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坐回自己的办公室，两眼盯着电脑屏幕，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有本事而不会来事的尽拣湿处烧，无本事而会来事的却选干处烧。我在想，但昌达的三把火真是烧得邪乎：第一把火烧幸晨曦没有烧着，反而让幸晨曦找到了靠山；第二把火烧俞总，把俞总赶走了，因祸得福进了国家公务员队伍。这第三把火就该烧我了，且看他如何一个烧法。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又是一年芳菲尽。电视台作了工作总结，广告经营中心依然没有结账，新闻宾馆、九州旅行社和安远电视购物网等这些经济实体也无人提及，就好像是一个被人遗忘了角落。
我又心灰意懒，不再像去年那样提什么建议，硬逼着但昌达跟广告经营中心结什么账，确定下年的什么承包基数。五十四岁又六个月了，都是快要到点的人哪，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可下午来上班，发觉我办公室的门还是被人踢坏了，门页断了销，门框破了边。我叫来台办主任看了一下现场，他说楼道里有监控录像，调看一下就可以知道肇事是谁人。我说不用麻烦了，这个人就是为了发泄一下自己的不满，把我的办公室砸了也无妨，我查清了肇事者又能怎么样呢？只要我心中有数就行了。
“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我在我的日记本中写下这样一句话。
按照组织反映意见的程序，我给但昌达打电话，手机两次都拨通了没人接。我就只好给宣传部长报告，部长说在开会。我说不用你在手机中讲话，我只给你报告一个情况。
报告完了，部长没有吭声。办公室主任找人给我修补了一下，正在门框上钉钉子，但昌达回来了，我如实给他说了。他好像没事一样地笑了笑，我补了一句，这事我已经给部长报告了。但昌达这时就变了脸，眉头一皱：“你为什么不经过我，就越级汇报？”
“我给你汇报了呀，打了两次都通的，可是你不接，我就只好向部长报告。”
但昌达看了手机，上面果然显示有我拨出去的两次未接。他说：“哎呀，我有个应酬，中午喝高了就睡着了。”
我明知道他不会理会这事。与但昌达翻脸之后，我的日子很不好过，到外出差从来都是不予批准，县内开会也没有车坐，可对我负责终审的节目却看得非常认真，稍有一点出格的地方就拿出来吹毛求疵，如果有哪一处错了他都要在大会小会上批倒批臭，连跟在一起工作的人都受到牵连，生怕我在搞突发性新闻采访报道时点到他们。摄像大邬和撰稿小裘这样的年轻人都很聪明，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开我走路。
但借着这一件事我可以撂一下挑子。我说，我在值班时总感觉到身后有暗箭瞄准着我，随时准备因为某一个动作不到位作出牺牲，而现在又有人明火执仗地砸我的门，这说明我已经失去了人心，失去了看片终审的基础。别人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而我是暗箭难防，明枪也不好躲。在中国官场，绝大多数时候，阳谋比阴谋更厉害，所在我决定退位让贤。
我宣布不再值班的第二天，宣传部就打来了电话，匡正权说部长要找我约谈一下。
宣传部长只比我大两三岁，也算是老熟人或者可以说是老朋友。部长之所以能够谋到今天这个高位，是官场的一个奇葩。在三十六岁那年，他碰到了生命中的贵人。贵人贵不可言，是来部长的出生地走访他父亲当年的避难之所的。他的父亲是个大人物，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走麦城在部长家躲藏，是部长的母亲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他。父亲临终前有个遗愿，就是要贵人到他当年的恩人家去看一看。这一看部长就时来运转了，先是进一家国有企业当了工人，后来企业改制丢了饭碗就转入行政单位当办事员。我任副总编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畜牧特产局的科员，四十出头挪到农机局当了副局长，继任农业局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应该说，他对媒体都是高看一眼的，每次有要我们帮他露脸的事，都是恭敬有加。五年前，他以五十岁的高龄增补进了县委班子，继而转任宣传部长。母亲的恩德荫及了儿子，让世人徒生羡慕。
应该说，部长上任主管宣传文化工作后是勤勉的，渴望能干出成绩来回应那些在背后质疑他的那些人。印象中，他跟我已经谈了两次话，一次是在但昌达上任不久，他来台里观看我们文艺频道组织的“唱响安远”的大赛活动，坐在一班获奖歌手当中，就像坐在一群绚丽的花丛中。仿佛枯木逢春，他笑着跟我打招呼，说你是台里的老革命了，也不想再当所谓的正台长、正总编了，要在余下的时间里要辅助好但昌达。他还年轻，以前也没有搞过新闻工作，你要多跟他当参谋出主意。他是有培养前途的好苗子，而你的归宿也不错。电视台的班子严重老化，需要放血，我会提议你在最后两年改任台党总支副书记，然后再平稳着陆。第二次是在幸晨曦的问题稿件处理之前，部长在他的办公室约见了我，语重心长地跟我说，电视台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你作为主要领导有责任，组织上看到这种局面很寒心，决定要拔钉子。我连忙声明不要搞错了，我不是什么主要领导，要拔钉子就拔吧，像我这种老家伙早下早好。部长说，我想把你改任为主任科员，那样就可以内退养老了。我喜之不胜，连声说好，好呀，那敢情好哩，我就等着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