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叫叶子戏。苏鹗《杜阳杂编》下说：“韦氏诸家，好为叶子戏。”可见大约从唐代就开始了。宋代没有关于这种游戏的记载。明代人对这种游戏进行了改造，用《水浒传》的人名为上等牌的图画。据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记载：“斗叶子之戏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各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八十万贯混江龙李进，七十万贯病尉迟孙立，六十万贯铁鞭呼延绰，五十万贯花和尚鲁智深，四十万贯赛关索王雄，三十万贯青面兽杨志，二十万贯一丈青张横，九万贯插翅虎雷横，八万贯急先锋索超，七万贯霹雳火秦明，六万贯混江龙李海，五万贯黑旋风李逵，四万贯小旋风柴进，三万贯大刀关胜，二万贯小李广花荣，一万贯浪子燕青。”这种改造后的游戏又叫做“马吊”，也就是后来的“纸老虎”。它曾经于16世纪后期到19世纪的两百多年中，蔓延于中国城乡，其流行程度不亚于今天的扑克牌和麻将牌。学者们认为，它和骨牌同为今天麻将的前身。后来流行的纸牌，也留有它的痕迹。
从明代人对叶子戏的改造中，可以看到当时《水浒传》的流传是多么的深人民间。那么，为什么明代人要把《水浒传》的人物采入到叶子戏中呢?一种说法认为，作为一种争斗的游戏，需要必胜的信心和勇武的斗志，这正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们的品行所在；另一方面，这样勇武的内容还不能光读书人知道，应该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东西。这又是《水浒传》的流传效应所在。所以黎遂球《运掌经》说：“署之以宋江之徒，必勇敢忠义然后能胜，而又非徒读书者所能知，故署之以不知书之人。”同书又引李东琪《纸牌说》云：“自二十万贯以至万万数极矣。其有资者数拟乎封君，可以帝制，故尊之以宋江也。”这种说法从赌博游戏与《水浒传》故事性质的接近和赌博游戏流传的条件与《水浒传》流传效应的近似上考虑问题，应当说有一定说服力。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叶子戏中梁山好汉人名与钱数的关系，实际上是当时朝廷对这些人悬赏的标价，也就是说，那是这些梁山好汉脑袋的价钱。清代大学者王士稹《居易录》卷二十四张叔夜《招安梁山泊榜文》说：“有赤身为国不避凶锋拿获宋江者，赏钱万万贯，双执花红；拿获李进义者，赏钱百万贯，双花红；拿获关胜、呼延绰、柴进、武松、张清等者，赏钱十万贯，花红；拿获董平、李进者，赏钱五万贯，有差。“这里提到的悬赏价格和陆容记载的叶子戏的等级钱数有些不同，如略去了千万、九十万、八十万、七十万、六十万、五十万、四十万、三十万、二十万、九万、八万、七万、六万、四万、三万、二万、一万等等级，还略去了阮氏三兄弟、孙立、鲁智深、杨雄、杨志、张横、雷横、索超、秦明、李逵、花荣、燕青等人的名字。有些人的名字写得也与《水浒传》不同，如把“卢俊义”写成了“李进义”，“呼延灼”写成了“呼延绰”。这样的写法来自宋代《大宋宣和遗事》，倒还情有可原。可“李进“这个名字却未见他书记载，显然是“李俊“这个名字的误笔。还把武松等人的等级降到了十万贯。可是宋江的赏钱万万贯，却和《菽园杂记》叶子戏的记载一模一样。尤其重要的是，这里第一次提出了民间叶子戏的等级差别竟然是当年悬赏的价差。倘若真的如此，说明宋江起义的确引起了宋王朝的极度重视。后代叶子戏的着迷者们也应当由此而感谢宋江，感谢宋江等人这么使劲一折腾，不仅动摇了宋王朝的政治统治，而且由宋江等人脑袋的价钱还产生了这么一种令他们如痴如醉的高妙游戏，这恐怕是宋代的统治者们所始料未及的。
可是遗憾的是，这张《招安梁山泊榜文》的真实性还有可疑之处。首先，这张榜文除了王士稹《居易录》引述外，连《宋史》及张叔夜的文集中也没有见到。这与这件事情本身的重要性及万万贯这样极高的悬赏是极不相称的。连余嘉锡先生这样高明的考证专家也没有找到这张榜文的其他出处，只好无奈地说：“余遍考之，终不得其出处。“(《余嘉锡论学杂著·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可见，这张榜文恐怕仅见于《居易录》。可是凭王士稹的身份，还不至于去编造一篇张叔夜的榜文。那么，问题的关节又在哪里呢?
其次，倘若真是悬赏价格的话，这个价格和宋代的社会经济实际状况是不成比例的，因此令人难以置信。据孔平仲《孔氏谈苑》卷一的记载，宋仁宗时，有个叫赵元吴的人起兵叛乱，天下骚动。当时的陕西经略使夏竦出榜塞上，以五百万贯悬赏赵元吴的脑袋。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方腊起义建号改元时，当时朝廷对他的悬赏价格是自身补横行防御使，银绢各一万匹两，钱一万贯，金五百两。另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三十五，绍兴十年(1140年)金人背盟，朝廷诏示有能生擒兀术者，也不过封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宅一区而已。而宋江起义的声势并不及方腊，但赏钱却高出已经称帝的赵元昊、金四太子数十倍不止，相差实在悬殊。又据《宋史·食货志》，北宋皇禧、治平年间全国一年的收入才一亿万以上，《文献通考》卷二十三记载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诸路上供钱物总共才一千五百零四万二千四百一十四贯疋两而已。如果拿获宋江一个人的赏钱就达万万贯，已经顶得上宋仁宗、英宗两朝问一年的收入，而当时天下上供钱数的总和，还买不下宋江脑袋的五分之一。这样的悬赏也实在有些荒唐。况且堂堂官府榜文，又怎么能和叶子戏这种游戏扯在一起呢?这一定是后来不熟悉宋代典章制度的人，为了渲染宋在我国开展汉语对比研究的前两个时期，除个别词汇对比成果外，几乎所有研究都集中于语音和语法两个领域。七八十年代人们在继续对上述传统领域进行研究的同时，还对修辞对比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些论文从理论的角度探讨了中外修辞学的异同，如《建设中的比较修辞学》(前言1985)、《中外修辞学纵横谈--兼谈比较修辞学的对象与任务》(王长春1988)、《中西修辞学的内容与方法比较》(唐松波1988)、((试论中西修辞学的发展》(杨自俭1989)、《开展中外修辞的比较研究--(英语修辞与翻译)序》(伍铁平1989)等。更多的文章是讨论汉语和某kO(或几种)外语具体修辞手段的对应或差别。如涉及英汉具体修辞对比的就有翁鹤年(1980)、任念骐(1982)、文军(1983、1986)、钟良弼(1984)、刘英凯(1985、1989)、阿人(1986)、林大津(1986)、刘玉祥(1986)、张金度(1987)、尹懋谦(1987、1988)、陈映雪(1988)、方文惠(1989)、宋卓英(1989)、张盛尤(1989)、袁昌明(1989)、胡曙中(1989)等17篇论文。俄汉、德汉修辞对比论文也分别有4篇和3篇。此外，在这一时期还开始了汉外语篇对比和语用对比的研究，尽管涉及这些领域研究的文章并不多。论述汉外语篇对比的论文有钱瑗的《英汉篇章中某些“照应”手段的对比》(1983)、许余龙的《英汉远近称指示词的对译问题》(1989)、钱文彩的《汉德篇章结构中后指指同关系的对比}(1988)币H张亚非的《多语问话语结构的对比分析}(1989)；讨论汉外语语用对比的有((中国学生在英语交际中的语用失误--汉英语用差异调查》(何自然、阎庄1986)、《汉英翻译中的语用对比研究》(何自然、段开诚1988)和《日中称呼比较》(苏德昌1981)等。
一些学者还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汉、外语言在使用时的差异。如《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邓炎昌、刘润清1989)一书就探讨了英汉两种语言中反映中西文化差异的词语涵义、成语格言、谚语典故、委婉语、禁忌语、颜色词以及各种言语手段和非言语手段的区别。吕炳洪(1987)、穆善培(1988)、赵陵生(1988)、刘泽(1988)、吴国华(1989)等考察了民族文化特点在汉语外语某一具体层面的表现。还有一些学者通过汉外语的对比分析来研究语言普遍性和语言类型问题，或将语言对比与研究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结合起来。如廖雅章(1988)币1张明田(1983)对英汉句型的共性问题作了探讨；伍铁平(1984、1985、1989)和龚群虎(1989)则通过某一特定的词语类别(如亲属词、味觉词、温度词)在汉外语中的表达方式的比较来讨论语言的类型问题；张今和陈云清在《英汉比较语法纲要》(1981)一书中通过英汉语法结构的比较、研究思维和语言互相转化的过程。作者在书中着重讨论了人类逻辑思维推动人类语言发展的过程。他们认为，一种语言结构是由现实、思维反映现实的角度和先后顺序以及各民族对客观现实认识的深度和表达这种认识重叠一些传统的对比课题得到更为深入的研究江起义的声势，而编造出这么一套细致而诱人的价格表，并谎称是出自镇压宋江起义的刽子手张叔夜之手，以取信于人。而王士稹老先生未加考证，信以为真，以至以讹传讹。这真是应了“俗语不实，流为丹青”这句老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