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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和大弟不约而同地来到父亲的办公室，将父亲和雪姨家的钥匙交给了父亲。父亲甚至连看都没有看放在他办公桌上的钥匙，就压低嗓门说：“妈巴子的，你们想造老子的反?”在这庄严的市委书记的办公室里，这粗野的骂声，也充满了权力的威严。自此以后，我和俩个弟弟不时有“宁愿跟着叫化子娘，也不要跟着当官的爹”的感叹。不久，我们三兄弟经过考试，分别到北京和省城上学深造后，父亲家就更难得见到儿子和孙子们的身影了。就是有时父亲发话，想见见孙子孙女，我老婆和弟媳总是有各种理由而让父亲难以如愿。

好在父亲工作忙。他的口号是将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于是为了响应英明领袖的伟大号召，他根据中央的十个大庆油田等类似的经济发展目标，绘制了我们城市的宏伟蓝图。革命的事业和革命的理想就象兴奋剂，使父亲充满了活力。他没日没夜地工作，他经常告诫部属们，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则要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改革开放后，父亲的自我感觉更是良好。他那花白的头发，在雪姨的“强迫”下染成了乌黑发亮，真如焕发了革命青春。

父亲在岁月的流逝中，在人民群众有肉吃和有电视看而为他们这些掌握权力的革命者歌功颂德时，又一次深刻体会到了一个革命者伟大的人生。他在赞扬声中开始忘记了青年时代在黄沙塘于家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欺压和羞辱。他甚至不愿意再去回顾更不想思考那些岁月。然而，那岁月的痕迹象幽灵一般，时不时钻进他的生活。

那时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一天，父亲的部属很高兴地向父亲汇报说，终于钓到了一条大鱼，美国某大集团公司董事长原来是我们市某县五十年代出去的。那可是个能人，从讨饭到打工、再到开小店最后办成了有几十亿美元家产的大公司了。他富了不忘乡亲，有意到家乡投资，现在由省里某厅某领导陪同已下榻在我市的某宾馆里，希望书记能前往共同晚餐。父亲哈哈一笑，也没问这外商姓何名谁，就兴高彩烈地前往宾馆。在宾馆的总统房的客厅里父亲见到了那位由省某厅某领导陪同、由大小秘书伺候着的美国大公司的董事长。可双方刚准备握在一起表示友谊和问候的手却在半空中凝固了，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和一个来自美国的大公司董事长都目瞪口呆地盯着对方。最后，还是父亲首先清醒过来，他将原伸过去准备握手的大手变成了挥动的手势，很不礼貌地指着对方而十分威武地说：“你不是五二年叛国的大地主于朝龙的二儿子吧?!”美国公司的董事长也很快从当初的惊惶中解脱出来，他的手很绅士般地将油光发亮的头发整理了一下，扶了扶昂贵的金丝眼镜，很大度地说，“家父是本市某县的黄沙塘于家的于朝龙先生。难道你不认识?!”并回过头来很鄙视地用英语对其秘书说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