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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点点是共和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曾做过多年的医生，后来转型为作家。10年前，婆婆放弃治疗平静地离世，触发了她对生命末期的思考，并把推广“生前预嘱”当成了自己余生的事业。为此，她创建网站、出书，组建起顶级专家支持团队，率领志愿者为宣传、推广“生前预嘱”四处奔波。近日，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这位可敬的女性，听她讲述了自己为推广“生前预嘱”所经历的种种艰辛……

推广“生前预嘱”成余生事业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曾做了10多年心脑血管医生，后来怎么弃医从文了呢？

罗点点（以下简称罗）：我到北京协和医院进修时，医生就对我说：“你应该去急诊室，那里能见到所有的病例，最能锻炼人。”我在解放军一所医院急诊室工作几年后，又做了十几年心脑血管医生。很多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不仅仅是因为医术，而是我从来没有对病人发过脾气。退伍后，我到一家投资管理公司调研部工作，接着又转行到媒体公司做创意总监，后来，我就把写作当成了自己的生存状态。2001年，同期电视剧中收视率最高的《永不放弃》，就是根据我的作品改编而成的。

记：您何时开始关注“生前预嘱”这个人生课题的？

罗：2003年，美国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事情：佛罗里达州一个叫特丽的植物人靠喂食管存活了13年，关于要不要拔管子的争论，几乎震动了整个美国。起初，当地法院批准了特丽丈夫提出的申请，她的喂食管首次被拔去。仅仅两天后，巾级法院做出相反的判决，特丽的喂食管再次被插上。后来，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判定，要求拔掉喂食管。可法案通过仅1小时，州长却命令给特丽重新插上喂食管。当时整个美国为特丽心碎，无数人举着“给特丽食物”、“别让特丽饿死”的标语牌抗议示威，甚至布什总统也介入到“抢救特丽”事件中来。不过，医生们按照法律判决，镇定地拔掉了特丽维持生命的喂食管。13天后，特丽真的被饿死了。出于职业敏感，我一直关注着大洋彼岸“特丽事件”的进展和结局，并开始思考如何有尊严地死亡这个人生课题。

记：您做过多年医生，目睹过很多这类事情吧？

罗：我目睹过各种各样的死亡，而给我强烈震撼的还是我婆婆的离世。我婆婆2004年前后陷入垂危状态，她患有多年的糖尿病，又在2003年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综合征（即老年痴呆症）。一次，婆婆翻身时，突然被一口痰堵住，心跳、呼吸骤然停止。医生给的判断是，想恢复原来的生命质量几乎不可能，但如果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还能拖一些时日，最好能进加护病房。婆婆意识清醒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病重，她不希望被切开喉咙插上管子，既浪费叉痛苦。我向丈夫及家人说明了情况，同时也向医院院长咨询了专业意见，希望撤掉已经使用的呼吸机。然而，当我回到病房，拉着处在深度昏迷中的婆婆的手时，看到她的眼球在半合的眼睑下转动，我所有的决心在那一瞬间崩溃了。我问自己：我们这样做到底是不是真的符合婆婆的意愿？是不是真的能让她不再痛苦？

记：作为亲人，这种状态确实让人很纠结。

罗：在家人的支持下，婆婆的呼吸机和维持血压的药物第二天被停用，几个小时后，婆婆平静地离开了人世。整理婆婆的遗物时，我发现了一张夹在日记本里的字条，上面清楚地写着生命尽头不希望过度抢救的要求。看到这张字条之前，我一直心惊肉跳，一直不能确认我做的是不是婆婆想要的。如果事情不是像后来那样，而是另外的样子，比如说没有发现字条，或者字条上写着别的意思；再比如，我没有揣摩对婆婆的心愿，而是把她送进了加护病房，让她在最不愿意的状态中挣扎受苦，那我该怎么办？就算我曾经是医生，见惯了临床上的生死，但这种选择对我来说依然很艰难。从婆婆这件事情开始，我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这件事情变得不再那么折磨人。

记：这件事是您关注“生前预嘱”的最大原因吧？

罗：多年的经历让我这个念头越来越清晰。有一次，我和几个医生朋友聚会时，谈起了生命最后的路。大家一致认为，死要死得漂亮点儿，尤其不希望在ICU病房，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赤条条的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然后“工业化”地死去。在我的提议下，我们十几个人成立了“临终不插管俱乐部”，俱乐部听起来有些不严肃。一天，我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这是一份美国上千万人正在使用的“生前预嘱”的法律文件。“生前预嘱”是指人们事先也就是在健康或意识清醒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这份法律文件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时，通过简单易懂的问答方式，自己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插气管等。这时，我开始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从那时起，我就把推广“生前预嘱”当成了我余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