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立人手中，教练所举办了第一期学习，共培训学员433人。
在这里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这些来自长沙、武汉的学生中，从北方或上海、南京等地流亡而来，矢志打回老家去的学生占了近一半。都是热血青年，一心想着杀日本鬼子，报家仇国恨。考进缉私总队后，他们发现不是正规军，只是警察队伍，河北籍学生曾光夏就带领大家收拾行李，准备离开缉私总队，去投正规军去。
孙立人接到报告后，立刻和齐学启赶到这些学生兵的军舍。
“你们为什么要走？”齐学启问。
曾光夏答：“有志青年应当为国家尽力，完成抗建伟业，不愿意做向老百姓征税的警察。”
孙立人很喜欢这些年轻人，说：“你们志向在抗建伟业，很正确，我的志向也在此，所以才来训练你们，假如仅仅为了让你们当缉私警察，何必如此虚掷光阴，何必要教这么多的东西给你们，为了经费的来源，及一些便利，虽用了缉私总队的名义，实际上却要训练一支劲旅，作将来反攻战的基干。”
“只要我们大家练成一支钢铁部队，锋芒毕露，必然会有让大家到抗日前线去杀敌报国的机会。”齐学启也说。
“谁说警察就不能做抗建伟业，我在当税警总团第4团团长的时候，就指挥兄弟们在上海和小日本以死相搏。”孙立人说着，还脱下了上衣、内衣和外裤，只穿短裤。只见将军全身上下布满了累累伤疤。
学生兵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一名中将长官身上有如此多的伤疤，多数学生都被说服、感动，纷纷表示愿意留下。只有九名学生固执己见，选择了离开，去投陆军。
留下的学生兵跟随孙立人进行了艰苦的训练，日后他们成为了部队中的骨干。
至1938年7月中旬，日军全面侵华一周年，中华民国财政部盐务总局缉私总队已经组建好了三个步兵大队（一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团的建制）和总队直属工兵营、特务营。
贾幼慧、唐守治、葛南杉分别任三个步兵大队的大队长，王之任工兵营营长，张文龙任特务营营长。因为在贾幼慧、唐守治、葛南杉三人面前，李鸿的资历没有这三人的老，所以本来已经在第40师担任团长职务的李鸿，仅在总队中就任了副团级，相当于降了一级，不过李鸿仍然无任何怨言。能有如此识大体顾大局的部下，孙立人在后来就一直很器重李鸿。
至此，孙立人的精华之师、主力已经成形。
三、在贵州，孙立人的缉私总队发展到二万多人，勇士们经过三年学习积累，已经磨砺成一支爱国心强、战斗力强、纪律性强的劲旅
1938年8月中旬，日军逼近武汉、长沙。8月21日，除去副总队长赵君迈坚持率五百士兵留在长沙当地抗日外，孙立人率缉私总队所有官兵撤离长沙，前往贵州。齐学启兼任副总队长。
缉私总队一路风餐露宿，步行1600多公里，耗时近两个月，终于抵达贵州都匀、独山一带，开始长达三年的艰苦训练。
都匀地方偏僻，但环境单纯，适合再次重生的“蓝鹰”（孙部代号）潜心训练，而且都匀周围有山谷、平地、河流、丘陵等，很适合各种条件下的野战训练。
地点、军费、武器、军官都具备了，孙立人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但他仍觉得兵员不足。
在贵州征兵，还是碰到了在长沙遇到的问题。孙立人除总队长一职外，还兼任贵州第三绥靖区的指挥官，负责黔南15个县的治安。可就是如此，西南军管区就是不批准他在贵州征兵。
贵州作为大后方，陆军大学、工兵、炮兵、卫生、通讯等学校都搬到了贵州。孙立人向这些学校请求分配部分毕业生到缉私总队，没一所学校同意。又只好采用在湖南时的老办法，从湖南、贵州逐渐招兵。就是如此，也常被截留。
有一次，一个新兵连开往都匀报到，途经马场坪，当地的别动队居然架起机枪，要“吃掉”他们，把新兵们拉入别动队当兵。路过此地的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部的大员对此事睁只眼闭只眼，孙立人要求对别动队的相关人员惩治，那大员却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