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九年(1591)三月某天，此时恰是暮春，杂花生树，草长莺飞，气候宜人，正是文人骚客外出踏青的好时机。在大阪天守阁那金碧辉煌的殿堂内，由朝鲜国出使日本的三位使者对如此宜人的气候却没有丝毫的感觉。三人跪坐于席后，盯着席前桌子上一筐熟饼，一坛浊酒，面面相觑。
朝鲜通信副使金诚一见日方如此简慢，一拍席案，道：“这岂是对待吾等上国使节的礼数？”长身而起便要拂袖离开。
人还未立起，便被通信使黄允吉拉住说道：“吾等身怀王命而来，而今在日本逗留已近一年，头绪皆无。现终见得关白大人，士纯当以国事为重，不可意气用事！”（士纯为金诚一的字）
见黄允吉如是说，金诚一只得愤愤坐回。四周作陪的丰臣诸家臣见状则纷纷交头接耳起来，目光均看向端坐于主位的丰臣秀吉。
面容消瘦的丰臣秀吉似乎对朝鲜使者们的举动毫不在意，他手中端着盛酒的瓦瓯，嘴里悠然地哼着和歌。数十年的征战岁月如同刀斧一般，在他黝黑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现在的他就像是一个最普通的日本老人，不断地劝列席诸人饮酒。
饮酒数巡之后，秀吉像听到了什么似的突然站起走进了内掌，少时又抱了一个婴儿走入堂内。此时堂下朝鲜乐工在指挥之下开始齐奏乐曲。秀吉手中的婴儿却受这阵乐曲所惊，竟然尿到了秀吉的身上。
春季大阪城秀吉见此景哑然失笑，招呼侍女们，竟然就在堂上更衣，旁若无人。
金诚一见此情景再也无法忍受，猛地站起身子，对着丰臣秀吉说道：“今吾等奉国书而来，为两国修通好之意，未知贵国意下如何？”
秀吉一边更衣，一边笑道：“何必着急，但饮无妨。”
金诚一见丰臣秀吉顾左右而言他，急道：“如今吾等使臣已于贵国滞留一年之久，实在是等不得了！如贵国真有意通好，还请关白大人将吾国国书上奏至贵国天皇，尽快获得回书，吾等也好回国复命！”
“天皇？！”秀吉好像听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名词，大声笑了起来，堂下诸家臣也同样大笑不止。日本人突如其来的爆笑让金诚一手足无措，又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只得用疑问的眼光再次望向丰臣秀吉。
秀吉很快止住了大笑，沉声对金诚一道：“你们要国书，老夫就给你们一张。至于上奏天皇？老夫看没这个必要！”
此刻秀吉那因为年龄而显得浑浊的眼中似乎突然燃烧起了狂热的野心之火，他已无复那衰老的状态，整个人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势，让其面前的金诚一不禁退后了几步。
于是本来正式的外交活动就这样无疾而终，朝鲜使团不得不仓皇离开大阪城，去往附近的堺港等待日本国的回书。
正如丰臣秀吉所应允的，在堺港的朝鲜使团终于拿到了日本方面回复的国书。其上赫然写着这样的内容：“日本国关白奉书朝鲜国王阁下，雁书熏读，卷舒再三。吾国六十余州，比年诸国分离，乱国纲，废世礼而不听朝政，故予不胜感激。三四年之间，伐叛臣，讨贼徒，及异域远岛，悉归掌握。窃谅余事迹，鄙陋小臣也。虽然余当脱胎之时，慈母梦日轮入怀中。相士日：“日光所及，无不照临，壮年必八表闻仁声，四海蒙威名者，何其疑乎？”依此奇异作，敌心自然摧灭，战必胜，攻必取，既天下大治，抚育百姓，矜闵孤寡，故民富财足，土贡万倍千古矣。本朝开辟以来，朝政盛事：洛阳壮丽，莫如此日也。人生一世，不满百龄焉，郁郁久居此乎？不屑国家之远，山河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国，欲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中。贵国先驱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者乎？远方小岛在海中者，后进辈不可做容许也？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望军营，则弥可修邻盟。余愿只愿显佳名于三国而已。方物如目录领纳。且至于管国政之辈，向日之辈皆改其人，当召分给。余再别书。珍重保啬，不宣。”（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这哪里是两国通好的国书，简直就是一封赤裸裸的战争宣言。它明白地告诉了朝鲜人，日本欲以朝鲜为前驱远征明朝。
对丰臣秀吉如此狂热的侵略野心，不论是朝鲜还是明朝都是难以理解的。可是真正了解这个国家历史的人知道，丰臣秀吉的野心并非突发奇想，而是身为一个国土狭小的岛国民族一分子为了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对大陆那深入骨髓的向往。日本对朝鲜的侵攻，丰臣秀吉也不是第一个。
最早在日本的古坟时代，传说日本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的皇后——神功皇后便曾率军对朝鲜半岛展开了攻击，并成功击败当时在朝鲜半岛南端立国的新罗国，建立了从属于日本的任那府殖民地。后来新罗国求救于高句丽，遏止了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扩张计划，并最终消灭了任那府，但是日本依然没有死心，公元七世纪又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勾结起来，侵攻新罗国，企图再度殖民朝鲜半岛，将其生存空间扩张至东亚大陆。可是这一企图再次被当时如日中天的唐帝国所破，白江一战，唐军以少克多，痛歼日本百济联军。如今丰臣秀吉站上了日本权力的巅峰，自然会重燃对东亚大陆的野心。
当然对于丰臣秀吉这样人生风云起伏几十年的枭雄人物，举国入侵朝鲜这样的大事，也不是单纯的野心使然。丰臣秀吉之所以要侵略朝鲜甚至于想更进一步占领中国，后面自然有着大量利益的考量。日本战国时代战乱数百年，到了丰臣秀吉这里才算初步平定全国。但是和中国传统的统一不同，日本的这个“统一”并非单纯地靠武力来镇压全国，其中更有很大程度上的政治妥协，如德川家康这样的大领主的降服仅仅是一个姿态罢了，他们联合起来的力量对秀吉并不处于劣势，因此秀吉需要占领更广阔的土地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另外，秀吉对自己直属家臣的领地分封十分慷慨，日本这么个国土狭小的岛国上的土地根本不够分，面对武士们那强烈的领土欲望，秀吉也不得不寻找新的土地来供他分配。
除了对土地的渴求之外，在丰臣秀吉兵发朝鲜的背后更有着强大的经济推动力。当时的日本商业非常发达，商人拥有强大的经济量。通常势力强大的日本大名背后，都有商人势力的支持，丰臣秀吉也不例外。而日本这样的岛国，商业利润最为丰厚的莫过于同明朝的“勘合”贸易。“勘合”贸易是一种极富明朝特色的贸易形式。在明朝以前，中国历朝历代，对外海洋贸易都是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明朝，朱元璋就搞了一个“海禁”，严禁人民跟老外做生意。
朱元璋是开国的皇帝，他这一禁止，规矩那就变成了所谓的祖制。中国人天大地大祖宗最大，一旦某种东西变成了祖制，那想破除就万分困难。但是外国想与中国做生意的愿望又极为强烈，那怎么办呢？明朝人发明了一种变通的办法，由明朝朝廷对海外诸国颁发“勘合”，上面写明了时间地点，允许各国或三年、或五年向明朝进贡本国的特产，而朝廷收下贡品以后，为了显示我天朝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自然不会白拿海外藩国的贡品，会以“国赐”的形式回酬外商所需明朝铜钱因贸易而成为日本基本货币之一
“勘合”贸易显然根本不能满足商人们贸易的愿望，对于日本则更加如此。别国都可以三五年来一次“勘合”，而日本则是十年才被允许一次“勘合”，甚至到了嘉靖时期对日本的勘合贸易直接就被禁止了。为何对日本就如此特殊呢？主要因为日本有一样特产，那就是“倭寇”。明朝的“海禁”，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对付肆虐中国沿海的倭寇，因此日本方面的贸易需求才被明朝区别对待。这样的结果对于支持丰臣秀吉的商人来说自然是不能接受的，但靠外交交涉又不可能让明朝改变主意，那么最终只有靠武力这一条路可走。
所谓利令智昏，在国内利益和野心的推动下，丰臣秀吉开始了征讨朝鲜乃至明朝的军备计划。但是由于倭寇的问题，日本与明朝关系非常恶劣，因此日本方面对明朝国内的情况也属于是盲人摸象，不明就里。就像老鼠永远无法挑战大象一样，作出进攻中国这个决定的丰臣秀吉心里也在打鼓，到底能不能赢呢？要摸清明朝的情况那就得问内行人，于是丰臣秀吉就找上了他能找到的最为内行的人，那就是曾经纵横明朝沿海的大倭寇王直的余部。
王直又叫汪直，号五峰，是明朝徽州（现在安徽的黄山市）人，此人原本以走私为生，生意做大之后被称之为“五峰船主”，后来甚至垄断了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王直这样的大规模走私行为自然会被朝廷盯上，于是遭到了围剿。王直于是将基地迁移到日本。在日本王直如鱼得水，他以日本平户（今属日本长崎县）为基地，挂起“徽王”的旗号，借着日本国内诸侯战乱不休的机会，招纳日本的流浪武士与亡命之徒，并勾结各路倭寇头目，到‘明朝沿海进行劫掠，彻底走向了勾结倭寇劫掠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财富和杀戮中国百姓的道路，因此成为嘉靖时期最大的倭寇巨头。此人虽然后来被胡宗宪诱降并被处死，但是其余党并未消亡，甚至到了丰臣秀吉这个时代还能找到王直的余党来问话。
这帮人对秀吉说：“当年胡宗宪追捕王直之时，我等三百余人从南京一路烧杀抢掠到福建，纵横一年之久，全身而还。唐人（日本对唐代的强盛和辉煌记忆过于深刻，以至于到了明朝依然称呼中国为大唐，称呼中国人为唐人）畏日本如虎，占领唐地简直易如反掌。”
丰臣秀吉听到这帮内行这样说，也开始自吹自擂起来，说：“以我的智慧来指挥我的兵马，就像大水崩开沙子，用利刃破开竹子，什么城池拿不下？什么国家灭不了呢？君临大唐那是十拿九稳了。唯一可虑的就是唐人的水军厉害，恐怕我的兵马不能顺利地登陆唐地。”
与王直残党的这一番对话，更加深了丰臣秀吉必胜的信念。
在王直那个时代，明朝沿海卫所的确败坏，士兵纷纷逃亡，战斗力极为低下，因此王直等一千大小倭寇才能在明朝沿海肆虐如此之久。但王直残党却不知道，他们的记忆已经是老黄历了。在一代名相张居正的改革下，明朝的经济大有改观，此外张居正又重用戚继光这位名将，放手让其招募义乌矿工，打造成了“戚家军”这么一支铁军。此后几十年，以浙兵为主力的南方明军均以训练有素并善用火器而闻名。另外王直残党所交手的明军都是江浙福建一代的南方卫所明军，对北方明军的战法及战力则完全不了解。北方镇守宣府大同和辽东的明朝北方边军由于常年与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交手，以马军为主力，野战能力更为强劲。后来戚继光在蓟州（今天津蓟县）练兵十六年，将明朝北方边军训练得更为精锐。
虽说明朝万历皇帝昏庸，将张居正的改革毁于一旦，又将戚继光贬谪，以至于一代名将潦倒而死，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从绝对的实力看，明军战斗力依然非常可观。这些情况王直残党完全不知，他们的情报严重误导了丰臣秀吉，使他对于明朝实力严重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