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着我，笑了一下，就像当初家里无论出什么事情，她都不说话一样。母亲直到死都保持着她淡而又淡的笑，她像一个和我们家族格格不入的谜，飘扬着，消失了。
我给母亲用木板刻了一个牌子：母亲大人赵徐氏之墓，插在她的坟前。然后写下了我的名字：赵徐路，为了让母亲知道我已经结婚了，我在墓牌上也刻了于文华的名字。我的名字本来是叫赵路的，可是，幼时，我随母亲的姓，自小，村子里的孩子们便叫我徐路。他们还笑话我。跟了娘的姓，自然是要受欺负的。后来，我便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赵路。
埋了母亲后，我又回到宽阔茶坊住了一夜，那里生意一落千丈，因为胡宽给日本人做事了，加入了一个日本人组织的生茶会。日本人爱喝中国的茶，而宽阔茶坊又是考城县最好的茶坊，所以，我有预感，这里迟早会出事的，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局。
胡宽虽然给日本人做事，可是胡阔却不同意，他在被窝里咬着牙说，我总有一天要把胡宽给杀掉。说完以后，怕我不信，又说，我明天就去参加军队，我要打仗去。
我告别的时候，胡阔送我，他反复地说：我明天就参加军队去打仗。说话的时候，仿佛暗暗下着决心，果然，我刚回到杞县木板镇就收到胡阔的信，他真的去参军了。
我和于文华在木板镇的幸福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因为，胡阔的表哥丁黑子家的一些木板被一场大火烧了。
我不得不又一次学着做花生糕来卖，我做好了货，要出去好几天。然而，挣来的几块钱在路上就被穿黄衣服的传令兵没收了。有时候卖了几天，回到家里，只能买三斤米。
于文华也没有想到日子会这么难过，她去地里挖野菜吃，吃不饱，只好去一个地主家里教孩子写字，也算她运气好，她写得一手好字，颇能知理。地主家在镇上开了一家装裱店铺，便要她去那里做帮手。
因为是秋天，装裱字画的生意很好，所以，于文华学得很快，在家里的时候，她在学着做浆糊。有一天，我饿了，回到家里找吃的，看到锅里有温热的面汤，以为是于文华给我煮的，那面汤真是稠，我吃了一大碗觉得仍然饿，就又吃了一碗。于文华回来后发现，我把她做的装裱的浆糊吃了，十分生气，和我吵了一架。
见她生了气，我就重新给她做了一锅，我做糕点多年，对于如何做一碗黏稠的浆糊很拿手，我用瓦盆盛了水，把面放到水里，用小火加温，然后加了一些白矾，在锅里打成了团，加水煮熟，那面粉在水里一点一点溢出黏稠的汁液，均匀又透明。她看我做得比她还要好，才破涕为笑。
生活比一锅浆糊难熬多了，尽管我努力地在卖糕点，可是，因为没有店铺，走街串巷地做，总也赚不到钱。更为气人的是，我每一次赚到一点钱就会遇到在镇里值守的传令兵，他们像是跟在我身后一样，知道我哪天赚到了钱。
我下定决心要做一个传令兵，我也要收别人的钱。我用钱贿赂了木板镇邻镇大桥镇的一个区队副，叫马大头。他答应我做传令兵，不但让我做传令兵，还请我喝酒，说，他的小老婆最喜欢吃我做的糕点了，要我以后要经常给她做。
想不到，一门手艺常常能给人打开另外的门。从那以后，我和马大头的小老婆就在大桥镇收竹税和木税。到了春节的时候，我挣了一包袱钱，我拿着钱回木板镇找于文华，我买了一只鸡，还给她买了一盒香粉。
然而，等我回到木板镇的时候，才发现，我们住的丁黑子家里大门紧锁着。
邻居们见到我以后都小声嘀咕着，还暗暗地笑。我知道，一定是于文华出事了，我便问后面的豆腐嫂，她一看到我就大声地骂丁黑子，说：“丁黑子也忒不是东西了，他把于文华骗走了。听说，丁黑子扮鬼吓于文华，吓得于文华不敢睡觉，便找丁黑子说话，孤男寡女的，就到了一张床上。我说大兄弟，这也怨你，你这刚结婚就把新媳妇扔在家里不管，留下丁黑子和你媳妇在一起吃饭，他看她一眼，她瞄他一下的，就是再贞洁的妇女也挡不住半夜总有人在隔壁表情。”
见我不说话，豆腐嫂又说：“你们家那个新媳妇也不是什么好人，听说，在地主家里和那个管家就那啥了，被管家媳妇发现了，这才离开地主家了。你说一个结婚有主的媳妇哪能总吃别人家的饭呢，所以，我说大兄弟，早走早心净，省得到时候生出个别人家的孩子，你还得替人家养着。”
又说：“这木板镇要说比于文华长得好看的妮子不多，可是和于文华差不多的倒是有几个，大兄弟，你知道吗，于文华和丁黑子这一走，留下你一个孤家寡人的，做嫂子的怎么能放心呢，你要是不嫌弃，我可以将我家娘妹妹梅花说与你，我家那小妮子可是一枝地道的腊梅花，娇艳不说，还里里外外的活计都能做，屁股也大，生孩子是好样的，大兄弟，你别走啊，你不要看着我胖就以为我家妹子也一定胖乎乎的，她可是我们村里的一枝花啊……”
走得远了，豆腐嫂身后的话还没有断，大约是骂我不识好歹的，她的声音大，嘴很毒，骂得难听，但我知道，她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怪不得，她卖豆腐呢。
我有些悲伤，一边走一边迷茫着，我忽然觉得，在这乱世，像我这样胸无大志，整天只想着坐在院子里看月亮，听于文华在房间里写字并撕掉的声音，注定会难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