害边区。后来，这肖某也确实把家搬到边区，当个普通老百姓，再也不为国特工作。
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员，儡遇国民党特务策反，又由自己的叔叔介绍给共产党，一下成了双重间谍！
边境地带敌我交错，兵、匪、谍、民，身份不时变换，情报、保卫干部必须具体了解社会情况，准确掌握政策。
边保的干部开始接触一个复杂的题目：双重间谍。
所谓“双重间谍”（两面间谍、逆用间谍）有两种含义：
一个间谍同时为相互敌对的两个间谍机关服务，“脚踩两只船”！这种双重间谍最令间谍机关头痛，有奶就是娘，谁知他真心为谁？
通过为一方的假服务来达到为另一方真服务，“身在曹营心在汉”。这第二种间谍也令间谍机关警惕，不要被对方拉了过去。
无论哪种双重间谍，在间谍活动之中都属较高级别，较高难度。
边保也有了一个双重间谍。
在边区当小学教员的杨宏超，收到国统区寄来的策反信件向上汇报。边保关中外勤组乘机派这个杨宏超打入中统。为了使杨宏超赢得中统信任，外勤组还给杨宏超一些假情报、假特情。杨宏超果然被中统任命为“专任调工”，搞回不少情报。后来，中社部检查工作时批评边保，关中的假特情给高了，连县委书记都成了国特，这是壮大敌人力量，必须撤掉。关中地委和外勤组研究决定，由新正县委书记李科等人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辟谣。这下，杨宏超在中统那边就有些被动。不久，负责与杨宏超单线联系的外勤组长曲及先调回延安，由秦平接手工作。但是，杨宏超送来的情报越来越少，有时也就是些马路新闻。
就在这时，边区银行关中分行的行长周崇德，将一个叫文彬的人送到秦平这里审查。这个文彬过去是周崇德的下级，后来去了国统区，现在回来找周崇德求职。谈话中秦平很快发现疑点：文彬做周崇德下级是在陇东分行，而周崇德调来关叶1不久，文彬怎能很快知道？
经过审问，文彬交待内情。文彬回国统区老家结婚，本来准备很快回边区工作，却被国民党旬邑县党部秘密逮捕，中统特务蒲玉阶和杨宏超强迫文彬回边区策反周崇德。
最近边界形势紧张，国民党随时可能发动军事进攻，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另找出路。这杨宏超本是关中外勤组派往中统的内线，近来却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现在又派人策反关中干部？叛徒何某那样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关中外勤组长秦平不得不怀疑杨宏超。
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得知此事，率队来关中秘密逮捕杨宏超。后来，杨宏超案成为延安审干运动之中的典型案例，杨宏超的叔叔杨远耀是陕北的老党员，此案又牵扯到陕西党。
杨宏超只是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员，偶遇国民党特务策反，又由自己的叔叔介绍给共产党，一下成了双重间谍！
反间谍，确实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都知道派遣间谍打入敌特机关十分困难，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反间谍不比派间谍容易。
间谍被捕，常规的做法是 立即中断联系。但是，李启明 却继续与鲁南打得火热
1940年绥德解放，鲁南情报组并未暴露身份，崔际胜随同何绍南残部撤往榆林，鲁南和龚震则被八路军俘虏。边保精心设计，以遣送俘虏的方式，又将鲁南和龚震派往国统区。
鲁南情报组继续在敌方内部活动。3月，鲁南到绥远，打入国民党第一游击军张砺生部任一总队特务营书记，发展营副王致祥和军官张永昌。10月，鲁南发觉一总队司令冀聘之对自己有所怀疑，就把崔际胜派到伊克昭盟札萨旗保安队落脚，自己和龚震回延安汇报。当年冬天，李启明又派鲁南回绥远工作。鲁南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结识国民党神木县书记长，以此跳板转入马占山的骑兵5师。鲁南与此前潜伏在伊克昭盟的巴克昌合作，收集绥远蒙政会与国民党蒙旗党部的情报。1941年夏天，鲁南又打入伊克昭盟首府东胜任贸易管理局秘书，又任用龚震当办事员，让崔际胜当听差。这个重新聚拢的情报组，又获得国民党在蒙旗地区的情报和军统东胜稽查所的电报密码。
顺势派遣间谍进入敌方内部，长期发挥作用，延安的派遣工作颇有长远眼光。
为了发展情报关系，善于交往的龚震在东胜积极活动，办了一个小型俱乐部，这就引起军统怀疑，一个从绥德逃来的国民党军官又认出鲁南，导致两人被捕。军统突击审问，龚震承认是延安的情报人员，鲁南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情报关系。在此期间，鲁南设法向延安捎信，说自己“生了一场病”。
李启明一段时间没有得到鲁南的消息，正在担心是否出了问题，接到这个生病的信息，当即明白这是暗示鲁南已经被捕。
军统相当重视手中的共产党间谍，又企图逆用鲁南打入共产党情报机关。军统继续羁押鲁南，同时要他推荐一个交通回绥德联络，鲁南就推荐了崔际胜。军统十分得意，这是创造了一个巧妙的反间谍案例啊！
崔际胜到了边区的米脂，却将鲁南密信交给边保，证实鲁南已经被捕。
间谍被捕，常规的做法是立即中断联系。但是，李启明却另有打算。
建立鲁南这个内线力量，李启明做过发现、考察、培养的完整工作。鲁南原名赵锡鸿，曾用名赵学民、赵伯之，本是山东新泰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同国民党部队撤出山东，一直寻求抗日。1939年，鲁南只身来到延安要求参加革命，由于没有介绍信被交际处拒绝。于是，鲁南转到绥德，在国民党保安司令部当了上尉书记。在绥德，鲁南又主动找共产党驻军司令陈奇涵要求工作。经过李启明的考察，鲁南被发展为边保的情报关系。鲁南在绥德发展的情报网，确实做出重要成绩。被捕后及时通报组织也证明鲁南仍然忠于我方。
李启明决定，利用敌人对鲁南的逆用，再做一次回击。于是，李启明也回了一封密信，装作不知鲁南已经被捕，继续给他布置任务。
复信到了绥远，军统果然中计，非但释放鲁南，而且让他在东胜三青团做秘书。这样，鲁南又能继续为边保提供情报。
1942年春，担任八战区缉私处长的军统头子马汉三，又调鲁南和龚震到绥远国民党省府所在地陕坝，策划派遣鲁南到延安工作。此时，李启明也通知鲁南回延安参加整风。国共两方的情报上级都要求鲁南到延安，鲁南当然乐得从命。到了延安，鲁南立即向组织上汇报自己在绥远被国特突击的全部情况，此时，鲁南还不是共产党员。
整风审干后，鲁南又被派往绥远，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特联会报”任秘书，掌握绥远地区的情报，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也是个使用反间计的高手。
1932年，共产党员许继慎等人奉命创建鄂豫皖根据地。这个黄埔学生骁勇善战，打得蒋介石这个老师没得办法。蒋介石的本事，论打仗评价不高，搞特务却是独步天下。蒋介石派遣了两个特务，冒充国民党改组派，到苏区与许继慎联络。两个特务落到保卫局手中，供认许继慎是国民党内线。于是，国民党打不垮的许继慎，死在内部肃反的刀下。
洛川位于延安南面180里，西安路途的第一大城。国民党在这里建立了很强的特务组织，中统驻洛川调统室主任单不移是个老牌特务。而边保驻洛川外勤组的组长赵去非，则是个情报新手。
赵去非到洛川任外勤组长，立即着手物色情报人员。
甘泉小学校长石志文是国民党从西安派来的。赵去非考察发现，此人虽是国民党员，但并非特务，而且为人正派，思想进步，是个可以发展的力量。赵去非找石志文谈话，一下捅破窗户纸，要求石志文为共产党搞情报。石志文当时还没有这个勇气，犹豫起来。
赵去非激将：“我们谈到这个程度，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石志文也激动了：“我要是干就像个干革命的，要不就不干！”
赵去非这次短促突击够愣，石志文后来笑谈，自己参加革命是赵去非逼的！
石志文当时的心理是，共产党要是利用我，我就不干，要是看做自己人，我就干！
赵去非十分欣赏石志文这个态度，立即给他一些情报，要他主动送给中统。石志文受到中统信任，被派到西安受训。回到甘泉，石志文把这个训练班几十个特务的人名、化名和派遣方向全部写出来交给赵去非。边保与中社部核对，两个系统送来的情报完全一致。
1940年初共产党驱逐甘泉县国民党政权，赵去非指示石志文乘机随同撤出。这样，石志文又进入中统陕西省室，专门负责预审被捕的共产党员。后来，洛川的中统干部齐开章投奔边区，石志文又乘机要求调回洛川，被任命为洛川县政府指导员。这样，赵去非在国民党洛川县政府就有了自己人。
地下党员程永和到了中统还骂军统整人，朱宜之非但不怀疑程永和，反而更加信任他
中社部也有内线在洛川。
洛川县政府的教育科长程永和，其实是中央社会部派出的情报员。
程永和本是天津南开大学英文系的学生，地下共产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出狱后到延安上抗大。中社部选中程永和，派到情报据点西北旅社当会计，协助经理汪金祥工作。
鉴于程永和能力很强，中社部又将其派到马豫章的肤施县政府工作，并相机调往西安。国民党不知程永和过去经历，见他文化程度高，字写得漂亮，英文也好，就调到中统省室工作。后来，又将其调到洛川，公开身份是教育科长，其实是中统的“专任调工”、陕西调统室驻洛川专区中心情报组组长、特种教育督导团团长。
程永和性格随和，很快和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县调统室主任搞到一起，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系统特务有什么动向，大家都向他吹。无论是洛川派往边区的特务，还是西安路经洛川的特务，都被程永和通报给赵去非。县里有石志文，专署有程永和，中统驻洛川的专区和县机关，都有赵去非的人了。
程永和整天装两面派，言行都得稳重，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次出差西安，程永和带了一本《联共（布）党史》在路上看，火车上被人发现，到站就被军统当作共产党特务抓住。
押送途中，程永和紧张寻摸对策，刚被送到军统，立即就炸：“你们军统有没有别的本事？有本事整共产党，整我干什么？”
这下就把军统骂懵了，忙问程永和是什么人。
程永和硬气地说：“你们不是要整中统吗？问问朱宜之，看看我是不是中统的人！”
军统给中统陕西省室主任朱宜之打电话，朱宜之说：“是我的人，送到我这儿吧！”
国民党两大特务系统向有矛盾，程永和到了中统还骂军统整人，朱宜之非但不怀疑程永和，反而更加信任他。
程永和在中统混得挺好，西安几次要调，赵去非就是不放。程永和1938年到延安，在洛川一千就是五六年，40多岁还没有结婚。
这个英俊潇洒的国民党官员在洛川是个金牌王老五，有个漂亮女人总是追求他。可那女人是国民党员，程永和怎么敢娶！总是拒绝没有合理的理由，总是单身又惹人怀疑，程永和就向组织上提出派个人掩护工作。
给程永和派个老婆？赵去非手头可没有这种女干部，只好劝程永和自己找个思想进步的女人结婚。可程永和不敢。过去搞地下工作被抓过，知道这事情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要是找了个麻烦人就更麻烦了。于是，程永和打光棍一直坚持到解放。
赵去非的情报网逐步渗入国民党洛川地区各部门。洛川没有电报局，国民党往来联络都通过电话进行，县政府电话总机班长宁志杰是边保的情报员，负责监听电话的特务也是边保的人，这样，赵去非通过监听国民党的通话，就掌握了洛川地区国民党各系统的情报，还掌握了洛川与西安之间传递的情报。
延安、西安往来不断，这洛川也是个“间谍天堂”。中统洛川调统室主任单不移是个老牌特务，当然也要有所作为。
这天，边保洛川外勤组组长赵去非突然接到交道镇干部罗克（曹先谦）汇报：有个中统特务要来投诚！
此人是国民党洛川县党部干事王忠歧，富县人，通过居住在边区的兄嫂来联系，说是想找共产党。
有了石志文、程永和两个内线，赵去非对洛川地区的国民党特务了如指掌。这个党部干事王忠歧，其实是洛川的专任调工，单不移手下的一员特工健将。早听说单不移是个善使反间计的老手，赵去非估计，王忠歧的所谓投诚很可能有假。
不管真假，送上门的情报工作不能不做。赵去非布置罗克，王忠歧来的时候，就对他交待政策：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快，过来对比一下，看看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好。
王忠歧听说385旅的赵参谋欢迎自己，也就战战兢兢地来拜见这个中共特工。
赵去非在交道镇的饭馆里设宴，顺势打问洛川的国特机关情况。王忠歧既称投诚，当然有义务提供一些情报。
两人谈起洛川国特机关的人员情况，赵去非郑重地说：“王先生，你这次回去，拜托一件事。”
王忠歧恭敬地说：“一定照办。”
赵去非诚恳地问：“前些日子，从富县跑到洛川一个人，单不移没有怀疑吧？”
王忠歧顿时领会，这个所谓共产党叛徒原来是赵去非的间谍！
王忠歧回到洛川，兴奋地向单不移汇报。单不移大喜过望，王忠歧此行挖出一个共产党间谍，充分证明边保对他是信任的！两人不知，此人当真是个叛徒。赵去非正是利用王忠歧暗箭伤人，反间计啊！
没几天王忠歧又来找赵参谋联络，赵去非继续麻痹对手，鼓动王忠歧在国特机关里面大胆干，暴露就回边区嘛！
这下，单不移以为，这个赵参谋是个迷糊人，好对付。没过一个礼拜，王忠歧又来送情报。饭桌上，王忠歧主动说：“你过去问的几个人，在洛川都很稳当，没有引起单不移怀疑，可以继续工作。”
赵去非面孔一板：“王先生，我们对你够朋友吧？”
王忠歧讨好地说：“够朋友！够朋友！”
赵去非质问：“可是你呢？你对得起我们吗？你谈的这点儿情报，我根本不感兴趣！”
壬忠歧慌了：“你要什么？可以提问？”
赵去非冷冷地说：“单不移是干什么的你清楚，你是来干什么的你也清楚，他的事情你就不能透露一两句？”
王忠歧见应付不过去，只得讲出中统潜伏在边区的一个特务。
赵去非得寸进尺：“单不移在边区的秘密人员都有谁？你也许不是全知道，可是，你知道的也没有全讲！”
王忠歧满脸是汗，又吐出几个。
赵去非继续挤牙膏：“你应该忠诚地告诉我全部情况！你要是不放心，可以留下。回去也行，我替你保密。”
王忠歧顶不住了，一口气说出七八个人。
赵去非又问：“你怎么来的？谁让你来的？你不要站在单不移的立场和我谈话！”
直到王忠歧说出樊某，赵去非才相信他说出了全部情况。
这个樊某是边区富县政府的秘书主任，还是边区参议院的议员！石志文、程永和报告，樊某的表弟孙世昌秘密投靠国特，还在争取樊某投敌。这次又在王忠歧这里得到证实。
赵去非穷追猛打，王忠歧吓得浑身冒汗，一个劲儿表忠心，保证为共产党做工作。
主动上门提供情报？赵去非暗笑单不移失招。
王忠歧交待了这么多情况，赵去非不好再放他回去，就将王忠歧关押在富县的魁星楼上。
第二天早上，赵去非正要继续审问王忠歧，看押干部王承义哭着来报告，自己昨晚睡着了，王忠歧跳楼逃跑！
外勤组的人们顿时紧张：放跑特务，这个责任可是不小！
赵去非尽量镇定，安慰王承义：“王忠歧逃跑，我也有责任。现在不要哭哭啼啼，要想办法，不要上当！”
赵去非布置大家：谁都不要做声，就当从来没有这回事，谁问都说不知道！王忠歧逃跑，说明他忠于国民党。可是，单不移也要考察他，’为什么共产党那边跑了人没有动静？王忠歧也供出几个人，我们放掉一个吐光情况的，再弄一个新的来。单不移发现我们抓了他的秘密关系，就会怀疑王忠歧！
当晚，赵去非就去诱捕樊某的表弟孙世昌。
孙世昌家住富县边界，距离国统区也就三四里路。突击孙世昌必须单刀赴会，赵去非也有落入敌手的危险。可是，为了挽回王忠歧逃跑的被动局面，只有冒险。外勤组事先布置武装人员秘密潜入敌境，成扇面护卫，只准一人通过。孙世昌的小院有三间瓦房，房顶压着枪，樊某在屋里等候，赵去非在草垛里藏着。
孙世昌如约而至，房上趴着的人下来开门，赵去非掩身而入。
孙世昌大惊失色！可是门口有枪，院里有枪，只得坐下谈话。
赵去非反复劝说，孙世昌坚不吐实，已经是后半夜了，不远的边界还有孙世昌带来的武装人员等着，赵去非只得派人把孙世昌押走。
不久，石志文和程永和就报来洛川情况。
王忠歧顺利逃回，果然引起单不移的怀疑：共产党的边保那是什么地方，就能让你一个轻易跑出来？追问之下，王忠歧又承认向赵参谋供出几个人。这可把单不移气坏了，几年工夫才培养这几个人，都让你一下出卖了！
单不移立即下令关押王忠歧，又派人通知孙世昌，不能和樊某接头。那知晚了一步，孙世昌已经被捕。这下单不移更认定王忠歧肯定是共产党派回来的，下令狠狠用刑。
冤枉万分的王忠歧大骂：“你单不移这么对待我？共产党还好些！国民党这样下去还不亡党亡国？”单不移更加痛恨王忠歧，下令将其秘密活埋，而且是大头朝下。
赵去非又设计继续扩大战果。
边保向外放风，摆明王忠歧是自己逃跑的。
共产党方面的消息和王忠歧过去的交待完全一致！
王忠歧本来就有人缘，单不移本来就不得人心，洛川的国民党人员骚动起来。石志文、程永和两个乘机鼓噪，说单不移这个外来户专整本地人！
这下闹得单不移在洛川待不下去，丢下工作擅自出走。
中统的洛川调统室无人负责，边保立即着手夺权。宜川县的中统专任调工聂铭锡也是边保的内线，不待上级任命自行来到洛川，控制了电台，向西安发报“挺身而出，主持大局”。
中统陕西省室主任朱宜之正在担忧洛川失控，恰巧接到聂铭锡电报，只得任命聂铭锡代理单不移职务。后来，朱宜之嫌聂铭锡资历还嫩，又任命石志文为洛川调统室主任。
不管是聂铭锡还是石志文，都是共产党的人。洛川的中统机关，从此完全掌握在边保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