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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之荣第一炮打响后，他告状的第二步，就是扳倒朱佑明。朱佑明是刊影逆书”的赞助人，而吴之荣异想天开，要把他打成“逆书”编撰者，这才在书中“朱史氏”下补刻“即朱佑明”四字。如果朱佑明能证明“即朱佑明”四字确系补刻，那吴之荣就犯诬告罪了。恰好朱佑明押至杭州时，同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关在一起：赵因案情未审清而暂时拘留的。朱以家资的一半作为条件，请赵出庭作证原刊本“朱史氏”下没有“即朱佑明”四字。赵满口答应，出庭招供自己有庄书原刻本一部，书中“朱史氏”下没有“即朱佑明”四字，这书藏于湖州府学内。浙江满督抚即派人去搜索，及至庄书从湖州查获，案情旋即发展到了高潮，原来庄书原刊本上有作序、参订、校刻等人的全部名单，这给清廷抓人提供极大方便，以至“一字之连，一词之及，无不就捕。每逮一人，则其家男女百口皆锒铛同缚，杭州狱中至二千余人”。多骇人的大狱！

奇怪的是庄书原刊本也救不了朱佑明的老命：佑明复辩非“朱史氏”，勘其“即朱佑明”四字，系吴改刻添亡诬陷的。吴之荣云：板[指书页]上张张有“清美堂”三字，今朱佑明南浔屋内现挂“清美堂”在上，何得狡辩？(清节庵辑《庄氏史案本末》)这“清美堂”匾额从南浔取来，便作为给朱佑明定罪的证据，竟使吴之荣的诬陷成为“事实”。真所谓“眼睛一霎，老母鸡变鸭”，文字狱里往往有这样的“奇迹”！

庄氏史案定谳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刑部审讯定案，拟罪奏报，因康熙帝年幼，由鳌拜等四辅臣裁处：主犯庄廷钺戮尸，父庄允城瘦死京狱，亦戮尸，赞助人朱佑明亦凌迟处死。庄、朱两家子侄 15岁以上者尽行斩决。据记载，“发庄龙(庄廷钺)冢，冢前有坊曰‘才高班马’。棺内富丽之甚，衣寿字绛衣，颜色如生，刽以刀碎其尸，脑出溅刽喉中，立死。是时天昏地暗，日色天光”。(陆莘行《秋思草堂遗集》)作序人李令晰(字霜回，明崇祯十三年进士)凌迟处死，“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减供一岁，例得免死充军。对曰：‘予见父兄死，不忍独生。’卒不易供而死”。(全祖望《江浙两大狱记》)。

参订者凡 18人，均为江浙名士，有归安县茅元铭、吴之镛、吴之铭等5人，乌程县吴楚、唐元楼、严起云、蒋麟徵、韦全佑、韦全祉，吴江县张隽、董二酉、吴炎、潘柽章，仁和县陆圻，海宁县查继佐、范骧。其中陆、查、范三人，因未见书，已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检举，免罪；董二酉已死，发冢斫棺，子董濯万处斩。其余 14人尽行凌迟处死。他们之中，吴炎 (1623—1663年)、潘柽章(1626～1663年)更是人中之龙，有良史之才。据说，吴炎就刑前夕，对弟弟说：“我辈必罹极刑(凌迟)，血肉狼藉，岂能辨识？汝但视两股上各有一‘火’字者，即我尸也”。后来顾炎武作《祭吴潘二节士诗》，把他们比作左丘明、司马迁，说：“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

刻书、印书、订书、送板者一应俱斩。“一刻字匠临刑哭曰：‘上有八十之母，下有十八之妻，我死妻必嫁，母其谁养？’言毕就刑，其首滚至自门，忽然竖起，盖行刑之所，去家不远也。”(陆莘行《秋思草堂遗集》)字字皆血，令人惨不忍读！

卖书者、买书者皆斩。凡藏书者与著书一体同罪。赵君宋原有首告之功，只因藏有庄书原刊本一部，不能将功补过，定要以命抵罪。甚至学官亦连坐。原湖州知府陈永命、新任知府谭希闵、推官李焕、库吏周国泰、诸生徐典，乌程县学归安训导王兆祯等均牵连致死。其中陈永命在离任返京途中，听说吴之荣告陈永赖系江宁知县，亦株连处死。

庄氏史案究竟祸及多少人？通常说有 72人斩决，其中凌迟处死者 18人，妻妾儿孙及子侄 15岁以下被流徙为奴者数百人。恐怕实际的数字要比这多得多。有人根据被祸700家的有关记载推算，以为被杀的人至少在 1000人左右。(《中国禁书大观·中国禁书简史》)诬告的阴风在这惨绝人寰的庄氏《明史》大狱里，吴之荣捞得好处，不仅分得庄、朱两家巨额财产的一半，而且重新起用，官至右佥都。不过，他只“抖”了一年，就发恶疾死去。

可是他的阴魂不散，社会上以诗文诬陷敲诈勒索成为风气。

康熙三年(1664年)有恶棍诬陷《岭云集》编者案。乌程人闵声曾与好友吴楚批选唐诗，以《岭云集》为书名刊行。因诗集校对中有安徽富户范希曾，恶棍以编选者吴楚因庄氏史案获诛为借口来敲诈，未得好处，即向官府告发，致使闵声连同作序人吴宗潜一起锒铛入狱。

康熙六年(1667年)有沈天甫等伪造逆诗案。江南人沈天甫、吕中、夏麟奇、叶大等撰逆诗二卷，名《忠节录》(又称《忠艾录》)，或曰《启祯集》，伪称故明御史黄尊素(黄宗羲父亲)等 167人所作，胡明大仆寺丞陈济生编辑，故明大学士 6人作序。然后以诗集中“有隐叛与中兴等情”，向现任中书吴中莱敲诈。吴中莱细看诗序并非父亲手迹，即向巡抚御史控告。经刑部审讯，沈天甫等招供，诗序确系伪造。康熙帝下旨，将沈天甫等斩决，被诬者悉置不问。

康熙七年(1668年)有姜元衡诬告黄培家藏逆诗案。早在康熙四年(1665年)，山东莱州即墨人姜元衡已诬告其原主故明锦衣卫都指挥使黄培及其子侄 14人作逆诗，官司打了三年，仍无结果，到康熙七年，案情有了新的发展，姜元衡“揭发”黄培家藏《忠节录》诗集，书中辑有黄培《十二君唱和序跋》等悖逆文字，还节外生枝说此书系顾炎武搜辑发刻。其实，是山东地主谢长吉同顾炎武为了一桩房产债务发生纠纷，必欲置顾于死地，特唆使姜诬告顾编辑逆诗。顾闻讯即赴济南，投案入狱。经过多次审讯，顾以确凿的事实，揭露了姜以沈天甫伪诗加上黄培《十二君唱和序跋》等拼凑成“逆书”害人的阴谋，驳得姜哑口无言。可是在澄清案情之后，清廷还不放过这位抗清的志士，又把他折腾了半年之久，才让人保释他出狱。这与康熙三年(1664年)因审查大儒阿奇逢的《甲申大难录》，竟把那位80多岁老人折磨一年多，最后无罪释放，用的是同样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