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记者做广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她当广告经营中心主任倒也顺理成章。又用了不到三年，她坐上了副台长的交椅，而且是分管广告经营，五年一贯制雷打不动。
费丽是个难缠的角色，这在电视台人人皆知，大概新来的但昌达也有所耳闻，要不然他怎么不愿拣这枚烫手的山芋。
见到头儿沉默，大家也都不吭声了。这时，但昌达想起了一件事：节目改版。
这也是年前必须定下来了，新领导要有新局面，新局面靠的新面孔，先前安排由俞总主刀的改版方案不知拿出来没有。
俞总也不含糊：“我考虑再三，这方案我拿不出来，因为不比孟台长的水平高，即使搞出来，也只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但昌达又皱了一下眉头，可他隐忍着没有发作。我看势头不妥，得抢先批评一下俞总，好让他来一个顺坡下驴。
“俞总，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但台长安排你拿方案，你怎么到今天说这种话？我是十八般武艺都使尽，没有什么招数了，你值班这么多年了，可能还是有一些新思路、新想法、新点子吧？如果说上个月要负责稿件终审，这个月由我值班了，你马上着手准备，赶在春节后改版还来得及。
俞总有些不情愿，没点头也没摇头。
但昌达接过话茬，草草收了一个尾：“就按孟台长说的办，元旦过后再行商议吧。”
追责风波戏剧收场
当电视新闻评委是个苦差事。当我猫在省城一家宾馆昏天黑地地看稿审片时，接到了新闻部主任幸晨曦的电话，说是电视台出了事：时下党内在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上级要求狠刹“四风”，下面就来了个矫枉过正，县委举行十届三次（扩大）全会没有悬挂会标，幸晨曦受命采访报道，竟然把它说成了二次会议。电视画面一晃而过，倒是没有引发很多人注意，甚至连许多会中人也没有在意，可这个镜头不知怎么会偏偏被宣传部长看到了，一纸批示，台里顿时乱成一锅粥。
这种事不是什么稀奇。错误印在纸上是白底黑字，可晃在电视荧屏上就可以在重播时重新制作，完全可以一改了之，以前也就这么做过，且不止一次，可这次不行，一是因为部长太认真，锁定了不放手，想借这个事件整肃一个电视台的纪律；二是现在的科技太发达，有线电视都设置了重放功能，你纵然改正了，也抹不掉过去的痕迹。
宣传部长是县委常委，在一方属于主管宣传文化工作天字一号。他发了脾气，底下的人都得噤若寒蝉。幸晨曦连续作了三次检讨还不能过关，还招来了县问责办的问责，轻则记过，重则撤职。
幸晨曦欲哭无泪，绝望之际只得向天边的我来求助，试探我能否做他的一根救命稻草。我立即表示，错误谁都会犯，对犯了错误的人不要一棍子打死。即使记者有错，我们把关人也要承担相应责任，况且台长兼总编但昌达也列席了那次扩大全会，散会后为什么没有沿袭以往台领导的惯例，回到电视台对当天特别重大的新闻稿进行抽审？如果要追究责任，恐怕他也难辞其咎。现在出了问题，我们应该集体担责。
从省城评奖现场请假提前回来，我把这番话讲给班子成员听，有赞同也有反对，但昌达因为看有引火烧身之势，也皱起了眉头。我接着把这番话讲给宣传部长听，不想他却虎起了脸说：“你不要装糊涂，应该旗帜鲜明，不要和稀泥，应该问责到底。在这大是大非面前，连县委书记都亮明了态度，一定要处分责任人。”
“那但昌达但台长没有审稿，你处不处理？”我想用他的爱将去堵他的枪口，好让他投鼠忌器撤兵了事。
部长朝我乱翻白眼，没有理睬。我只得径直去找县委书记，不想书记说他全会散了他就去珠三角忙碌招商引资事宜，刚刚回来还不知道出了这档子事，问问情况再给答复。
闹了半天是部长想借事发威。我终于弄懂事情的底牌，等幸晨曦再找我时，我就回答说，我也没有办法，你想挽回颓势最好想想其他路子。
近一个月，幸晨曦度日如年，宣传部长的责问口气十分严厉：“县委三次全会写成二次全会，难道你是想彻底否决县委的二次全会？”
罪名够大够狠，幸晨曦在劫难逃，大家都以为他的所谓政治生命在戛然而止了。一个快满半百的老记者只得仰天长啸，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就在这时，台里又出了一件事：蚌湖镇桃花如霞似火，桃花节一年一度，今年自然不会例外，决定在五月如期举办，要面向社会广发英雄帖。开春后，费丽就接到了这笔广告发布业务，费用是十万，要连续播出半个月，谁知发了不到三天，又有一纸批示从天而降。批示出自县委书记之手，措词也是严厉非常：查桃花节有悖勤俭办节的原则，势必助长奢靡之风，不经县委研究批准，电视台擅自发布假消息就是严重失实。台领导班子要向县委写出深刻检讨，具体当事人的责任，也要一并应予严肃追究。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我看到这份文件时，立即意识到这下子费丽也要触霉头了，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油然而生：“办不办桃花节，是蚌湖镇操作不到位的问题。不经批准擅自宣布办节，县委应该追究该镇党委负责人的责任，凭什么舍本逐末责问电视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