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视剧《傻儿师长》的走红， “哈儿师长”的原型范绍增也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有关他的逸闻轶事，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为大家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
范绍增，绰号“范哈儿”，是四川省大竹县清河乡人，国民党抗日将领。我父亲黄开富，四川渠县人，与范绍增交往长达半个世纪，直到“文革”前夕，仍有书信往来。父亲知道很多关于范绍增的龙门阵，晚年时常向我们讲起，其中有一个关于他嫁小妾的故事令我记忆犹新。
父亲是这样讲述的：
1935年2月10日，国民政府要求重新组建四川省政府，由刘湘担任四川省主席，7月6日后，省政府陆续从重庆迁到成都。刘湘的部下、国民党第二十一军第四师师长范绍增，亦率部移驻成都。范绍增与我算是同乡，他的老家清河场，1931年前属于渠县，之后才划给大竹县。而且，我和他先后都拜在渠县三汇镇袍哥“礼”号大爷熊东山门下。20世纪20年代，范绍增还在大军阀杨森手下做事时，曾率部驻防下川东（以重庆为中心，包括万县、涪陵、巴县、合川、璧山、江津等地），为网罗人才、扩大影响，他曾托亲信到成都找到“旅蓉绥属同学会” （绥定府到成都求学的年轻人自发组织的一个社团：绥定府，古地名，府治在今达州市，渠县和大竹均为其属县），言称“凡我桑梓学子，在此处读书上进者，如不嫌弃范某人，带个话，传封书，有难解难，有急救急”。我当时就读于国立四川大学（现在的四川大学），是“同学会”的负责人之一。由于这些原因，范绍增十分倚重我。
这年放暑假前夕，我被范绍增招至他所在的成都科甲巷居住地。他对我说： “开富，今年暑假就在成都过，不要回老家了。”
未等我开口，他又说： “七月初七，天上牛郎会织女。我要在这天请客。”
范绍增绿林发迹，豪爽义气，办事果断，特别重信用。他见我茫然不知所措，忙说： “吃肉未必你还没有牙巴？就这样，莫推三阻四。”
我被他的江湖语言逗笑了，点头应允。
离开时，范绍增跛着腿送我至门口，又嘱咐我说： “帮我找家叫得响的大馆子。绥定府各县不走的年轻娃儿，愿意来打牙祭的，都给我约起来。”
返回路上，我先去祠堂街的“努力餐”订席。 “努力餐”是中共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所开，以该餐馆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努力餐”在当时可是四川省有名的饭店。之后，我又通知“旅蓉绥属同学会”，代范绍增邀请学生去参加宴会。
农历七月初七的傍晚， “努力餐”灯火辉煌，座无虚席，我还请来了从达县到成都工作的报人吴秋影先生助兴。举目四望，客人除了学生外，都是跟随范绍增起家的“难兄难弟”。
范绍增白绸汗褂，手摇折扇，满面春风，上位高坐。一老妪穿戴整齐，端正地坐在他一旁，另一旁则坐着一位楚楚动人的少妇。
我经常出入范绍增府上，见过那老妪和少妇，她们是母女，林姓。范绍增曾亲自对我讲过，1933年，他奉命出川“围剿”饮马长江的鄂东红军。在宜昌下游仙桃镇经历一场激战，部队溃散，他的腿部中弹，逃命到一破庙内。一老妪正在庙子院坝里洗衣服，见他受伤急忙解围裙帮他包扎伤口，又扶持他爬至檐柱顶，用一床刚洗好的大被单晾晒在檐柱前，挡住他的身影。红军搜捕两次，都没发现，范绍增因此逃过一劫。为了报答老妪的救命之恩，范绍增将这老妪和她的小女带回四川供养。后来，范绍增的腿伤虽然好了，却落下残疾，走路一颠一簸的。经人作伐，范绍增收林家女儿做了小妾，视老妪为长辈。当时，达官显贵妻妾成群，人们都见惯不怪。
酒过三巡，范绍增叫了声“陈副官”，只见邻桌一英俊青年应声而起，恭敬肃立。陈副官名陈云卿，渠县三汇镇人，毕业于渠县中学，文思敏捷、稔熟笔墨，被范绍增看中，礼聘入其帐下，专司公文电稿之类的事务，渐成心腹，常出入范宅内室。戎马多年，陈副官一直没有娶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