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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60年代初期，赖永等身先士卒，带动村里多名共产党员，战天斗地，开山造林；主动登门拜访，关心村民疾苦，想方设法解决实际困难，使全村人民顺利地渡过3年自然灾害的险情和难关。当时人民日报记者专门报道过赖永等的先进事迹。赖永等在烧厝村有相当高的威信。

1988年9月，赖永等病故时，晋江青阳镇政府特地为他举行了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

应该说，是父辈不懈的努力，才使得原本单传的赖家变得人丁兴旺，势大力强。尤其父亲担任村支书的重要职务，更奠定了赖氏家族在烧厝村不可低估的社会地位。

赖昌星6岁开始下地拾粪，7岁开始上山砍柴，还要放羊放牛。可一年到头吃稀的，穿薄的，苦不堪言。因为家里贫困，直到10岁那年他才背着哥哥用过的一个破书包开始上学。每天他得先将牛牵到学校的后山坡，牛在山坡上吃草，他就赶到学校上课，卜．课后再到山坡上把牛拽回家。

就是这样的半农半读也只勉强维持了3年。还是因为家境贫困，只上到小学3年级的赖昌星只好辍学。牵牛赶羊的活儿他早已厌烦，当然由小弟“接班”了。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赖昌星的心思根本不在“当家”上。家，缺衣少食，一贫如洗，“当”得还有什么劲。再说，父母和姐姐哥哥近10个劳动力挣工分，足以对付家里那十几亩的农田，根本不需要他在田地间光着脊梁穿件牛头短裤跟着瞎忙乎。

13岁的赖昌星向父亲正式摊牌，说他不想务农，他想在本村做些小买卖。那毕竟是一个有着特殊政治导向的年代，所谓“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人们自然羞于谈钱，耻于谈钱。况且父亲是村支书，属于那种宁可勒紧裤腰带，也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模范共产党员。

父亲自然接受不了儿子的突发奇想。儿子说起做买卖眉飞色舞，父亲却谈钱色变。可赖昌星一意孤行，他背起大箩筐，挨家挨户收购龙眼、柑橘、石榴等水果，然后挑到镇上去卖。有时也去批发一些冰棒，到田头、校门或民工聚集地沿途吆喝，招揽生意。

赖昌星没读多少书，但对数字有着天生的敏感，做起小生意倒也显得精明过人。这应该说是他有别于其他孩子的独特天赋。这种乍看起来想必偶然的现象其实预示着未来某种发展的必然结果。

他13岁就有做“小商贩”的勃勃雄心，30岁想当“大商人”，40岁想成为“大富豪”的凌云壮志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区别只在于，他以前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出卖劳力往腰包里积攒小钱，以后完全靠一种“买空卖空、走私偷税”的投机手段发财致富，完全着迷于一场游戏一场梦的金钱争夺战。

少年时期的赖昌星能吃苦。1976年，附近南安县的驻军部队招收民工，说是要搭营房、垒猪圈、挖水井。18岁的赖昌星知道这一消息后毅然撂卜-生意担了，随同大哥赖水强一起外出打工。

这也算是他第一次跳出“农门”，这一跳不仅暂时摆脱了家乡那片荒芜与破败，而日．注定他从此以后力争要实现角色的彻底转换。

驻军部队的工期完成后，大哥背起行李返回老家继续修地球，挣工分。赖昌星却不想回去，他已经没法继续遵循父辈沿袭下来的“面朝黄上背朝天”的传统生活方式。

这期问，他到农机厂当过锻工，摆过地摊，卖过挂历、阳伞、尼龙布等杂货。后来他又在晋江石狮开起一家鱼丸店，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不亦苦乎。表面看上去他似乎已经摆脱贫困的山沟，完成“农民哥”角色的转换，可实际上还是在社会的底层苦苦挣扎，没有固定职业，只能是散兵游勇，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以维持基本的温饱。

80年代初期，海峡两岸的渔民开始了民间交往，探讨两地市场的供求关系。第一次大规模的海上走私风潮顺势掀起，那时候每天停泊或者游弋在台湾海峡的港台走私母船及大陆接货小船有几十艘甚至上百艘，而私货的交易点一般都在晋江和金门的海面上。晋江沿海地区的很多群众，有的离开工厂，有的扔下锄头，有的抛弃渔网，有的甚至告别学堂，倾全力驾舟开船，参与海上“水货”（走私货物）的贩运。

赖昌星当然不会是个纯粹的“搬运工”，凭他商品经济的观念和活络的头脑，要当个组织者和策划师，寻找最合理、有效的商品交换方式和等量标准。他能在一天之内调集几公斤的白银、黄金，然后让人到海上去与那些台湾佬兑换私货，泊回成船的双狮日历表、电子计算器、电动剃须刀、双卡收录机、彩色电视机等一些国内相当紧俏的商品，再从石狮这个走私货物的集散地不断地向外批发。与此同时，大把的现钞不断地涌进他原本显得干瘪的腰包，有时候他成天猫在家里，嘴刁红双喜牌香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数着那半天也数不完的钱，感觉好极了。

赖昌星抓住了这种在他看来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施展浑身解数，发挥潜在本能，誓与这种机遇相拥相伴，直到“奇迹”的出现。

那时候，远从北京，近至厦门，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人都奔涌到石狮，托关系找门路购买进口日历手表、收录机等走私货。来者都是客，他热情有加，有时碰到有身份、有来头，或者说话投缘的，他一高兴难免价格从优，有时还会笼络人心地搞些买二送一的经营之道。以他的仗义豪爽，结交了不少天南地北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