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来，专为此事谈话，最后交代说：“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次日天不亮，武象廷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简单吃了点东西后，三人一起顶着凛冽的寒风，坐上了由西直门开往天桥的有轨电车。没过多久，他们在前门站下车，来到了东火车站。武象廷先把兄弟俩安排在候车室，然后说：“你们等着，我去排队买票。”
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口前还是挤满了旅客。武象廷耐着性子排队，随着队伍挪动步子。从天不亮，到东方发白，又到太阳出来，排队的人们慢慢地往前挪动。就这样一直站了三四个小时，武象廷好不容易快要到售票口了。眼看前面只有两三个人，他心里一阵子高兴：这回准能买上票！谁知当他再挪脚步时，只听见“啪”地一声，售票口关了。
武象廷傻眼了，眼睁睁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他一横心，走到售票口，“咚咚咚”，敲开了售票口的门，央求售票员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的事情！”
可售票员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没有就是没有了，再说这么多话也不顶用。”
“唉！送人咋就这么难啊！”武象延长叹一声。他无精打采地回到候车室，把没买到车票的情况告诉哥儿俩，对他们说：“回中南海去吧，无非就是多住上几天！”
毛泽连说：“已经连续三天买不到票，老来回跑，影响多不好，再说回到中南海，还以为我们兄弟不愿意走！”
李云凤也说：“老麻烦你们警卫班的同志也不好。我们就住在这儿，连夜排队！”
武象廷急中生智：“你们再等一会儿，我到售票口再问问，想个别的办法。”
他再次敲开售票口，问道：“你们车站领导在什么地方？我要见一下你们领导。”
售票员说：“你往东走，走到头有一个小夹道往北去，那里就是车站主任办公室。”
武象廷抱着一线希望找到了车站办公室，一进门就问：“哪位是车站负责人？”
坐在办公桌前的一位老同志接话问道：“同志，你有什么事？”
武象廷为难地说：“有件事本来不想来麻烦你们，可实在没办法，不得不来请你们帮助。”
老同志爽快地说：“我就是车站办公室主任，有什么要紧事，你就跟我说吧！”
“这事很难开口。按道理我不该来找你，可不找又没办法解决。”于是，武象廷便把毛泽东两位弟弟回湖南老家、走了三次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了，不好让他们在车站扎营，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
这位主任听了后，满口答应，还责怪他说：“你咋不早说！”又问，“人在哪里呢？”
“在候车室里等着呢，已经等了五六个小时了。”
“你快去把他们请来，不要叫他们在候车室里等了。”
武象廷把毛泽连和李云凤领到车站办公室，又把买票的钱给了车站主任，说了一些感激的话。这样，毛泽东的两个弟弟终于被送走了。
因为毛泽东绝不允许亲戚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回到中南海后，武象廷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告诉毛泽东。
但是，纸包不住火。这件事情还是从火车站那边传出去了。一位当初从国民党阵营起义过来的将领听说此事，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毛主席的亲戚来北京，回老家竟然排了三次队都买不到车票，连送三次都没走成，这听起来好像是说笑话。”
“事实就是如此！哥俩儿差点到火车站扎营！”有人说，“我亲眼所见。”
这位起义将领感叹道：“当年蒋介石的孔二小姐在撤离重庆时连狗都带上了，同样是一票难求，国共两党的领袖却是天壤之别。”
毛泽东的警卫员在苏联瞪大了眼睛，可一点有用的保卫工作经验都没有学到
1949年12月，毛泽东决定出访苏联。
这是新中国元首第一次重大外事活动，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出访外国。他要从东北经西伯利亚前去莫斯科，沿途许多地方刚解放不久，还有不少土匪、敌特，因此警卫工作十分重要。
为此，李克农、汪东兴、罗瑞卿、刘辉山等人开会，详细研究沿途和出访的安保问题。
此时，公安第1师已调去沈阳等地，第2师己划出一部分改编其他公安警卫师，余下部分与北京纠察总队合并，改编为公安第2师，中南海警卫营及华北公安部的一个警卫大队合编组成中南海警卫团，团长何有兴，政委温良升。刘辉山是第2师师长。李克农等人经过考虑，决定还是调派公安第1、第2师前去负责护路。
毛泽东的专列是当初美国人送给蒋介石的一个高级专列。司机仍是蒋介石当年的司机。在缴获专列时，他被迫跟着起义，因此刘辉山很不放心。在会上，他忍不住说：“万一司机的心还在老蒋那边，耍点什么花招，主席就太危险了。张廷桢会开火车，是不是让他先熟悉一下，专列让他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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