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兰小姨的尸体抬回家，外公却未许小姨进屋，他吩咐抬的人将小姨的尸体搁在稻场上。小姨的肚子鼓得高高的，从头到脚湿漉漉的，她的身上还缠了几根灯笼草。我外婆提着小姨的鞋子，坐在小姨的旁边号啕大哭，她边哭边骂，你个砍头的，你为啥不让我的儿进屋，把我的儿甩在露天里，我知道我的儿是冤死的，我的儿好强，我的儿是咽不下这口气才要寻短见的。我的母亲听出了外婆话里的意思，那个连芳怎么比得过她的小妹，连芳的铁梅连盏号志灯都举不直，但是人家是公社书记的女儿。成分好也抵不过权力。
外公从里屋拿了条鞭子出来，母亲六个孩子顿时瑟瑟发抖，小妹死了，爹爹定要迁怒于他们，以前小妹失足掉河里了，他们六个全都挨了打。他们在等待外公的那顿鞭子，可是没想到，外公的鞭子却落在了死去的小姨身上。
外婆惊住了，母亲兄妹几个也惊住了。
外婆一把推开外公，哭道，虎毒还不食子呢，你打我的儿，你把我打死好了。皮鞭还要落下，母亲和大舅赶紧上去将外公抱住，兄妹几个一齐痛哭。外公上前用脚乱踢小姨的尸体，外公说，不孝的东西，老子今天才知道你是个不孝的东西，你别指望老子还给你备口棺木，老子李家天能容地能容，就是容不得寻短见的。母亲说，慧兰小姨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新衣服，没有棺材，连埋在哪儿都不知道。母亲说，慧兰小姨她们连体式的自杀在当时当地属于一个大新闻，市里都来干部过问此事了，给出的说法是年轻人对社会不满。小姨她们的死除了换来了“对社会不满”五个字的结论，再无其他。
小时候，我觉得外公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不愿跟他亲近，人都死了，还往身上下鞭子，打得下去吗？越长大我便越能体会外公当时的心境，他的狠恰是他最大的善，不然，他何以保全他余下的六个儿女。他的儿女们在他们各自的人生中都遭遇过大的坎坷，都似乎要走投无路只有一条死路了，但是他们一个个都挺了过来。我的二姨妈，在五十岁上，身患食道癌，医生都说无救了，肿瘤最后长满了整个喉部，无法进食，疼痛布满全身。她每晚被病痛折磨得大汗淋漓，但依然不说要死的话，她以糖水、藕粉等流质为食，拖了三年整才死去。外公每次去看望时，二姨妈都满脸愧疚说，我对不起爹爹。我的二舅舅后来在深圳办公司，亏得一塌糊涂，银行欠债几百万，舅妈跟他离了婚，每天十几个债主逼着他要债，四处恐吓。有几次，二舅站在深圳最高的建筑物顶上，几度想以死来了结，但是，最终没有，他找兄弟姐妹借了些钱在深圳的一个角落里支了煤炉扯了个棚卖起了早餐，昔日食有鱼出有车的大老板沦为路边摆摊的，这样的大起大落是需要些勇气才能面对的。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倘若不好好珍视，使白发人送黑发人，却是为最大的不孝。
以前奶奶跟母亲吵架时，当母亲一人在房中时，奶奶还会悄悄地站在房外听下动静，怕母亲有什么想法。后来，奶奶知道此事后，再吵架，奶奶就忘乎所以了，什么难听她说什么。我质问她时，她理直气壮地说，反正你妈又不会寻死。我说，我妈不寻死，但是她要被你气死了。其实奶奶对母亲这一点还是很欣赏的，有次村里一位媳妇喝药死了，她跟邻居聊天说，我的慧玉好，说错都不说寻死的话，寻死觅活的，下作，慧玉像我祝家的媳妇。我把这话传给了母亲，我将那个“我的慧玉”咬得很重，母亲没做声，但看得出母亲还是有些欣慰的。
慧兰小姨死后不久，母亲便从宣传队回来了，而且很少去唱样板戏，她改唱三棒鼓和丧鼓，以此来逃避对慧兰小姨的回忆，但是，有些时候，母亲唱着丧鼓，唱着歌儿，依然能记起她死去多年的幺妹来。
十
在我的印象里，奶奶一向是很悠闲的。
冬月里，她像只老猫一样终日守在煤炉边，火向死了，才肯挪步去房中；暑天里，她则一把蒲扇从村头串门串到村尾，村里的老人都把她羡慕得不得了，都说她好福气，可她却还一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样子。连我二爹都说他的妈这一生命好，在家时摊上个好爹爹，出嫁了又遇到个好老头，老头虽死了，可养出个好儿子，儿子好也就算了，妈的连孙子也对她好。
但是再怎么闲，她也有忙得辫子搭桥的时候，那便是一年当中的两个双抢，那是种田人的两个战役，连父亲所在的学校都要放农忙假，让学生在家中充当劳力抢收抢种。这个“农忙假”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都还有，但是后来便没有了，因为此假的取消在当时的农村造成很严重的生源流失现象，这使得身为校长的父亲在劝学时彻底地黔驴技穷了。
双抢中的奶奶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给母亲准备点压慌的东西让她垫垫肚子，赶着早上丝丝凉意到田间收割稻谷。上十亩的田地，全指着母亲一个人，父亲有时候也会早起与母亲一同下地，但毕竟次数有限。然后，便是早饭，完后，则是晒打好的稻谷，晒干水分后才好收进仓里。谷子摊在稻场后，得用脚把它们踢均匀，那些踢开的谷子就像一个巨大的回形别针一样躺在稻场上。接着是全家人的衣服，等把衣服洗清晒好后，又快要到做中饭的时间，得快点到园子里荇些菜来，摘了淘了。中饭过后，便要把稻场上谷子再翻踢一次，一天中踢稻谷得要三四次，才能令谷子全部起焦。谷子晒好后，得快些拢堆收到屋里，腾出地来给田里的新稻穗。等傍晚时分，母亲的草头担子回来了，她要负责卸担，负责散捆，负责将那些稻穗不厚不薄铺满整个稻场，以便晚上碾谷。而且她还要趁空儿去赶一顿晚饭，晚饭吃的人多，要准备得充足些。
晚饭吃完后，奶奶还要将稻场旁那些晒干的稻草弯成靶子，捆起来码到柴房里，当做次日的燃料。她还要负责烧水洗澡，还要负责剁猪草给猪喂食，还要到粪池里舀粪浇菜园子。这些事比起母亲的事，虽然下的力少一些，但是更操心，家里的事是琐碎的，繁杂的，一件一件，活儿细，吃力不讨好。
那时我才两岁，刚刚会走路，连裤子都是开裆的，但也要被奶奶大口大口地使唤，莺儿，去把墙角的扫帚拿来；莺儿，去把衣服捡起来；莺儿，鸡在吃粮食，快去把鸡赶一下。到了十点钟，红火大太阳开始逞威时，她就会在我头上框个草帽，然后让我抱着茶缸，说，去，给你妈送去，这一罐够你妈牛饮一场了。我接过茶缸，说，我妈不是牛，你才是牛。她便会伸手在我屁股上拍一掌，说，去，给那头牛送茶去，再不去，干死了，你就没妈了。我顿时哇哇大哭，抱着茶缸向那块叫多谷的田地走去。我们家的五块田都有名字，是父亲起的，“多谷、大坪、满仓、丰收、南斗”。长在丘陵的田地，必须得有个名字才分得清哪是哪，所以在腰店子，每块田地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什么“刀把子、斜角子、弯大丘”，但我喜欢我们家的“多谷、满仓”听着就肥沃，就有良田的气质。
我的哭声穿过竹园的夹道，穿过药渣子路，穿过药汤井，弄得村里人不停地问，莺莺，怎么啦！是奶奶打你了吗？也有安慰我的说，莺莺，别哭，你奶奶是吃人的野外婆，等双抢忙完了，我们全村的人都去捉她，深些挖个坑，把她埋了算了。我哭得更凶了，我虽讨厌她，可又不想村里人把她给埋了。我那缸子茶等到了多谷的田埂上时，已经洒得所剩无几了。母亲每次看见我，都会丢下活，大步跑到我跟前，一手接过茶缸，一手抱着我，一边喝一边替我抹眼泪，口里埋怨道，这个老太婆，使唤我这么小的儿来为我送茶，她跑步路会死。母亲茶喝完了，但我却不愿回去，我宁可蹲在被日头炙烤的田埂上扯马鞭草玩，也不愿在家里受那个吃人的野外婆指使。
后来，母亲便让父亲将我带到学前班去混日子，顺便多认几个字。学前班那个女老师总叫我将手背在背后，我就不背。上课铃一打，我就跑到操场上去捉蝴蝶；到父亲教的班级去串串门；到厨房找炒菜师傅要点菜吃；把我搞烦了，我还拿教鞭打老师，老师拿我没有办法。父亲说我实在是太小，就不再带我去学校了。母亲便把我带在她的身边一起干活。在田埂边捉青蛙逮蟋蟀长大的我，性子也变野了。四岁时，我就练就了上树能掏鸟窝、下堰能捉泥鳅的好功夫。五岁，我便拉起了自己的队伍。一群穿着开裆裤的小萝卜头们成天跟在我的屁股后面。我领着他们拿着长棍短棒从村头杀到村尾，搅得全村鸡飞狗跳。我是王，无论怎么打，是不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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