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日本人虐待，有一次，他们逼着我们十几个人喝尿，我们造反了，结果被打死三个，逃了两个，我没有逃出来，被吊起打了三天三夜，我听到我的头发离开我的头皮的声音，我还听到我的血滴到桶里的声音，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若是有把刀子，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刺进自己的胸口，我觉得活着太累了，太累了，直到十天前，那些日本人突然丢了营寨，丢下了我们跑了，不管我们了。我和二十多个兄弟躲在厨房里吃了两天，发现，他们真的跑了，没有再回来，我们这才敢跑出来。”
“你知道吗，我的头被浇过多少次热水吗，你不能再浇我的头，听到没有。”
原来偷走于文华的不是丁黑子，而是那地主家的管家，他们也般配，都识字，又都对装裱字画感兴趣，便离开了木板镇去了外地谋生活。村子里的人都以为丁黑子骗走了于文华。
丁黑子竟然是被日本人抓走了。前几天，日本人投降了，他才逃了回来。
日本鬼子投降了，可是，部队里天天来到镇子里抓壮丁，比以前日本鬼子在的时候还疯狂，遇到年轻的男人，二话不说，捆了就走。说是要打仗。如果是主动去参加部队的呢，还可以得些银两。
我和丁黑子在一起吃了两天的红薯干，最后决定，由丁黑子带着我去卖壮丁，把我卖了，所得的钱我们两个分了。一来可以还他一个人情，他身体不好，需要钱治病。二来，我也可以在参军的路上找找当年失踪的香草。
参军有馒头吃，还有合身的衣服穿。这是在老百姓口中相传的话。我那个时候的确需要这些，我身上只有一件单衣，虽然已经是春天了，已经有蜜蜂的歌唱和早已熟悉的槐花的清香了，但是，我依旧寒冷。
冷和饿一样，是一件不能随身携带的物事，我不喜欢。
我跟着丁黑子来到了征兵站，丁黑子跑到里面，找了一个长官模样的人来看我，当时的感觉就像一个买主看一只小猪或者一头驴子一样，他们上下左右地看，恨不得打开我的嘴检查我的牙口。我便张开嘴笑，露出我的牙齿，我的牙齿不好，因为吃过太多的甜食，但好在那个官兵不是一个牙齿爱好者，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居然就点头答应了。
一共得了九十块钱，丁黑子却只给了我五块钱，他说：“你一会儿拿这五块钱到街上理个头，买件内衣，然后就要到兵站里检查身体，身体检查完了，钱再给你。”
可是，一进检查室，我就知道上了丁黑子的当了。因为，检查完身体以后，我和几十个年轻的壮丁就被关在了后面的一间训练室里，不让出门活动，还让我们背诵一些规矩，规矩多得很，还好笑，有一条我记得清楚，晚上睡觉的时候两只手不能摸小弟弟。这是哪门子的规矩啊，真是笑死人。
衣服很新，新得像是一块大补丁，让我很不适应，尽管大家的衣服都是一样的，可是，我仍然不适应。我不喜欢穿新衣服。
一个老兵教我们唱歌，我们在灰尘里唱，在汽车上唱，在餐厅里唱。一下子坐了三天三夜的汽车，过了一条大江，到了训练地之后，我们相互打听，最后才知道，我们到了南京。
打麻雀的人太少了，多数人都去村庄里打狗和羊，只有我和少数几个傻瓜。打来狗的人得到表扬，做了班长。他姓杨，叫三通。我们常常说他的笑话，哪三通呢，屁眼通，能放屁，嘴巴通，能说话，鼻孔通，能吸气。他便骂人，有时候还打我们，他身材高大。
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扔手榴弹扔得最远，每一次都是我扔第一，不但扔得远，还扔得准，这大概得益于幼年的生活史，那时，我和香草在一起，为了巴结她，我天天用土坷垃或者小石子扔麻雀，每一次都能投中几只，在野外生了火，烤熟了吃。
手榴弹扔得远，我也就做了班副。跟在杨三通后面，他爱放屁，这是我不喜欢的。跟在一个爱放屁的人后面，谁能受得了。我暗暗地下决心，我也要当班长，不但要当班长，我也要放屁，还要找一个长得好看的小伙子跟在我身后做班副。
有一次下村子里征缴粮食，老百姓都躲着我们。把粮食藏起来。
我们连里的兵急了，抓了几个人，其中的一个女人披头散发的，怪吓人，恨恨地盯着我们，骂我们是土匪。
杨三通便上前去打她，那个女子便接着骂，你个坏蛋，你不得好死，你打仗会被飞弹炸死。
果然，第二天，我们去转移一批伤员，杨三通被一个飞来的流弹炸死了。
那个女人叫王瑞霞。我后来又见了她好多次，在镇里，在河边，她打扮干净了，长得倒也很排场，胸部大大的，像个正在奶孩子的女人。
这个时间里，部队到处在整编，小的被合在一起，大的又被分成碎片。我带领我们班的人住在了南京郊区的一个码头旁边，和王瑞霞一个院子。
王瑞霞开始时对我们很敌意，天天气鼓鼓的，我们的士兵偷听她尿尿，她从厕所里出来后大骂。她骂杨三通的话最恶毒，说：三通，一天被炮炸三通，看你通不通人性。又骂我们班的一些小毛头，说，当兵的身上都有股死人味，难闻得很。我们这一群都被她骂得怕了，生怕她嘴里天天张口闭口炮弹的，真的将那炮弹引来。想到这里，我连忙上前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