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的丧事出乎意料地繁杂，正式。守夜，停厝，出殡，哭丧，入土，做七等仪式都一丝不苟。虽说是迷信，但队里干部来看了都不置一言。死亡以它特殊的威仪，抹平了人间的争扰与参差。一个辛劳一生的农民，尊严地走完他卑微而沉重的人生。
她在乡下住了十天，做了头七才踏上返程。阿叔的儿子女儿都对她很客气，叫她“小姆妈”。她一直搞不懂这个称呼是什么样的一层关系？又不好直别别地询问。后来自己悟出个大约摸来：死老头子大概在乡下说过大话——他在城里还有一个女人，或者干脆吹牛说还有一房。于是这些乡下人把她当作姨太太来尊呼。想到在名分上被老头子占了便宜，心里多少有些愤懑，暗笑，但也有温暖的触动。老头子对她还是真心的，虽然也夹带了别的心思。出乎她意料之外，老头子的儿女们一点也没提起钱钞之事，倒是招待得不错。杀了一头猪来办豆腐羹饭，新鲜的红烧肉，新鲜的菜蔬，卤水点的豆腐，拌了用大灶头烧出来的新米饭。她竟然猛吃了三碗，自己也不好意思，城里来的亲眷怎么像饿死鬼般地。她走前留了一百块钱，算是奠仪。人家也没多推辞，笑笑就收下了，叮嘱她有空就来乡下住住，说这儿空气好，吃的东西也新鲜，就是条件差了些。
在归程的船舱里她百感交集，老头子的一世人做得苦透了，但结果却厚实圆满。哭丧时几十条嗓子发出的巨大音量就是最好的明证，那种人多势众，可以叫人想象出一只只石榴爆开，子子孙孙落满地的景象。生物最基本的传宗接代，广种广收，覆盖大地。相比之下，财产，地位，生活的舒适，境遇顺利或不顺，都是虚幻，就如开满花的枝头，届时结不出果子来一样。
她一辈子就出过两次远门，第一次是到邻镇去打胎，第二次就是去阿叔的乡下头送终。两次都不超过五十华里，在她就算是出远门了。两次都跟生死有关。第一次明明是生，却被虎狼之药硬生生地灌死了。第二次知道是死，却目睹了生的苟延残喘。所以出门对她说来是件性命交关的事，每次回来都身心俱疲，要在床上歇息几日才缓过来。
也许是看到人家子孙满堂被触动，也许是她驿马星动了，她竟然想要去探望阿大。小人进去一年多了，还没人去看过他，连他父母也没有。小刁麻子在外面讲，小赤佬自己作死，让他去吃些苦头也好。啧啧！话不能这么讲，再怎么样也是你自己的小孩，就算瘌痢头儿子也是自己的好。他吃苦头你心里好过？阿大摊到这种爷娘也算倒霉。
但皖北可不是五十里路的事，要乘火车，再转长途汽车，听说监狱在山里幺二角落里，从长途汽车下来还有一长段路，没人能说出那段路怎么走。搭便车，坐老乡的牛车，还是靠两条腿走过去？她秉持了“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无畏心态，毅然去买了火车票。
听人说监狱里没啥吃的，犯人顿顿吃白水煮茄子。人是个贱货，脑袋被肚皮管住，肚皮呢又被嘴管住。所以人不能吃太好，吃得一好，种种歪心思都来了。所谓“饱暖生淫邪”就是这个意思，犯人更是得管住他们的嘴巴。
她听说探亲是可以带些吃食过去的，但带什么东西却是犯难，汤汤水水不行，霉干菜红烧肉也没办法带，带些零食太说不过去。她左思右想了半夜，决定包些粽子带去，有肉有米又管饱，还不容易坏。于是在米铺换了十斤糯米，到集市上买来五花肉和粽叶，先把五花肉用酱油浸泡一晚，一勺米一块肉地整整包了二十五个大粽子。煮熟后提在手上沉甸甸的一大包，再用人造革手提包装了些换洗衣物，就上路了。
一路上火车换汽车，排队买票检票，上去下来，把她搞得头昏脑涨，她不知道外面世界这么复杂，这么多的规矩，这么多的政策，这么多的门道。她讲的方言人家不懂，人家讲的当地话她也不懂，鸡跟鸭讲似的，着实吃了人不少白眼。不过还是有好人，长途汽车上有个干部模样穿中山装的男人，把她送到离监狱最近的那个点，还帮她把一大包粽子提下车，再告诉她怎么走——五里路，没车搭的话一个半小时也能走到。
路上有些解放牌大卡车开过去，她照那男人教她的办法举了手想搭车，但坐在车里的人只是朝她白了白眼，停都没停就开过去了。没办法只好迈开脚步走，装了粽子那个包死沉。她走得汗流浃背，两条小腿直绞脆麻花，衣服都丝丝缕缕地黏在身上。路上遇见当地人，问还有多远，说是五里路，再走半小时，再问还是五里路。这五里路无穷无尽，她走得筋疲力尽，直想把包扔了坐在地下大哭一场。
到了监狱大门口已是四点多了，这一走整整走了三个半小时。看到门口荷枪实弹的岗哨目光向她射来，她心里害怕得别别跳。但来也来了，还是硬了头皮上前：你这位同志，我找我们家的阿大。那是个紫黑脸膛的西北兵，哪里懂得她这半官半乡的普通话。这些大头兵没什么文化，只知道这里是监狱，是专政机关，里面关的都是坏蛋，要提高警惕。以此类推，来探望的家属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东西，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听她絮絮叨叨半天还不明白，火气上来，扯直了嗓子大吼一声：搞什么花样，一边去。
她抖了嘴唇，还想说什么。那兵把枪从肩上卸下，她吓得心肝俱摧，赶忙退后到路边。那个兵把枪换了个肩，同时拿眼盯她，逼她，挥手要她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