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警队的后门出去，往南一拐，就到了四河巷。这群警察都是老曹家烧烤的常客，眼见着一条狗不理的巷子，被他们吃成了十个食堂，三天不来就馋得慌。一进门，“曹姐”“李哥”地打了一通招呼，也不用曹芷芬动手，两个警察就搬起两张活动桌子，放在外面拼在了一起。然后就点单。每人一份烤生蚝是少不了的，这是老曹家的招牌烧烤。拇指肚大的那么一块生蚝肉，裹满了葱蒜末，凝在洁白如玉的内壳里，倒像是一位新嫁娘，庄重地打扮好了，等着你去掀开她的盖头。剥离时的痛，人口时的香，共同构成了这一过程的妙不可言。曾有吃出个中滋味的食客，一边拈着零星的蒜末咂摸着，一边郑重地向曹芷芬建议，以后每个客人只能点一份烤生蚝。别人不解，待他说了，都嘻笑不已。这个段子，小警察们都知道，吃的时候，又免不了要发挥点联想，借此乐一乐，消除连日来的紧张疲惫。
两瓶啤酒下了肚后，借着些微酒意，张大队给大家讲了司军的故事。不是案子，却听得小警察们张口结舌，唏嘘不已。
20年前，司军从省警校毕业，分到了故州市刑警队，很快成了队里的一把好手。他看上去粗犷，心却极细，做事情特别能沉得下来，在破好几个大案时都立了功。有一次他接手一件强奸案，案子本身并不复杂，嫌疑人却在听到风声后，不知跑到了哪里。司军去嫌疑人的父母家，做了很多工作，老俩口却抵死说不知道。正无计可施的时候，嫌疑人的姐姐偷偷给司军打了电话，告诉他弟弟藏在南方的一个远房亲戚家。这个当姐姐的是个明白人，知道弟弟是不可能躲得了一辈子的。她叫顾梅，是公交公司的会计，后来就成了司军的老婆。她得到了一个如意郎君，却也因此失去了背后的整个家族。两人结婚后，头几年过得挺幸福，还生了个胖儿子。谁知道才30多岁，顾梅就得了脑萎缩这种本该是老年人得的病，仿佛是老天爷觉褥她太过幸福，故意使了个绊子。摔了这一跤，顾梅就再也没能起来。一个如花的女人渐渐变得迟钝、苍老，记不住事情，手脚越来越不利索。她生命的花期提前结束，世界变得混沌一片。娘家人认为这是她害了弟弟的报应，置之不理。司军的父母都在农村，身体不好，也无法前来照应。等到顾梅瘫在床上，连生活都无法自理的时候，司军实在顾不过来，就给她请了保姆。但奇怪的是，话都说不清楚的女人，认人却非常清楚，保姆要动她的身体，她就神经质似地喊叫，用抖抖的手去抓去打。她的精气神已经全没了，只有一份情还牢牢地占据在日渐萎缩的大脑里，成为她维持生命的最后底线。换了第六个保姆的那天，疲惫不堪的司军坐在楼下的石凳上：抽了整整一包烟，当他将揉碎的烟盒无力地丢弃的时候，他知道，随之丢弃的还有自己曾经梦想的一切。他申请调到了办公室做后勤。坐办公室虽然能按时回家，仍免不了一大堆麻烦事，比如说，她尿了一裤子；她想喝水，但够不到；她想晒晒太阳，动不了就急得哭。后来，刑警队看大门的老梁头告老还乡，司军就想到了去看大门。值班室里面带一间休息室，这样他可以将她放在休息室里随时照顾。当时已经是副大队长的张晓阳和司军是警校同学，他力劝司军不能走这一步．去看了大门，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司军当时说了两句话：生活把他送回了原点，他就在原点生活；凡事只求个心安。张晓阳扼腕叹息之下，也只能同意了。让张晓阳再次没想到的是，看了几年大门，司军竟然拿出了两篇在省级内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都是关于犯罪心理学的。司军的儿子当时已经上了高中，住在学校，司军在值班和照看顾梅之余，就看起了犯罪心理学方面的书。别说在故州，就是全省，这方面的深入研究也很少。有一次张晓阳钻进了值班室，开玩笑地对司军说，看来你也不是就在原点生活了嘛！司军笑了笑，说，你错了，无论我在哪里，我都在原点。张晓阳笑骂道，我操，看大门还把你看成了哲学家，我要是让你去掏大粪，还不把你掏成个爱因斯坦？说这句话的时候，张晓阳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了休息室里的女人。她靠在轮椅上，头发花白，已经成了半个老太婆，夕阳的余光透过窗户照进来，给她苍白的脸上镀了绒绒的一层金。她安静得就像庙里供着的泥塑菩萨。
张晓阳说着这一切的时候，司军一直就着一碟水煮花生米，慢慢啜几口啤酒，好像在听别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如果没有一个还算漂亮的尾巴，也不过就是一个博取同情的伎俩罢了，他需要的是这些吗？当如梦初醒的小警察们纷纷端起酒杯，大着舌头说他如何“伟大”时，他也借着酒意发泄似地说，什么叫伟大？毛泽东打天下，那叫伟大，邓小平改革开放，耶也叫伟大，伟大就是让你愿意去学，如果你不愿意去学，就甭说什么伟大不伟大，那是没办法！说完，将一杯啤酒一饮而尽。
司军最后这句话的声音很大，不由得不引起曹芷芬的注意。声音虽大，却整个是沉下来的，像一棵陈年的树根，在看不见的地方有着厚实的分量，不像那几个小警察，声音轻飘得像在半空中跳舞。她打量着那个叫司军的男人，并不老，五官舒朗，鼻子挺挺的，但总是不经意间微皱起眉头。不知怎的，曹芷芬忽然想到了在哪里看过的一张山水画，苍茫天地间，一个小小的旅人留下孤独的背影。那一点愁绪，改变了整张画的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