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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父亲要死了。

我是从雪姨发来的电报知道的。我向学校请了假，乘火车往老家赶。一下火车，就看见二弟高阳傲视天下般地立在站台边。他见我走来，只是点了点头，提过我的包就往停车场走。直到跨上他那辆白色的宝马，才说了一句：“老爷子真是的，死都死了几次了。”

我跟着二弟来到父亲的病房。病房里有许多人。雪姨和我大弟都在病床边，用哀伤的眼神看着我。病床上的父亲已经失去知觉，双目紧闭，那两条粗黑的剑眉还是那样显得威风凛凛，只是浮肿的面部给人一种有点夸张的感觉。医务人员在忙碌，他们应该比谁都明白这些忙碌并没有多少意义，只不过以各种无效的抢救来等待那必然的最后结果。

雪姨将我们兄弟三人叫到病房外的陪护间，对我说父亲得到了本市最好的治疗。我绝对相信雪姨的这种有点表功意味的说明。这不仅由于父亲曾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人，更主要是他有一个现为常务副市长的二儿子高兵及一个号称千万富翁的三儿子高阳。而作为书生的大儿子我，绝不是能让父亲享受这种待遇的理由。

雪姨很有主见地安排着父亲的后事。尽管她比我还小一岁，但作为父亲的第三任夫人，我们还是愿意听她调遣。雪姨叫高兵与市委领导商量父亲的悼词和追悼会的规格，要高阳负责通知亲朋好友并主管日常事务，要我准备一份家属发言稿，表示亲人们的崇敬、悲哀及感激之情。

为完成雪姨交给的任务，我不得不回顾父亲即将结束的一生，思考亲人们心目中的父亲。这是几十年来我最不愿意想的问题了。然而，当我象平时从事科学研究一样分析父亲那久远的历史后，我发现，尽管父亲的一生复杂而富有传奇，但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三个女人。这三个女人就是父亲的老婆我妈、父亲的爱人高姨以及父亲现在的夫人雪姨。有了这一发现，我竟然兴奋起来。

二

父亲和我妈的故事发生在我的老家，也就是湖南南部的永州市远郊一个名叫黄沙塘于家的小村子里。永州这个地方，由于一位很有名气的文人写过一篇《捕蛇者说》而闻名于世。事实上，我在这里生活过十二年，却很少看到蛇，更不要说专事捕蛇的人了。

父亲大约生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具体哪一年我是没有办法搞清楚的。因为，父亲的各种人事表格有关出生年月变化较多。在讲究资格的年代，父亲将其出生年月定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在领导干部年轻化的时候，报上公布父亲的出生年月却是一九二六年五月。两者相差有十年。如果取中间数，也就是一九二一年比较合宜。

据说，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曾到省城长沙读过书，后来成为了当地较富有而深得乡邻尊敬的绅士。父亲是爷爷的独子，爷爷又是老爷爷的独子，也就是父亲一家是三代单传。奶奶在三十多岁才有我父亲，就更视为掌上明珠。但在父亲十六岁那年，我父亲的父亲以及父亲的母亲相继去世了，父亲也就成为了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