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听罢慷慨激昂地道：“当今敌寇横行，大好河山，大片沦陷，国亡就在眼前，当务之急是奋起抗战，驱除倭寇，挽救民族危机，光复失地。我们两人当年都改文习武，正当为今日马革裹尸，不能以个人际遇而消壮志。事有缓急，义有大小，愿你三思。”
“好，抚民（孙立人的字）既然如此说，我非贪生怕死之辈，只要办完母亲的后事，我白当回到军队，就和你一起再练一支铁军，将这一腔热血献给驱灭倭寇事业。”齐学启热血沸腾地说。
要想练劲旅，没有左膀右臂，光靠孙立人和齐学启可不行。孙立人请出了留美学友，毕业于美国诺维支骑兵学院，原税警总团第1团团长赵君迈。然后，孙立人又以打电报、写信的方式请来了李鸿、刘放吾、唐守治、陈鸣人、贾幼慧（原税警总团炮兵营长）等日后成为将军的猛将良材。李鸿已经由营长升任黄杰统帅的第40师的团长，即便如此，李鸿一见孙立人号召，立刻辞去团长职务，马不停蹄地赶来长沙听命于孙立人。可见孙立人的人格魅力是何其强。
原税警总团和第4团的官兵们闻听孙将军再组劲旅，或乘搭交通工具，或步行绕过日军防线，或辞妻别子纷纷聚集到长沙来。第4团的官兵归队者达到了1200多人，李克己、湛茂棠、赵振华、豆飞等下级军官和士兵再次成为孙立人麾下的一员。再算上从税警总团的其它团来的士兵，才一个半月的时间，孙立人手中就有了2200多人的人马。
距1937年11月12日结束的淞沪抗战还不到四个月，1938年3月1日，盐务总局缉私总队在长沙正式宣布成立，孙立人任中将总队长，赵君迈任副总队长，齐学启任参谋长。
一、孙立人露出身上的累累伤疤，说：“谁说警察就不能做抗建伟业，我就指挥税警总团在上海和小日本以死相搏。”学生兵们纷纷表示愿意留下
万事开头难。缉私总队刚刚成立，就面临着三大困难：一是没有营房和训练场地；二是湖南军管区以缉私总队非正规军为由，不允许在湖南境内征兵；三是部队缺乏经验丰富的中、下层军官。
也是天助孙立人，恰逢谭廷?在长沙的故居对外出租，缉私总队便先借谭廷闽的故居办公。又因日寇占领北平，清华大学等大学从北平搬迁到了长沙，而由于日军逼近长沙，清华大学再次决定内迁云南昆明。此时清华大学校长正是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的梅贻琦。
梅校长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就到清华任教。孙立人就读清华时，梅贻琦正好是孙立人的老师，当时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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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人以执弟子礼拜会了梅贻琦，梅校长欣然同意将清华内迁后在长沙的校舍借给缉私总队。
地点、武器都得到顺利的解决，现在的头等大事就是征兵了。
还是齐学启想到了一个办法：派出总队里的湖南籍士兵，分别回到家乡，探亲访友，走访邻里同乡，只要这些亲朋好友中有志从军救国的，就邀请他们加入到缉私总队来。
因为税警总团第4团在孙立人将军的指挥下，于1937年的淞沪抗战中打出了国威、军威，上海、长沙各大报纸均有对税警总团和第4团血战日军的报道，不少湖南青年听闻是在孙立人手下当兵，都踊跃报名参军。但是湖南军管区不允许缉私总队在湖南征兵，一经发现，就会将这些湖南青年抓壮丁，充入正规陆军中。所以，愿意加入缉私总队的青年都只能三三两两通过盘查的关卡。这样遮遮掩掩、不敢完全公开的征兵，在中国历史上的征兵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士兵也有了，还得有能率领、指挥士兵作战的基层军官。等、靠、要都不可能，孙立人就自己动手、自己训练。
孙立人设立官警教练所，他亲自任所长，齐学启任副所长。成立教练所的目的是：罗致“优深之士，咨谋探讨，攻错他山，择选课程，严事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