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推着。素素也跟着日子波澜不惊地过着，有时候心里也发毛，想着这样下去，再过几年，等她和大柱都年龄大了，该怎么办？可到底该怎么办呢？她也不知道。有时候极想给大柱打电话，可大柱要么是不便接听，要么就是很忙，三言两语就挂了电话，不容她细说。于是，心里的委屈和希望也就这样慢慢地消磨掉了，她想着，大柱都不急，我急什么？有没有孩子终究是男人的事。虽这么安慰着自己，心里终究有疙瘩。
素素喜欢一个人站在坡底的场院上，看对面山上的庄稼和果树，星星点点的羊群也一目了然，偶尔有从沿河的公路上掠过的大卡车，尖叫着响彻箭子川道，素素也会看上好一阵，一直到它卷起的尘埃慢慢散落，才回过神来。更多的时候，素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眼睛睁大看着远处，心里却想着别的事。
李逸就是在素素出神的时候，站在她的身后大喊了一声，把她惊出了一身冷汗。她故作愠色，骂他：“坏小子！”李逸听她这么说，就板起脸纠正：“应该叫坏男人！”素素说：“黄嘴丫儿的娃娃，还说自己是男人。”李逸说：“我要是不上学，怕是娃娃都有两个了，怎么不是男人？”素素一听这话，就扑哧笑出声来，她说：“没结婚就是娃娃，你难道不晓得，农业合作社的时候，集体出工，结了婚的都是一分工，而没结婚的，即使年龄到了四十，也还是只有半分工。”李逸说：“社会都翻了几番了，你还停留在合作社的年代，真是落伍了。”素素笑着，又说：“真是个坏小子！”
箭子川道上的女人，唤小孩子，多数一张口就是“狗日的”、“嫖客娃”一类的粗话，女人之间打闹的时候，通常叫对方“婊子”、“老嫖客”。这样的话，对她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包含了亲昵温暖的成分，大多只有熟人之间才这样说话。当然，这些字眼，她们也没有认真细究，这与城里是有极大区别的，城里人说话，谁敢直呼对方为嫖客和婊子？在箭子川道，脏话自有脏话的妙处，若都婉转起来，反而让人不自在。
可素素却说李逸是坏小子。在李逸眼中，素素自是与别的女人不同。终究是读过书的人。
素素上高二那年，患了面瘫的病，左面半个脸在一场重感冒之后一夜之间变了形，像是橡皮泥做的面具，被撕扯得呲牙咧嘴。这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她说什么都不去学校了，整天用纱巾捂住脸面，大门不出。家里人四处奔波，断断续续治了两年，虽说有所缓和，却总没有根治。待到了二十二岁，家里人觉得再也不能留了，就匆匆找了大柱嫁了。大柱父母死得早，跟着哥哥嫂嫂过日子，上学到六年级就跟着哥哥去新疆打工，生得健壮魁梧，一身力气，倒也合素素的心意。也是天公作美，嫁过来的第二年，大柱领着素素去新疆，遇到一个行走江湖的医者，说是用针灸能治好素素的病。素素听后一喜，权且让他死马当活马医，没料想，三个月下来，那人竟真医好了素素的病。此后，素素嬉笑怒骂都如常人，又成了面如桃花的美人。素素感激大柱，对他也是体贴有加。
自从李逸的父亲卧床不起，母亲担心父亲在撒手人寰的时候见不到李逸，就把他从西安的大学里唤了回来。李逸的父亲是肺结核晚期，刚满五十岁，在乡下，还是青壮劳力。这两年，他都是靠药物维持着，他有些不甘心，经常和自己过不去，因而这两年，脾气就在身体越来越差的时候反而越来越大，动不动就把头往墙上撞，用拳头砸砖，往往弄出很大的动静，满身是伤。李逸的母亲为了丈夫的药费和儿子的学费，在镇上摆了一个小百货的地摊，整日早出晚归，日子过得极为艰辛。好在李逸是个懂事的人，父亲病倒后，他就承担了家里的重担，每个假期都去村子对面的砖厂打零工，用来补贴家用。这次休学回来，他一面照看父亲，一面包揽了家里的全部农活。他原想着就此退学，也好出去打工来帮父亲看病，可父亲死活不肯，说是李逸如若退学，他就早早寻死算了，也不祸害他们。父亲哭着说：“你一定要把大学读完，也好让我在那边安心合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