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唯我独革、愤世嫉俗，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中年以后，他的作画风格由方正刻板变为圆通世故，大刚若柔，大智若愚，由此与官场大体相安，成就了底定东南的大业。
这番变化，得益于一生中的几次大挫折。
同治五年，五十五岁的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曾国荃回顾了他一生三次“为众人所唾骂”及三次军事大失败：
“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继为长沙所唾骂，再为江西所唾骂，以至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齿多矣，无一不和血吞之。”
第二年，他又在家信中对曾国荃回顾了平生“四大堑”：“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咸丰三年六月被赶出长沙)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己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人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
综合这两封信，让我们来历数一下曾国藩平生的五大耻辱。
第一次是：“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
壬辰年是道光十二年(1832年)，这一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也许是天资确实钝拙，也许是父亲兼老师曾麟书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曾国藩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孙山。道光十二年这一次，曾国藩考前下了苦功准备，考后也自觉发挥不错。结果发榜之日，却被学台(即湖南省学政，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长)悬牌(发布公告)，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佾生”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由学台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佾生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
在一般人看来，获得“佾生”资格也算是小有收获，值得祝贺。曾国藩却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悬牌批责为奇耻大辱。回到家塾“利见斋”，他闭门不出，咬牙发愤。没想到这一次“悬牌批责”，居然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学了十六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突破了父亲教育下形成的文笔思路藩篱，文理大进，转过年来，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国藩一生事业的开场锣，又一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