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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再起

平地起风波，已经定了的派代表赴北京参加中行开会之事，因钱新之的出现，又差点翻船，全靠杜月笙竭力摆平。

钱新之，原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与蒋介石是密友，为蒋等筹钱款甚多。后来与杜月笙在上海、重庆等地合开银行、公司，关系密切，几乎无话不谈，解放前夕一同逃往香港，在港台之间搞运输业务，他也是“中国银行董事”。

1950年春，杜月笙的身体略有好转，甚至还扔掉了轮椅、拐杖和氧气瓶。逢天气晴朗之际，还常在家人陪伴下外出散步。一次，路过钱新之家门口，登门拜访了他，并共进午餐，使这位老友不胜诧异。听说老友杜月笙他们在商议赴京开会之事，便亦赶来加入，但一问明情况，竟又犹豫起来，不肯签委托书。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说：“这一签字，我算是完了，只好在家种花，陪杜先生聊天了。”

其余诸人，也差点打退堂鼓。谁没有身家性命之虞啊？

杜月笙一着急，忙叫手下人去说服钱新之，结果未说动。他请钱新之出面，再召集众人议一议，钱怕负“策动”罪名，亦不肯照办。

杜月笙真急了，不得不抱病出山，力挽狂澜。

由于这段时间的忙碌，杜月笙的哮喘有所复发，不得不听从医嘱，卧床在家休息。但是他不愿此事半途而废，更不愿说过的话作废。他叫万墨林打电话，约钱新之等人来家中协商。

杜月笙躺在床上，对大家说：“我辈皆年逾花甲，即死也不算是短寿，彼此相处数十年，目前行动难道不能一致吗？做人以义气为重，我主张大家一起签名，任何危险，共负之。”

语所极其沉郁，为众人多年所未闻。

钱新之沉默之后，挥泪说：“我豁出去了，大家就听杜先生一句话吧。”

杜月笙关照，为了诸老的安全，此事暂时保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过了不几天，这个消息已传得纷纷扬扬。本来，实际情况是无所谓的事，不料却震惊了海峡对岸的中枢神经，蒋介石对杜月笙极为不满，更是震怒，引发出一场轰动一时的大风波，史称“中行事件”。

“中行事件”

1950年4月的一天，蒋介石常去的台北郊外别墅，呈现出一派森严的气氛。傍晚时分，一辆接一辆的高级轿车先后驶到，走下一个个或戎装或西装或中山装的国民党要员。他们都是接到侍从室的紧急电话，赶来此地晋见蒋介石的。当几位心腹干将出现在办公室时，蒋介石破例地一抖身子，别转身去，鼻子里发出扑哧扑哧的“哼”声，却一言不发，也不让座，直吓得老资格的张群等人笔挺地站在墙角，不敢进也不敢退。

半晌，蒋介石大吼一声，转身扔过来一张《中央日报》：“你们自己看看！好好看看！你们的老朋友杜老板简直是共匪！”

俞鸿钧当过蒋介石的侍卫官，胆子稍大，他拾起报纸，上下扫描，找到一则用红笔圈过的报道。该报道转引新华社消息说，中国银行将在北京召开董监事会议，原任商股董事、现在香港的杜月笙、张公权、陈光甫、宋汉章、李铭等人已正式出具委托书，将委派代表前去北京参加会议云云。

俞鸿钧时任台湾财政部长，自然要负责，赶忙趋前一步，说：“总统息怒，这会不会是老杜他们迫于中共的压力，出于无奈呢？”

蒋介石这才挥挥手，示意大家坐下，随后用宁波话说：“娘希匹！那帮银行家随风转舵倒也罢了，想不到老杜也来这么一手，难道他还想回上海滩当大亨不成？”实际上，大家早已知道此事，而且已拟了应对方案带来，只是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如此动怒。

张群不愧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顶尖高参，出主意说：“蒋公，此事大有周旋余地，可抢在北京开会前，让他们发言改变主意，至少也必须让他们来台湾开会。我建议，台湾‘中行’立即筹备召开董监事会议，时间就定在北京开会前后，只要杜月笙来，或者派人来，那么中共的宣传影响就不起作用了。”

蒋介石对张群自然言听计从，不住地点头。

这次“御前会议”，最后通过对付杜月笙的三项办法，并立即付诸行动：（1）要求杜月笙、张公权、陈光甫等人联合发表声明，前致北京中行的委托书系出胁迫，决予放弃；（2）要求杜月笙等出席台湾“中行”定于4月20日召开的董监事会议；（3）最低限度，杜月笙等亦须同样出具委托书，派代表来台北。

蒋介石亲自指派俞鸿钧、洪兰友两人，立即飞赴香港，直接找杜月笙问话。

俞、洪非等闲之辈，到香港后，先不见杜月笙，而是分头拜访张、陈、宋、李诸人，想从外围寻求突破口，然后再集中精力对付杜月笙。他们认为，“中行”要挟蒋之“圣旨”，恩威并施，这批银行家不免畏缩动摇，闹起内讧，到得此时，事情就成矣！

杜月笙得知消息后，叫秘书骆清华转告诸友四个字：“坚持立场。”

杜虽是帮会头领，但为人极重信义，一诺千金，最恨朝秦暮楚之人，这点在上海滩是无人不知的，所以就凭这句话，这帮鼎鼎大名的银行家们，始终没有翻悔他们所作的选择。

事情白热化了，俞、洪没有办法，只得找上杜家宅门，硬着头皮，兴师问罪。对于这等人物，杜月笙定下快刀斩乱麻之策，不与之纠缠，亦不与之辩白，见面之后，斩钉截铁地声明：“我做人最重信义，不能说谎，更不愿卖友，此次北京中行开会，我等已签委托书，则一切改变均不可能，如不见谅，有何危险，也只好听命了。”

俞、洪一听，知道再说无用，掉头悻悻而去。

口述遗嘱

“中行事件”以后，蒋介石气急败坏，恼羞成怒，便指使手下对杜月笙不断进行“神经战”（造谣诬蔑），并派遣特务赴港直接予以威胁恐吓，这些手段均未使杜就范。1951年4月12日，对杜月笙来说，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日子。24年前，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中，杜月笙充当了刽子手屠杀了许多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随着这一天的临近，杜月笙心中忐忑不安，夜不能寐，不知道大陆方面有何举动。

一天，台湾方面忽然派人来到香港，给杜月笙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上海人民将于四·一二政变纪念日，举行清算大会，届时将公审黄金荣、杜月笙、杨虎等凶犯，黄杨两人自然枪决，在港的杜月笙也要被押回上海执行，不如赶快动身去台湾，否则悔之晚矣。

言之凿凿，闻者惊心。

杜月笙忙问：“此说可靠否？”

“绝对可靠，系大陆上层人士绝密传递之情报。”来人又称，大陆已派暗杀团来港，若无法押解其回上海，则就地予以处决。

杜月笙虽然与中共有秘密接触，且多少知道中共方面对他的态度，料想不至于此，但来人如此言之凿凿，杜月笙心里不由得发毛。若翻老账，他杜月笙的确是血债累累的，一连几天，杜月笙辗转床榻无法入睡，思虑着最终去留，拿不定主意，神经衰弱到了极点。直到事实证明，那是无稽之谈，心始稍安。

转眼到了7月，天气炎热。这天，杜月笙正陪客人吃饭。席间，杜感到腹胀，手捂着肚子说：“我不舒服，要进去歇一歇。”

说罢，便要站起来，可用了几次劲，都未能站起来，原来腿部都已麻木，失去知觉了。显然，这是中风引起的下肢偏瘫。

杜月笙自言自语道：“不对了！不对了！这次真的不对了！“

众人赶忙上前，半抱半拖，将他弄进卧室休息。此后一个多月间，直至病逝，杜月笙再未能起床，偶尔坐坐轮椅，故自嘲为“张静江第二”。

杜月笙本无太强的求生欲望，下肢偏瘫后，更了无生趣，医生或家人劝其打针服药，皆遭拒绝，他说：“你们这样是让我多吃苦头！”

好友顾嘉棠说话风趣，对杜说：“做张静江第二也不错，君不见他老人家从政之余，照样讨小老婆，照样生儿子吗？镛兄大可不必灰心！”杜只是叹道：“我自己心里有数，你们就准备后事吧！”

病魔缠身，沉疴难愈使杜月笙身体日益衰弱，每况愈下。几位医生先后前来论断，结果大体相同：杜先生精气神俱缺，恐非药物能奏效耳。

后来，杜月笙的病情果然日趋恶化。有一次在与孟、姚两位太太谈话时，曾突然昏厥，后注射强心针才苏醒过来。苏醒后，对她们说：“余生平最爱面子，长此下去将失面子。”

1951年8月7日，杜月笙又昏迷过去，醒后即叫家人请来秘书胡叙五，说是要口述遗嘱。胡来到后，劝他不要胡思乱想，但心里也明白了老杜的确不行了。

杜月笙脑子十分清醒，他用嘶哑的嗓音，对众人说：“你们看我这个样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去了。趁现在尚有力气说话，及早录下遗嘱，不要到时悔之无及。”

当时家人、好友均在室内，拭泪点头。姚玉兰拿过一只枕头，塞在杜月笙的背后，扶他坐好。

杜月笙这时已是两颊凹陷，脸色白中透灰，说上几句话就要大喘几口气。他闭目养了一会儿神，才缓缓说道：“我已病入膏肓，来日无多，行将离世，兹将所遗产（包括现金、债券、不动产等）分类列出，按具体分配方案，留给各位夫人及子女……各位继承人要努力守成，艰苦创业，云云。”杜死后，据说有遗嘱三份，一为言平生志事与希望者，一为训勉儿女，一为处分财产。此即是后者。

遗嘱并未涉及政治，全是遗产继承等家庭琐事。杜月笙口述一阵后，叫胡叙五重读一遍，然后挣扎着签上自己的名字：杜镛。老友钱新之、陆京土、顾嘉棠、吴开先、徐采丞五人，应杜之邀请，于遗嘱上副署，监督以后遗嘱的执行。

杜月笙病情恶化后，台湾方面第一个赶来探视的是大弟子陆京士。陆京士于8月2日抵港。7月29日，陆京士接到杜月笙从香港打来的电报，内容仅四个字：“病危速来！”于是急忙束装启程，赶往机场搭航班飞香港，但偏偏这几天遇上台风，飞机不能起航。

此刻已很迷信的杜月笙得知这一消息后，沮丧地对围在床边的亲友说：“陆京士不能来，说明我的病真是不会好的了。”

有一次，杜月笙忽然清醒，对周围说：“有事可在此时询问，我要说的话都已说了。”众人默然，姚、孟两位太太及子女，均失声而哭，甚是凄凉。

杜月笙立遗嘱后，病情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体温骤升，大口喘着粗气，时而昏迷，时而苏醒，开始进入弥留状态。医生说：“杜先生不行了，肺、心、肾、肝均发病，已呈总崩溃，回生乏术，只不过拖延时间罢了。”

8月14日下午，昏迷中的杜月笙又一次醒来，嘴巴嚅动了一下，想要说什么，竟发不出声音来，泪水倒先流了下来。

姚玉兰和孟小冬赶忙上前，为杜抹去眼泪。小冬说：“杜先生，你放心好了！”

突然，杜月笙嘴角发出“咝咝”的轻微话语声，姚玉兰俯身，将耳朵贴在杜的嘴唇，终于听到了杜的最后一段话：“我死后，要穿长袍马褂……要买好一点的棺材，以后要运回上海，葬在我的生身父母旁，陪陪他们老人家……”

当天晚上，台湾内政部长洪兰友奉蒋介石之命，专程从台湾飞赴香港探望杜月笙。出了九龙机场，洪兰友马不停蹄，驱车直奔杜府，进入病室，时已深夜。

洪兰友见杜月笙脸色灰白，躲在病床上一动不动，也不敢上前，便叫陆京士向杜转达他来了。陆说：“杜先生昏迷不醒。”

洪完成任务要紧，上前紧紧捏住杜月笙那双干瘪枯瘦的手：“镛兄！镛兄！醒醒，蒋公叫我来看您了！希望您早日康复！”大呼小叫一通，总算把杜月笙吵醒了。

洪兰友转身走向内室，来到客厅，对杜之家属及万墨林等人表示慰问，问了杜月笙的一些情况，接着说：“蒋公对杜先生身后事十分关心，已亲自圈定治丧委员会名单及遗嘱一份。”边说，边从公文包里拣出数纸，递给众人过目。大家面面相觑。

洪兰友此番来港，还带有一个神秘任务，即替杜月笙炮制“杜月笙遗嘱”。他带来了一份台湾方面拟定的所谓“杜月笙遗嘱”，一再关照：“杜先生百年后，此份遗嘱一定要立即见报。”这份所谓“政治遗嘱”，既非出自杜的授意，亦未经过杜的同意，当然算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假遗嘱。该“遗嘱”开首第一句，便是“匪祸中国……”接下去全是胡言乱语，无非是杜月笙追随蒋介石数十年，一贯效忠“党国”，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为未能亲见台湾复兴，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深为遗憾，死不瞑目云云。

杜府上下，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不知如何处理是好。真遗嘱墨迹未干，立遗嘱人尚有一口气，就公然要废真立假，而且要大家昧着良心承认，这种事情恐怕旷古未闻，如拒绝，又怕得罪不起，接受呢，则心有不甘。正在为难之际，洪兰友又宣读了“杜月笙治丧委员会”名单。蒋介石圈定的“杜月笙治丧委员会”名单，规格很高，其中有吴铁城、张群、何应钦、顾祝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洪兰友为笼络人心，将在香港的着名人士，又大力收罗了几位，连带将在杜宅的亲朋故旧，也悉数充作委员，一并报台湾当局批准。

杜月笙死后，刊载于大小报刊的“政治遗嘱”，却与洪兰友带来的这份东西有很大出入，语气委婉了许多，虽然也同样未经杜月笙过目。

魂断香港

1951年8月16日下午，众人正在杜府争争吵吵，哭哭啼啼，内室有人大呼：“不好了！不好了！杜先生不行了！”

大家一拥而进，见杜月笙面如死灰，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眼见得就要上气不接下气了。护士急忙注射强心针，仍无效。正在手忙脚乱之际，有个无意中摸到杜月笙脚的人，突然叫起来：“哎！脚冰凉了！”

有人一看表，是4时50分。一代枭雄杜月笙，就此西归。

杜月笙死后，蒋介石迟迟没有反应，而杜月笙的大殓，已定于8月19日。有人推测，可能由于蒋介石钦定的“遗嘱”被改动过的缘故，而大为不满，在杜死后，竟一连几天没有什么表示，算是一点小小的警告。实际上，自“中行事件”发生之后，蒋、杜关系已完全决裂。

眼见大殓在即，一帮来自台湾的“治丧委员”，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要知道，没有蒋介石的一句话，追悼规格就难以确定，谁也作不了这个主。因此，他们屡屡去电请教，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据当时在“治丧处”工作的一位人士回忆，那几天每当台湾来电，就有人歇斯底里叫道：“蒋公来电了吧！”结果什么也不是！

就这样过了惴惴不安的几天，总算在18日深夜，离大殓前几小时，接到台湾方面转来的电报，说是蒋介石已口述“义节聿昭”四个字给老杜。大家这才长长松了一口气，又手忙脚乱，找出一块白布写上这四个字，连忙悬挂在灵堂正中。

入殓时，杜月笙的“治丧委员会”主任钱新之别出心裁，将一本《圣经》放进杜的棺材内，并在书的扉页上这样写道：

“月笙老哥灵鉴：

这本《圣经》是我们的好友吴德生兄译成中文，是中文《圣经》中最好的一本书，我与你都非基督教友，可是在你临终时，赵牧师为你祷告的时候，你说了好几遍‘耶稣救我’，因此我把这本《圣经》送给你，在你进入天国的路途上可以诵读。

耶稣降世1951年8月19日

弟 钱永铭敬献”

杜月笙究竟是上了天国，还是下了地狱，恐怕谁也不知道。但钱新之写的这段话，寓意颇深，亦生动地反映了杜死前的空虚、绝望之情。

出殡时，队伍逶迤数里，最前面有2个纸扎的“开道神”，高达一丈七尺，据说是用来给杜在阴间道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其后便是根据蒋介石口述写成的挽联“义节聿昭”。再后有仰仗队，有中西乐队，有和尚尼姑，吹吹打打，好不热闹，一路将杜的棺材伴送至香港东华医院义庄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