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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东校回来，程队和两名助手又来到海东镇，找到当年在食堂工作的张师傅。
经过反复做工作讲政策，张师傅终于开口了。这次讯问为胡小光杀人案之谜扒开一个大缺口。出人意料的是，一桩命案未了，又扯出另一条命案来，真可谓是案中之案啊!
年近八十的张大爷坐在椅子上，盈满泪水的眼睛盯着众人看了看哭道：“我对不起人哪!对不起我的好搭档老范啊……”接下来，老人慢吞吞地讲述了下面这段故事。
老张和老范是大跃进那年同去海东公社食堂工作的。老范为人厚道脾气极好，还特别爱帮助人，和老张的关系更不用说了。
老范家离海东公社三十多里地，平时难得回去。紧挨食堂北山那两间小屋，一间是司务长徐子建的，另一间就是老范住。徐子建除了星期六去河西供销社老婆那里住两晚，其余时间都在宿舍住。
有一天，老范把张师傅拉到灶门口神秘兮兮地说，最近一段时间，徐子建的宿舍里经常半夜传出女人的说笑声。原以为是他老婆来了，今晨留心一看才知道是胜利小学炊事员老牛家丫头。办食堂那会儿老范下乡做指导，老牛跟他后边学过几天。
老张一听挺吃惊，谁都知道徐子建怕老婆，他竟敢背着老婆干这种花心事？
大约过了半年，天气渐渐暖和起来。老范回河口家里拿衣服，第二天中午赶回来开饭时悄悄告诉老张：“出事啦!跟徐子建睡觉的姑娘被人害死啦!肚里还有孩子呢!尸体放在河边上，我远远看去觉得面熟，走近一看吓了一大跳，妈呀!这不是老牛家丫头嘛!我把死者的住址告诉公安人员，就忙着赶回来开饭了。唉!这下老牛可要伤心死了!”
老张吃惊得半天说不出话，过了一会儿问老范：“你说，是谁害死了牛家姑娘?”
老范回答说：“谁害死她我不敢猜，但孩子八成是徐子建的。有一天晚上，我很迟才从河口老家回来，走到徐子建门前，听见屋里有哭声。我悄悄走上前一听，好像是为打胎的事争吵。”
老张说：“难道是徐子建害死了老牛的姑娘?”
老范眨眨眼睛神秘地说：“等着吧!我有办法弄清是不是徐子建害死她的。”
俩人你一句我一句，说得头皮一阵阵发麻，直到开饭才各忙各的去了。
没想到第二天早晨，老张刚走到公社门口，就听说老范掉到河里淹死了。这事真蹊跷，食堂后边的跳板支架早不断晚不断，偏偏这个时候断。支撑跳板的木架是梨树干做的不易腐烂，白天那么多人站在上面洗碗都没断，怎么单等老范清晨淘米时突然断了呢?莫非有人想谋害老范?凡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不会游泳，但老范人缘极好谁会害他呢?
莫非是徐子建?老范昨天说过，他有办法弄清是不是徐子建害死了老牛的女儿。老范究竟采用了啥方法，反倒引火烧身了呢?想来想去这世上除了徐子建，找不到第二个想谋害老范的人。为此，老张格外留起神来。
当徐子建趁乱把断木桩塞进抽风灶时，老张更加重了对他的怀疑。等他离开厨房，老张急忙从灶膛里抽出燃烧的木桩仔细查看，发现木桩断裂面崭齐而平滑，只有少部分参差不齐。从平滑的断处看去明显有刀砍斧削的痕迹，这说明木架并非自然断裂。
老张正想把断木桩藏起来，没想到徐子建再次走进厨房，吓得他赶紧把木桩塞回灶膛。徐子建装模作样地看这问那，然后转到灶门口，眼见两段木桩已烧成灰烬才放心离开。
望着对方的背影，老张独自坐在板凳上打哆嗦。他想说出真相，又顾虑重重犹豫不决。原因是他有把柄抓在徐子建手里；更害怕会遭遇老范同样的下场。
直到国庆节，他听说一个叫胡小光的年轻人，因为谋杀老牛的女儿被枪毙了。这使他更加痛恨徐子建，下决心要向领导反映情况。
偏巧这时徐子建来找他，一见面就说：“老张啊!最近这段时间你好像变了个人，成天像惊弓之鸟似的，莫不是又做了亏心事吧?”
老张说：“我能做啥亏心事啊?我只是想不明白，活得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徐子建笑道：“人其实脆弱得很，也就是一口气而已。按理说老范身体蛮不错，谁能想到他会落水淹死呢?所以凡事还是看开些为好，没必要活得太顶真。”
老张瞟了对方一眼：“说的是啊!老范明知自己不会水，平时去河边特别小心，没想到偏在这上面出了意外。”
徐子建冷笑道：“这世上意外事并不少见，只是瞒着不说罢了。比如前年，你把家里的死猪肉卖到食堂，害得那么多人挂水打针。他们只以为吃了病猪肉，根本不知道是猪吃了打过药水的草毒死了。你细想一下，要是毒药再浓点儿，不知有几条人命死在你手上。我没冤枉你吧?这件事只要我捅出去，少说判你三年徒刑!”
老张吓得面如土色：“我……我当时并不知道猪吃了农药，我还以为它是涨死的……”
徐子建将手一挥说：“别把这事放在心上，除了我没人知道。人生在世谁还没有个难处?皇帝死了还要求别人埋呢。张师傅你放心，我徐子建决不会亏待你，如果我胡说八道就让嘴上长个疔。”
一番对话，使老张打消了反映情况的念头。接下来庆祝元旦，他醉酒对老陈说，老范和胡小光都是冤死鬼。几天后老陈重提那句话，把他吓得半死。也不知道老陈说没说，反正从那之后徐子建对他特别客气，有时客气得让他受不了，索性请了长假躲在家里。两年后提前办了退休手续，徐子建却仍旧挺关心他。
老张讲完故事叹了口气说：“1985年徐子建调到县物资局去了，逢年过节还不忘带礼物来看我。我也没再提过那些事，但心里总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今天好了，我终于把憋在心里三十多年的话说出来，也减轻了我对老范的那份罪孽。”
从老张家出来，程队他们赶到老牛家，询问当年牛日兰是否丢失过自行车?
老牛说：“丢过，事发当天她骑着自行车出去，以后就再没见过。”
“听说你去东校找过那辆车。”
老牛抹了一把眼泪，神情木讷地说：“料理完日兰的丧事，我去东校找过那辆自行车。学校里的两个老师还有心思跟我开玩笑，把自己的车推出来让我认领。我心里有数，出了那种丑事谁瞧得起咱?他俩把我当猴耍呢!人都没了还在乎车干吗?从那之后我也没再找过。”
程队长问：“照这么说，俩老师推出来的自行车不是你家的?”
“不是。”
“当时车架上糊满了泥巴，你该不会没认出来吧?”
“怎么会呢!我眼再花也不能认不得自家的东西。再说了，我家那辆车是飞鸽牌，他们让我认领的是永久牌。”
程队长激动地问：“你能肯定吗?”
老牛果断地回答：“当然能肯定!”
程队心想，七十年代一辆八成新的自行车算得上是贵重物品，正常情况下不会随处乱丢。假如车主发现车没了，准会去放车的地方及周围寻找。丢车人既不寻找又不报案这本身就是疑点，车主极有可能是凶手，因为丢车与凶杀发生在同一天晚上。
一行人立刻重返东校，询问俩老师：“散架的自行车现在在哪里?该不会当废品卖了?”
一老师回答说：“没卖，破车架放在他家猪圈顶上压茅草呢!”
程队兴奋地说：“快带我们看看去!”
汽车开到目的地，在猪圈顶上看到锈蚀的车架，大杠上面打的钢印仍清晰可见。
查核了车管所的旧档案，发现丢落在现场的永久牌自行车车主名叫徐子建。这一证据足以推翻胡小光杀人案。接着，在公检法联手努力下，一个个强有力的证据摆上桌面。
为了确保案件的绝对准确，还从公社那条早已废弃的河里，挖出了下半截梨树木桩。
徐子建在铁的事实面前无法抵赖，只好如实交代了犯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