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沈阳，姑姑在一家裁缝铺找了一份差事，除了上班，剩余的时间就是四处游荡，她在寻找那个细高个、尖脑袋的苏春秋。1953年7月26日，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东北的城市管理逐步趋向正规，姑姑作为流动的闲散人员，经常受到派出所、居委会的查询，倔强的姑姑不愿做“另类市民”，就跟一个年龄相适的工人师傅结了婚，总算在偌大的沈阳有了自己的家。新的婚姻，给姑姑带来了温暖，也带来了稳定，但温馨的生活并没有消磨姑姑查找杀父仇人的决心和意志。
沈阳城北约十华里的北陵，是一座气势雄伟的封建皇家陵园，这里古松参天，湖水荡漾，金瓦红墙，斑斓耀目，每逢节假日，陵园里游人如织，人声鼎沸，十分热闹。1955年“五一”劳动节，姑姑来到了北陵。她没有心情游山玩水，而是站到一棵高台的古松树下，仔细观察眼前的一个个行人。傍晌时分，一个身穿藏青色中山装，戴着一顶深蓝色解放帽的男子引起了姑姑的注意。这男子背着手，进了一座拱门，到了一级石阶前，弓腰吹了吹石板，就势坐下了。姑姑拼命眨眼，差点儿喊出了声：这不正是苏春秋吗！发现了苦苦寻找近十年的杀父仇人，姑姑说不上是激动还是急躁，她顾不上矜持，撒腿就向陵园的大门口跑去，那里有执勤的民警，她早就留意到了。
当姑姑跟随民警急匆匆地赶到拱门时，却发现苏春秋不见了。民警又带着姑姑奔向北陵的后门。那里的门卫听了姑姑的描述，遗憾地告诉她，那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人刚刚搭乘出租车走了。
在北陵附近的一个派出所里，民警告诉姑姑，苏春秋之所以逃跑，可能是因为他发现她了。姑姑悔恨不已，恳请公安民警尽快采取追查措施。六天后，民警来到了姑姑家，说苏春秋已经潜逃，购买的是去乌鲁木齐的车票，乌鲁木齐警方在车站截击，却没有发现苏春秋的身影。
得到苏春秋逃到新疆的消息，姑姑坐不住了，好歹姑父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悄悄替她收拾了行装，并将家里仅存的120元钱也塞进了她的行囊。
姑姑带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告别温馨的家庭，独自奔向了遥远的西域。走出乌鲁木齐火车站，姑姑直接来到了铁路公安分局，向当地警方汇报案情。接访的警察是个山东老乡，深为姑姑的精神所打动，告诉她：克拉玛依刚刚发现了大油田，拥去了许多外来人员，你不妨到那里碰碰运气。
第二天清晨，姑姑搭乘一辆敞篷车，风风火火地奔向了克拉玛依。在满目荒凉的油田会战区，姑姑逐个工地走访，逐个工棚探视，参加会战的四千多外来人员，几乎让她看了个遍。然而，她没能发现苏春秋的影子。姑姑不甘心，猜想仇人一定就在克拉玛依一带，于是便来到了石河子的农七师，心甘情愿地当了一名边疆农业职工。在农场里，她白天上工，晚上就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四处打听，一心要抓住苏春秋。时间似水，在缓缓地流淌，七年过去了，苏春秋依然没有任何踪迹。这期间，相隔数千里的姑父向姑姑提出了离婚，姑姑只身带着年幼的女儿，居住在农场里的两间泥土房里，既要面对艰难的生活，又要履行复仇的使命，她的身心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然而，情感的失落，现实的困苦，丝毫没有动摇她的复仇信心。1965年，全国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批工作队派到了乡下，姑姑觉得这是个机会，主动要求跟随工作队去当炊事员。她推着自行车，前面带着女儿，后面带着锅灶，在茫茫的新疆西北部，一年跑了11个村落，行程两千多公里。然而，她几乎找遍了准噶尔盆地的西北边缘，却没有苏春秋的一点儿踪影。
转眼到了1996年，古稀之年的姑姑从遥远的新疆来到了我家，在跟我父亲谈起追拿杀父仇人苏春秋的经过时，姑姑满脸遗憾，叹息不断。这时，我父亲在夸赞了她的执著之后，又劝姑姑说：“你就别认一个死理了。如今，中央实行开明政策了，对国民党旧职人员所犯的罪行实行了赦免，咱再这样没完没了地纠缠，既违背了上级精神，也不符合世间常情。冤家宜解不宜结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