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7月23日清晨，上海火车北站发生了一起重大行刺案，刺杀对象是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事发后，刺客乘乱逃离现场，宋子文的秘书、卫士当场毙命，宋本人却死里逃生。这起行刺案被海内外舆论称为“民国名案”，国民党当局始终未能查明真相。案件沉寂多年后，曾参与刺杀宋子文的“王亚樵集团”重要成员郑抱真的后人向笔者提供了诸多线索，加上一些史料分析，才揭开了此案鲜为人知的内幕……
1931年春，中国政局动荡不安，蒋介石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幽禁在南京汤山。广东军阀陈济棠改变了拥蒋态度，将进犯桂东南的粤军全部撤回广州，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重新统治广西。随即，拥护胡汉民的全国各地党政要人在广州组建“国民政府”，与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对抗。同年5月，国民党元老唐绍仪联合孙中山之子孙科向全国发出通电，强烈要求蒋介石下野，得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国民党元老邓泽如、古应芬等人的支持。陈济棠趁此机会，准备出兵讨蒋。此时，蒋介石的精力主要放在对付中共武装力量上，亲自出任“围剿”部队总司令，率10万人马向中共江西根据地进攻。中国局势的动荡，让盘踞在辽东的日本关东军觉得有机可乘，日夜进行军事演习，准备大举进攻我国东北诸省乃至关内。
1931年7月9日，白崇禧与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倒蒋派领导人萧佛成、马俊超、古应芬等人秘密在四川峨眉山会合，商议倒蒋措施。他们计划以西南政务委员会名义向全国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在24小时内下野，由孙科接任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主席。
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孙科上台执政后，能否拿捏得住“命脉”？所谓“命脉”，就是指财政大权。蒋介石深知财政大权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所以自1927年上台后，便委任大舅子宋子文担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牢牢掌握中国的“命脉”。
有人提出到时让孙科撤去宋子文财政部长的职务，但又考虑到孙中山跟宋氏家族那层特殊关系，以孙科的性格，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应如何解决宋子文的问题呢？白崇禧目露凶光，右手食指一钧，做了个扣扳机的动作，意思是“干掉宋子文”！众人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这是最稳妥的办法，便都同意了。
接下来，白崇禧说出了一个刺杀宋子文的计划：本月下旬宋子文将去上海和外国一财团巨头商谈贷款事宜，到时可请上海的王亚樵安排下手。王亚樵是反蒋先锋，曾立誓手刃蒋介石，这次我们只要把倒蒋意图向他和盘托出，他自然肯向宋子文开枪。
白崇禧这么一说，其余人都一致赞成，萧佛成更是自告奋勇赴上海跟王亚樵洽谈此事。王亚樵和西南“反蒋派”关系一向不错，与白崇禧等人也都相识。
两天后，萧佛成从成都飞抵香港。为了不暴露此行目的，他在下榻处向记者发表讲话，称是来香港休假的，拟在港待半月余。
香港报纸刊登出这一消息时，萧佛成已改换行装，登上英国怡和公司的轮船驶往上海了。7月14日，他抵达上海，避开中统和复兴社特务的视线，单身前去拜访王亚樵。
王亚樵，字九光，1887年出生在安徽合肥，辛亥革命时曾任安徽宣慰副使。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合，多方联络反蒋势力，先后数次策划刺蒋行动。他在上海拥有一支以安徽籍工人、商人为主的秘密反蒋团体，最盛时部众达3000余人。王亚樵机警过人，颇具古代豪侠气质。他行踪神出鬼没，有时一日移住处数次，令缉捕他的国民党警特人员大伤脑筋。西南反蒋派与王亚樵素有来往，王亚樵集团经费困难时，西南政务委员会曾以巨款接济。因此，萧佛成知道王亚樵的栖身处。萧佛成到上海后，在姚主教路刘芝陆新建的宅邸找到了王亚樵。
王亚樵接待了萧佛成，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问：“萧先生改装易服，夜访亚樵，不知为了何事？”
萧佛成笑了笑，说： “九光兄，敝人此次登门，确是为了一件机密大事代表西南方面来同阁下相商的。”
王亚樵心里已明白了几分： “不敢动问，是否为蒋氏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