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处长叹气，我的心马上提到嗓子眼，我不知道他接下来要跟我宣布什么不吉利的消息。他似乎有难言之隐。他没有马上说小文的事，而是说他自己。
刘处长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组成一个家庭，其实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拿我来说吧……”
刘处长一开始就跟我说他的恋爱史。
刘处长的第一个恋人是他大学的同班同学。那个时候，学校禁止谈恋爱，谈恋爱就是搞破鞋的代名词，互相有好感的同学，都不得不压抑自己。他和她都知道大家彼此喜欢，但是胆子太小，不敢约会，不说约会，大庭广众之下都不敢多说话。刘处长说：“主要责任在我，男人应该主动，既然那个年代很多人做坏事都没有被发现，谈个恋爱又怎么啦？四年，一点动静都没有，全班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两个人在相爱，四年，哗，就过去了，你说冤不冤？我都不知道怎么熬过那四年的。”
要说一点动静都没有也不对，两个人最长的一次交流是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上，所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全班同学坐下来开会，每一个人都汇报自己的思想，深挖自己，检举别人。那次会议，他和她互相帮助，一问一答，不停地给对方“挑毛病”。比如，你不应该留长头发，你应该留刘胡兰那样的发型。那位女同学当时留长发，全班的女生都留齐耳的“干部头”。比如，你只知道学习，不注意体育锻炼，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建设祖国。就像雪花落在水面上，是什么声音只有雪花和水知道。其他同学也都认为他们的对话是为了敷衍了事。
“主要是我太懦弱，也可以说是自私，没有把第一次恋爱当成最最重要的，没有完完全全地付出，付出不一定会得到，不付出肯定会得不到，我们都给对方写信，但是没有一封寄到对方手里，怕啊。后来，最后一个假期，我利用在印刷厂实习的便利，偷偷摸摸把所有的信做成一本书，书的封面做得跟伟大导师的着作一模一样，封面印上红色的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把这本‘书’交给她，我们也就毕业了。从此一南一北，永不相见。”
刘处长之所以跟我说他的恋爱经历，是为了证明他已经敞开心扉，是让我相信他今天带着诚意而来。我等他继续往下说。
他很快就说到他的婚姻。
“糟透了。”他说。
“一开始就是错的。大家都错，大家又都不把错指出来，都想着把错等成对。等待的等，对错的对。”刘处长先把总结说出来，让我有心理准备，去听他一段不幸的往事。“很勉强。”他说。
“我分到出版社工作，刚进出版社的大门就被一个踩自行车的女人撞翻，我的行李撒落一地，她一上来就骂我走路不看人，其实是她在后面撞我。没想到后来我跟她结婚，生子。就像做梦一样。”
她是出版社印刷厂的工人，老编辑家吴可为的女儿，吴老“文革”时被红卫兵打断双腿，老婆离婚，儿子自杀，全靠这个女儿照顾，落实政策后，女儿被安排到印刷厂工作。由于他们家受了太多的苦，她对所有的人都不满意，今天跟这个吵，明天跟那个吵，一见到她，人人都躲着，生怕惹上什么麻烦。
“吴老是出版界的元老，到出版社后，我经常去看望他，向他请教学术上的问题，去的次数多了，几乎就成了他们家的一员。每逢过节，吴老都叫女儿来喊我去他们家吃饭，我在南宁举目无亲，平时除了上班，就是看书写文章，还有就是去跟吴老请教有关学术方面的问题，他没把我当成外人看，我很高兴，也很感激。”
就这样过了一年。没想到之后事情有了很大的变化。中秋节的夜晚，吃完晚饭后，吴可为叫刘处长留在他家，说有重要的事情跟他讲。刘处长很讶异，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要留他过夜？大概这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来说。果然是这样，吴可为一说就是一个晚上，是关于他女儿的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