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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考不上进士并为此而愁肠纠结、痛彻于心的诗人还有李贺。李贺是唐宗室，他父亲叫李晋肃。“晋”字与“进士”的“进”同音，按照宗法制度避皇帝避亲长之讳的礼数要求，唐代进士考试如试题中有家讳，即托疾退出考场。李贺是报考时家中父有“晋”名，与进士试无关，但反对者认为报考进士就算是“犯讳”。所以李贺一报考，那些卫道者与利害相关者便大造舆论，众加非之。面对这牵强附会的非议，当时在朝廷和在文坛皆负有盛名的韩愈出来仗义执言，写《讳辩》专论文章，予以有力驳斥：“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这个犯讳风波是不是阻碍了李贺的报名考试，两《唐书》的李贺传皆云未参加考试，但李贺诗中却有一篇含有十三首诗的《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证明李贺曾经参加过乡贡（即府试）考试，这是参加国家级的“礼部试”的资格考试，与进士试不是一个层次，即使合格了也不是进士。因此，李贺的府试是因为不合格而未参加礼部试，还是因为犯讳而不能参与礼部试，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但不论如何，李贺也没有得到进士头衔的仕途敲门砖。在当时初入仕途的进士，几乎都是派到县里当县尉，是最低的俗吏，谁都不愿意干，但李贺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他可能是靠姓氏和诗名才在太常寺谋得一个奉礼郎的职务，这是卑微得不能再卑微的职务，是从九品上，具体工作就是宫廷祭祀时掌管君臣板位的摆放、祭器的陈设、跪拜之礼的赞导等。李贺对于这个职司感到十分厌烦和羞耻。因为他看到在这种场合里，那些趾高气扬的诸公骄焰逼人，只想远远躲开他们，拿着箕帚去打扫垃圾。为此他在《赠陈商》诗中大发义愤：“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只今道已塞，何必须白首？凄凄陈述圣，披褐钽俎豆……公卿纵不怜，宁能锁吾口。李生师太华，唯欲承箕帚。天眼何时开，古剑庸一吼。”这里寓有李贺对于现实的极度不满和对于未来的热切梦想，他盼望有天眼睁开的时日，虽然要经历“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但那时节“雄鸡一声天下白”“寒风又变为春柳”，是可以期之有时的。可是只活了二十七岁的李贺，始终也没有盼来这个时日。李贺在成为青年诗人之后，深知“寻章摘句老雕虫”的喜好不会有什么可以期望的结果，因此热望在讨伐军阀割据的战争中自己能执坚披甲，报效国家，于是高吟“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但李贺天生瘦弱，又有不得志的忧愁久伴，使他“一生愁心谢如枯兰”，根本无力以行。为了排遣愁苦无聊的人生感受，他白天骑着瘦马，带着一个童仆出门巡行，每有感想触动就写下来装在袋子里，到晚上回家，母亲让婢女掏出袋子里的诗笺，看了之后又心痛又生气地说：“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李贺就这样不胜其愁，重病不起时恍惚中见有天帝使者持板书相召：“上帝新作白玉楼成，立召君作记也。”并听到天上使者特别一声安慰：天上比人间快乐！李贺就这样离开了没有给他留下一点好感的人间。李商隐就李贺弥留之际的幻象，在为其人作传时痛惜地说：“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李贺的梦幻和李商隐的说梦，都是批判现世虐待了天才。杜牧在为李贺作序时深憾其英年早逝，对其诗作评价甚高，认为李诗其态、其和、其格、其勇、其古、其色、其怨恨悲愁、其虚荒诞幻，皆承楚骚之风，在诗史上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在唐代没考上进士的诗人士子中，罗隐也有他屡试不中的隐因。罗隐生活在晚唐，他与很多士子一样，从青年时代即满怀进士梦，一次一次地进考场，考到五十五岁已十次入闱，头发都考白了，仍未得蟾宫折桂，穿着打扮还是士子的白衣白帽。罗隐十进考场而不得仕进，这在当时是朝野闻名的典型，受到人们的白眼与嘲笑。而他也愈恨世道的不公，因此作诗着文讥讽当道，粪土权门，得到的结果是能解一时之愤，更有上层加大的反弹。罗隐是浙江新城人，他入京城长安应试常从江西钟陵经过，在那里结识了一名叫云英的歌女，并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处境一起喝过酒。在一别十二年后，他们又在钟陵相遇，这期间在云英的想象中罗秀才早应是进士及第，未想到今日见到的罗隐仍是一身白衣白帽的落第士子，于是便带有调侃性地问罗隐：“罗秀才怎么现在还没有脱掉白衣？”这时的罗隐早已经历了“掩耳恶闻宫妾语，低颜须向路人羞”的历练，仍有诗人自作解嘲的闲心，反讽云英：“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怜俱是不如人。”罗隐这种人我共嘲的言论，并不会引起什么不良后果，如果是涉有对于权贵的讽言，那后果是不堪想象的。北宋孙光宪的《北梦琐言》记述有罗隐不得仕进的原因：有一次罗隐乘船出行，撑船的告诉罗隐船上有一位朝官，罗隐对于权要十分轻蔑，故意大声说：“我用脚丫子夹笔写文章，也比他们用手写出的文章还要好。”与罗隐同船的这个朝官是韦贻范。在罗隐几试不成后，朝中有人秉公提议应邀罗隐入朝为官，这时韦贻范出来坚决反对，他转述了罗隐在船上的话，并警告性地挑拨说：“如若叫罗隐登科入仕，我们这些朝中大臣必将被视为糠了。”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唐昭时任左补阙的诗人韦庄，出于惺惺相惜之意，提出当时多名有奇才而无显遇的士人，为使他们免于“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请朝廷赐进士及第，此中有罗隐在内。但结果却如南宋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记载，唐昭宗欲以甲科进士衔授予罗隐，有大臣奏曰：“隐虽才，然多轾易。明皇圣德，犹横遭讥谤；将相臣僚，岂能免于凌轹？”皇帝问有何讥谤之词，对曰：罗隐有《华清》诗：“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昭宗闻言，再也不议罗隐之事了。其实这首诗对唐明皇歌颂有加，而涉及杨贵妃事，也是朝野共知的天宝遗事，但这也是不为朝廷所容的。罗隐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按下来，漂泊于京都内外，沉埋于草野之间，一直用诗诉说着他胸中的悲愤与遭遇的不幸。晚唐时代皇帝昏庸无能，宦官专权，朝政腐败，怪事多多。唐僖宗广平二年，黄巢起义军打进长安，僖宗李儇率臣下逃亡成都，其中包括有耍猴人相伴。这个耍猴人给猴子穿上朝服，能在朝上与朝臣一起站班跪拜，使皇帝大为开心，于是封耍猴人为身着朱服的五品供奉。消息传到罗隐耳中，他十分气恼，他感到这是对像自己这样终身不得仕进的广大士子的极大嘲讽，他写下了有名的七绝《感弄猴人赐朱服》：“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罗隐在无路可走时，得长安的一位卜师和卖烧饼的老妇示以放弃科考的指引，回到浙江钱塘老家，投了独立一方的钱，在那里以非进士出身而成为座上宾并得以重用。否则他作为关山难越的失路之人，谁知还要在士子悲途上徘徊多久？

唐代以进士取仕的制度涉及无数的诗人，他们有人因此而官高名显，也有人为此而困苦沉沦。这其中的李白与杜甫与进士取仕制有怎样的关系，也是不能绕过的问题。如果简捷回答就是：李白未走以进士求官之路，杜甫两次以进士考试求官皆未成功。

李白在年轻时代即满怀经国济世之志，渴望功名，自负才力。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自己之志向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内清一”。所以“投竿佐皇极”，大展经世才，是他平生自许。在当时的一般士子，普遍走的都是考进士而求仕，而李白狂放疏阔，忍受不了那种头悬梁、锥刺股的穷年苦读，在“白发死章句”的别无聊赖中争取未来，他要别寻通向仕途之路。所以尽管青少年时期的李白也遍览百家之书，但他兴趣所向却是老庄、佛经、阴阳五行、纵横术、任侠、击剑，还有不按章法、任性所为的诗作。这一类为进士考试所无用的偏学，在同时代的士子中是无人可比的。然而带着这些学问走进以儒家正统为标准的进士考场，只能是天生我材不得用，无法适应所问之题。所以十分聪明的李白，深具不向科举之路讨没趣的自知之明，因而从未有考进士的想法。然而在当时欲当官必走进士路的情况下，李白却既想当官入又不想考进士，那是坐等天上掉下官帽落在自已的头上吗？不，他是别有蹊径，以求奏效。原来李白的清高只是他性格的一个侧面，笑傲王侯，粪土权门，那都是他用不着的势力；而对于他着实有用的王公大人，他也是不得已而低首下心，登门上书求为引荐的。为了进入仕途，他除了广造自己的诗名，就是上书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中、高不等的官员。如他以文气磅礴着称的与韩荆州书、上安州李长史书、上安州裴长史书，主题都是推销自己以求推举，但皆无效果。出人意料的是李白结交了道友、高级道士吴筠，他们在剡中谈诗论道，吴筠对李白很赏识，于是进京向唐玄宗和作为女道士的玉真公主推荐了李白。李白得到了“王命三征”，入京面圣，“攀龙九天上，忝列岁星臣”之机，自以为从此可以辅佐君王、兼善天下了。实际上授予他的“供奉翰林”，不过是“但假其名，而无所职”的一个帮闲的词臣。李白在这个有名无实的名分上混了三年，他自己也看透了，也干够了；唐玄宗也看够了，也用够了，给了他一个“非廊庙器”的恰当鉴定，“优诏罢遣之”，也就是史所共载的“赐金放还”。李白入朝三年，徒得虚衔，最大的收获就是亲自体验了宫廷生活，为他以后写诗丰富了题材，而他本人在朝廷的实遇与传说，足可为吴承恩写孙悟空大闹天宫提供许多世俗的素材。

比起李白，杜甫的求官心理更为迫切，他走的是传统儒生的进士之路。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杜甫在东都洛阳参加了进士考试，这一年共录取了二十一名，杜甫以二十四岁的士子名落孙山。这个年龄第一次落榜在当时是常事。杜甫又经过十四年的准备，于唐玄宗天宝六载第二次参加进士试。当时的宰相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此人忌贤妒能，独揽朝中大权，迫害过朝中许多贤臣，对于这一年的进士考试，李林甫“阴谋独秉钧”，他使礼部以一个不准及格的方式，把全部士子一律拒之于进士门外，以证明本朝政治清明，野外遗贤。杜甫这一年已经三十八岁，改变穷愁的希望一下子被击毁，逼使他只有另谋进入仕途之路。杜甫这期间流落长安，在贵族府中当门客，时去采药，又与其诗同献与接纳自己的人。他在诗中说这时他“朝扣富儿门，暮逐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天宝十载正月初八，唐玄宗举行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和天地的大典，杜甫写成三篇赋进献，给玄宗留下了好印象，但由于李林甫从中作祟，还是没有什么入仕的作用。但这时杜甫写诗很多，也有不少名篇，他也以诗投寄给许多高官。当时他呈献给左丞相韦见素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不像李白那样在上书中主要是自我张扬，而是把自身的谦卑与自负结合得很得体，感动了韦丞丈，对他这个没有进士资格的诗人，任命了一个河西县尉的官衔。杜甫早从朋友高适那里知道县尉是一个“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俗吏，于是拒绝了这个任命，改任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职责是看守兵甲器仗、门禁锁钥之类，品级属于正八品下。这就是杜甫改考进士路而献赋投诗的仕进之路。到头来，他的命运也还是“儒冠多误身”。

在唐代以科举取仕的制度下，读书人除了拼命于科举之路别无出路。然而真正能取得进士资格的人只是极少的幸运儿，而大多莘莘士子只有空耗寿命，美梦成空。上面说到的几个人，只因为他们都是比较有名的诗人，他们科考路上耗去的寿命精力更易引人同情，并形成为诸多的文字记述，而千千万万的默默无闻的士子之不幸，早已与草木同朽了。

在本篇末以一首《进士梦》收结：士子求官唯一途，科登高第外皆无。白头难醒黄粱梦，未免归终意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