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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专利权

2013-07-30 来源:故事会 作者:狄更斯 查看评论
摘要:对我来说,写一些文章来发表是很难的事。想想看,一个每天工作在十二或十四个小时以上的工人(一年中只有圣诞节、复活节和几个星期一可以休息),不用细想就知道是

对我来说,写一些文章来发表是很难的事。想想看,一个每天工作在十二或十四个小时以上的工人 (一年中只有圣诞节、复活节和几个星期一可以休息),不用细想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现在我不得不勉为其难地提起笔来,因为我希望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记录下来,如果有什么疏漏之处,就请多见谅吧。

我是在离伦敦不远的地方出生的,但是在学完了手艺后,就进了伯明翰的一家工场 (也就是你们说的工厂)干活。我学手艺的地方离我的出生地但脱福特很近,我学的是打铁,我叫约翰,因为我的头发稀少,所以从我十九岁的时候开始,大家就都叫我“老约翰”了。而如今我已经五十六岁了,我的头发和十九岁的时候比起来,好像既没有增多,也没有减少,所以想让我在这件事上讲点新动向是不可能的。

到明年也月份,我结婚就整整有三十五周年了。我结婚的那天恰好是愚人节,所以人们总是拿我的喜事开玩笑。那天可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日子,我的好老婆就在那一夭属于我了。

在我们生过的十个孩子中,有六个活下来了。我最大的儿子在一艘名叫“曼佐·纪奥诺号”的客轮上做机师,这艘船往返于那不靳斯和马赛之间,途中在热那亚、莱格亨和西维太·范切埃停泊。我的大儿子发明了很多有用的小东西,他是个有手艺的人,可是他从没从这些东西上获得一丝一毫的收益。我的另外两个儿子,一个在悉尼,一个在新威尔士,他们都把自己的工作干得很好,上次来信时还都没有结婚呢。还有一个儿子,就是詹姆士,他总是有些不正常的念头,竟然去印度当兵了,还在打仗时中了一枪,有一颗子弹打进肩脚骨里,在医院里住了六个星期,这些都是他在信中说的。其实他是几个儿子里相貌最英俊的。我的一个女儿玛丽生活得称心如意,偏偏患了一种胸部积水的玻另一个女儿夏洛蒂被丈夫遗弃了,他真是太无耻了,现在她带着三个孩子和我们一起生活。我自己最小的孩子,今年只有六岁,不过已经开始喜欢机械方面的东西了。

从始至终,我都不属于宪章派。的确现在有很多社会弊端,让人们愤愤不平,但是我看宪章派的主张对解决问题也没什么帮助。如果我觉得有帮助的话,那我就是宪章派了。既然我的想法和宪章派的主张不同,那么我就不可能是宪章派。平时我看报纸,也去伯明翰的被我们叫做“会潮的地方去听他们争论,因此,宪章派的很多人我都认识。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同意使用武力来纠正弊端。

我自己一直都喜欢在发明创造上下功夫,这么说并不是夸大其辞(我必须把脑子里涌现出来的想法随时记录下来,否则就无法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以前我发明了一种螺丝,总共赚了二十磅,现在我还在用这笔钱。我一直都在进行发明创造,差不多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怎么中断过。这个发明我已经完成了,就在上一个圣诞节的前夜十点钟的时候。在我做完之后,我把妻子叫进来看。当她和我站在完成了的机器模型旁边时,我看见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模型上。

我的一个朋友威廉·布彻是个并不激进的宪章派。他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出色的演说家。他经常说,像我们这样的工人走到哪里都要吃亏,那是因为有那些以搜刮百姓为生计的政府部门,因为我们必须服从政府的各种法令,而且还要向政府部门上缴各种名目的不合理的费用来供养他们。“是的,”威廉·布彻说,“所有的公民都要负担这些,但是负担得最多的是工人,因为工人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的温饱,正因为如此,当工人们提出改革的要求,追求平等和公正的时候,如果有人从中阻挠,那真是无以复加的不公平。”以上都是我记下来的威廉·布彻的话。

他在发表演讲时就是这样说的。

好了,现在让我再来谈一谈我的机器模型。我完成它是在上一个圣诞节的前夜十点钟,有将近一年时间了。这个模型几乎用光了我所有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有时碰上倒霉事,我女儿夏洛蒂的孩子生病,也可能更糟糕,两种情况都让我碰上了,我就只好暂时放弃模型,往往几个月都不能接着干下去。为了进一步完善它,我还会整个把它都拆卸掉,然后再重新装上,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做了无数次,最终做出了现在这个完整的模型。

圣诞节那天,我和威廉·布彻好好地谈了一次这个新发明的机器模型。他这个人很有头脑,但是也有一些古怪的脾气。他问我:“约翰,你用它来干什么呢?”我回答说:“我想得到一个专利。”威廉说:“具体怎么做呢?”我说:“去申请一个呀。”这时威廉告诉我,关于专利的法律条文都是些害人不浅的东西。他说:“约翰如果你在公开了自己的发明之后才获得专利,那么你经过千辛万苦得到的成果就很容易被人窃取,到时候你可就陷人困境了。不管是你心甘情愿地赔些钱,先邀请一些能够负担专利申请的巨额花费的合伙人。还是四处碰钉子,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在几批合伙人中间奔走,展示你发明的模型,和他们商量价钱。结果都一样,很可能你的发明会落到别人手里。”我说:“你的想法不合情理,威廉·布彻。有时候你就是这样。”他说:“不是我不合情理,约翰,让我对你讲一讲这种事的真相。”接下来他就跟我详细地解释了一番。我告诉威廉·布彻,我想亲自去申请一个专利。

我的妻舅乔治·贝雷,住在西布罗密奇 (他很不幸,他因为妻子酗酒而破产了,被关进伯明翰监狱多达十七次,后来在里面病死了,才算了结),他在死前留给我妻子一百二十八镑零十个先令的英格兰银行的股票。这笔钱我和妻子一直都没有动过。大家想想,我们都有衰老得不能再工作的一天。所以,我和妻子打算靠这个发明申请一个专利,而且我们甚至考虑过用那笔钱去申请。为此,威廉·布彻替我给伦敦的汤姆斯·乔哀写了一封信。这人是一个木匠,身高有六英尺四英寸,最擅长玩抛绳圈的游戏。他住在伦敦契尔西一座教堂的旁边。我事先向工场里请了假,这样我回来以后好继续干活。干活的技术很不错。我不反对喝酒,但是我从来不喝醉。圣诞节的假期一过,我就坐着“四等车”去伦敦,在汤姆斯·乔哀那儿,我租了一间房子,租期是一个礼拜。他结过婚,有一个儿子,是个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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