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台长又要提携师哥，我和俞总都觉得谌茂林不适合，可也一时找不出人到总编室领衔，就出于大局考虑点头了，我们负责新闻业务的人同意，费丽和其他台领导也当然不会反对。于是，谌茂林调到了总编室，代行主任职权。
我正暗自庆幸改版担子总算有人接手了，可是这天下午上班的时候，匡正权又来了电话，转达宣传部长的意见，说有关县委十届三次（扩大）全会报道的问题告一段落，但还有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追责。丁是丁，卯是卯，不能以为幸晨曦过关了，就等于值班人也过了关。
全会报道播发当月是俞总在值班。电视台有一句话人人皆知：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宣传部打电话。
宣传部在电话中说，值班人没有过关，也就是说要追究俞总的责任。他没有幸晨曦那样硬气的老同学做后台，是凭着四分资历三分能力和三分机遇熬出来的，只能做深刻检讨，扮做一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样子。
电视台战火重开，几乎每天都有两个小时学习时间。摄像大邬和撰稿小裘都说：“这是什么学习？摆明了就是俞总的批斗会。”
批斗会我是经历过的，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尽管赶上的是文革末班车，但“批林批孔”“批邓反右”的火药味我还是闻过的。这次电视台的批斗会虽然没有那么激烈，也够俞总喝一壶的。
我替俞总感到抱屈的是：俞总没有到会采访，也参加那次全会，他在台里关门审片，怎么知道县委开的是几次全会？
批斗方的理由是：我们党倡导的是政治家办报办台，作为负责终审的总编，应该胸怀全局，心中记住县委开的是几次全会。上次开二次全会的时候，电视台也作新闻报道过，他应该牢记在心里。
漫长的批斗会后，就是组织处理。有一天晚上我还在机房审片，听匡正权打来电话说，组织部长要找俞总谈话。他的工作有了变化，说是要调任县老龄办专职副主任。
老龄办是一个挂靠在县民政局的办公室，只有他一个人，我觉得这个结局也不错，起码落得个清闲自在吧。但俞总谈话回来说，组织部长说他还挂一个民政局党委委员的职务，还是要天天上班。
参与现场采访的记者处分不了，列席扩大全会的台长兼总编不予追责，偏偏拿一个不明就里的老家伙来祭刀，这不是典型的赖不活冬瓜扯秧子吗？
俞总觉得有些失落，但事情到了这一步，他就顾不得许多了。他把电话打给宣传部长，质问这么安排是什么意思，部长说他有事正在北京，请假没有参加，听说了这次讨论俞总改任他职的事情，他觉得是正常调动，没有任何其他考虑。作为县委常委会的一员，面对集体作出的决议，他也只得服从。
俞总就这么走了。他走的那天，独自一个人收拾着自己办公室的学习用具和日常用品，毕竟是个新闻人，光书籍就装了满满的三大纸箱。电视台只有唯一一辆公车，对上说是配置的新闻采访车，实际上就是“一把手”的专用坐骑。我要负责派车的办公室给他安排公车送一下，主任支支吾吾同意了，可司机干脆就回绝我说不行，理由是但台长待会要出门。我说俞总在这里工作了差不多一辈子，我只要求你去送一下，用车到他家不过一刻钟的时间，但台长要出门我过去跟他说一声，让他稍微等一下。司机勉强答应了，可我一转身，他就和但昌达开车走了。
站在空荡荡的走廊上，我对着苍天发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有道是，人走茶凉。俞总要走了，茶变凉了也算正常。可我还没有走啊，这茶分明就已经凉得透心哪！
俞总落魄，我也挺尴尬。闹得最后，还是俞总自掏了十元钱的腰包，在街上招了一辆的士把自己的私人物品运回家了。临别时，他深情地握紧我的手，厚厚的嘴唇间只蹦出了两个字：“保重！”
与俞总调走的通知同时下达的还有一份文件，但昌达被任命为县广播电视台党总支书记。这么说，经过两百四十天的考验。如今他是这个单位彻彻底底的“一把手”，集台长、总编、书记于一身，总揽行政、业务、经营、党务、后勤等一切工作。当着全体员工的面，他用十分高亢的语调宣布了自己的新职务，看样子得意非凡。
到阅文室看了文件，我在上面看出了几分内幕。县委下发的文件起首是：“经研究同意。．”这是什么回事，我们台党总支没有什么请示上报，县委凭什么同意？
我问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背着我发过什么文件？”
主任一脸困惑：“孟台长什么意思？”
我指着文件说：“你仔细看一下，这上面写的是研究同意，而不是研究决定，这说明有人用台党总支的名义向县委写过一个什么请示。”
主任红着脸说：“姜还是老的辣，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老猎手。就在前一个星期日，但台长指派我加班，说是县委马上要研究一批干部，要我赶制了一个文件送交组织部。”
“什么内容？”
“关于但昌达同志任安达广播电视台党总支书记的请示。”
“哦，调出来给我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