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59年（周显王10年，秦孝公3年），卫鞅起草了一个初步变法的法令，他把新法令一条一条地写出来，呈给秦孝公看。秦孝公完全同意，叫他去发布告，让全国的人都依着做去。卫鞅唯恐人家不信任，不遵守新法，就先做个准备来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南门立了一根木头，出了个命令：“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他十两金子。”
一会儿工夫，南门口围上了一大堆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说：“这大概是一种玩意儿，成心跟咱们开玩笑。”有的说：“这根木头，我小儿子也扛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金子？”大伙儿瞧瞧木头，又瞧瞧别人，都想瞧瞧谁有这傻劲去上当，卫鞅一听净是瞧热闹的，没有一个敢扛的。他一下子就加了五倍的赏，说：“谁能扛到北门去的，就赏他五十两金子。”这么一来，更没有人敢碰了。
大伙儿正在出神的时候，忽然人群里钻出一个人来。他是专门给人家取笑的，上了当也不知道生气，得了个“冤大头”的外号。大伙儿一见他愣头愣脑地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去逗他，跟他说：“喂，大头！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一会儿国君就赏给你五十两金子呐！”这个冤大头乐了乐，打量着那根木头有多沉，就说：“扛得动，扛得动！”他真把木头扛起来就走。大伙儿闪开一条道，好像小孩儿们看耍猴儿似地嘻嘻哈哈地跟着他，一直跟到北门。卫鞅叫人传话，对他说：“你听从朝廷的命令，真是个好人。”当时就赏给他五十两金子。瞧热闹的人一见他真得了赏，一个个都愣了。他们后悔刚才没扛，错过了机会。要是明儿个再有这事，傻蛋才不扛呐！这件新闻一传出去，一时全国都知道了。人民都说：“左庶长真是说到哪儿应到哪儿，他的命令就是命令。”
第二天，大伙儿要学冤大头的样儿，又跑到城门口去看木头。这回换了个新花样。木头没有了，张着一个挺大的告示。他们都不认得字，看了半天也不懂。有个小官念给他们听。念出来的东西也有听得懂的，也有听不懂的。可是他们知道“左庶长的命令就是命令”，都得服从。新的命令一共有下面几条：
（一）实行连坐法。每五家人家编为“一伍”，十家人家编为“一什”。一伍一什互相监视。一家有罪，其余九家应当告发。不告发的，十家连坐，受腰斩处分。告发的和杀敌人同样有功。私藏罪人的和罪人同样有罪。每个居民必须领取凭证。没有凭证的不能来往，不能住店。
（二）奖励建立军功。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拿打仗立功为标准。杀一个敌人记一分功，升一级。功劳大的地位高，田宅、车马、奴婢、衣服，随地位的高低分等级使用、穿戴，没有军功的就是有钱也不得铺张。贵族的远近高低要看打仗的功劳而定。凡宗室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贵族名单。不论有道理没有道理，凡是为私事打架殴斗的按情节轻重分别受罚。
（三）奖励生产。凡人民努力于“本业”[耕种和纺织，是根本的事业，叫“本业”]，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经营“末业”[做买卖挣钱是末流的勾当，叫“末业”]和为了懒惰而贫穷的，连同他的妻子、儿女一概没入官府为奴婢。谁要是把灰土扔在道上的，就把他当作懒惰的农民处理。一家之中有两个成人的儿子就应当分家，各立门户，各交各的人头税。不愿分家的，每个成人加倍付税。
新法令公布之后，国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没有军功的贵族领主失去了特权，他们即使有钱，也不过算是富户。立军功的有赏，最高的赏赐是封侯，但是封了侯也只能在自己的食邑内征收租税，不能直接管理食邑内的人民。这么一来，领主制度的秦国，从此以后变为地主制度的秦国了。这么巨大的改革不引起贵族领主的反抗才怪呐。大夫甘龙和杜挚代表了旧势力起来反对。卫鞅不愿意把他们赶尽杀绝，只把他们革了职，罚做平民。老百姓要是反对新法，除了连坐法以外，还有砍头、腰斩、抽筋、凿头顶、下油锅、车马分尸等等极其残酷的刑罚对付他们。这一来，可把人们都吓坏了，有的人在梦里还老发抖呐。
这么过了三年，老百姓开始觉得新办法倒是好。生产增加了，生活也有所改善。父子兄弟各立门户，免发一家人互相依赖，劳逸不均，做儿子和儿媳妇的可以不受大家庭的气，也是件好事情。分家以后，做父亲的要使用儿子的农具，得向他借，还得感激他的好意。做婆婆的没经过儿媳妇的允许就使用她的扫帚、簸箕，给儿媳妇责备了，她也不敢回嘴。家族制度下的父权和公婆的威风大大受到了限制。这些都不说，老百姓最满意的是增加生产可以免除官差这一条。大家宁可努力于耕种和纺织，多增加生产，谁也不愿意离开家庭、田园、妻子、儿女，被征发到远地去当差。将士们呐，因为提高了待遇，立了军功，就能升级，谁都愿意做个勇敢的战士。公无前354年（秦孝公8年），秦国趁着魏国正在攻打赵国的机会，发兵去打魏国。在元里[在陕西省澄城县西]打了个胜仗，而且占领了魏国的少梁[在陕西省韩城县南]。这是卫鞅变法以后第一个大胜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