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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对钱复毅的社会关系悄然进行调查。如果是钱复毅雇凶杀人的话，那他肯定要跟外界联系，联系时如果留下什么蛛丝马迹给查摸到的话，这个案子差不多就到告破的时候了。

第三天，10月2日，专案组启动了对钱复毅的外围调查。可是，甫一接触一个抗战时曾在“宝隆厂”做过会计，后因暴露身份撤往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重返上海滩担任区税务局领导的原地下党员，刑警就头痛了。对方说你们要调查钱复毅啊？他的社会关系相当复杂，不说上海解放后逃往海外的熟人朋友，就是还留在上海滩的估计就不下千人。对方给刑警开了一份他所知晓的社会关系名单，一边回忆一边写，竞花了一个小时，一数，有三百多人，大部分人还没有住址。刑警拿着这份名单，寻思先得到市局户政处查阅户口底卡，弄清楚这些人的住址或者供职单位，然后才好按图索骥登门调查。

那时没有电脑，上海人口又密集，姓名重复率高，这得查到几时？大伙儿寻思这样做既累也不科学，就聚在一起讨论，试图寻找捷径。几个人集思广益，很快就想出了办法。专案组分析，如果钱复毅果真雇凶杀害了韦焕第、韩少珍夫妇，那受其雇佣的凶手必须具备以下特点一

首先，对“逍遥池”很熟悉，这种熟不仅仅是老浴客对这家公共浴室的熟悉，而且对“逍遥池”的内部设施、管理、班次等都了如指掌；其次，凶手本人跟韦焕第是相识而且比较熟稔的，因为只有这样韦焕第才会接受对方请客洗浴；第三，对两处谋杀现场的勘查表明，杀害韦焕第、韩少珍夫妇的是同一个凶手，其对韦家的情况应该比较熟悉，很有可能以前去过韦家甚至是常客，结合其对电路知识的了解，估计此人以前甚至至今仍在从事与电有关的工作。

根据上述特征，专案组认为凶手应该是既跟钱复毅熟悉，又与韦焕第有过较多交往的人，有可能是行业中的技工。据此进行调查，必将大大减少工作量，还能提高准确率。专案组长袁辉友当即下令，把这份名单上的人据职业梳理一遍，符合特征的抄下来，全体出动，分头调查。

下午五时，五名刑警在分局碰头。主持会议的专案组长袁辉友还没开口，就被领导一个电话叫去了。余下的四个刑警正嘀咕是不是分局领导催促抓紧破案，哪知，袁辉友片刻返回后却宣布了一项决定：停止对钱复毅的调查！

“文革”中袁辉友在区“清队办公室”打杂时，有机会接触到被隔离审查的“三开分子”钱复毅所写的“自传”后才知道，侦查本案时的1955年10月，钱复毅正奉市局政保一处的密令在收集一个台湾派遣特务的信息。不过，钱复毅本人可能至死也不知道的是，当时警方对钱复毅这种具有复杂历史的“内情”并不充分信任，况且之前已经有了扬帆、潘汉年被捕事件（其中一项重要指控是“滥用内情，导致失控”），所以市局政保领导在批准动用钱复毅为“内情”的同时，还指示须对其及周围人（如司机小孔）予以秘密监视，谨防失控。因此，专案组刑警刚刚启动对钱复毅的调查，市局政保就知道了。而政保侦查员是对钱复毅进行秘密监视的，知道钱复毅并不涉案。如果专案组对钱复毅的调查惊动了敌特分子，那对于政保一处正在进行的反特工作无疑是一个严重干扰，弄得不好甚至会前功尽弃。于是，上面立刻下令停止对钱复毅的调查。其中的原因，不但当时袁辉友不可能知晓，就是向他传达指令的分局长也不清楚。

可以想象，这下专案组刑警都有了一种“傻了”的感觉，有的侦查员甚至怀疑是否某个领导蓄’意包庇钱复毅。石索根、周铁盾、祖兴为、张博四个都盯着袁辉友，他是头儿，看他往下怎么安排新的调查。袁辉友呢，其实跟他们一样的心思：往下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