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6日深夜12时许，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酒房乡小伢村村西北的森林边沿。正在高山上塔房内巡逻守林的阿芒，在出房小便时，从微微的山风中闻到一股烟熏火燎的气味，一眼望去，发现半里外的山沿上有火光闪动。
阿芒大吃一惊，急忙掖好裤带，赶到起火处，只见一个不到十平米的竹制窝棚已经被火舌吞噬殆尽。他怕引起大火，忙跑到村里叫人。等村委主任林玉琳率众村民拿着扫帚、被褥、水桶等赶到窝棚时，窝棚早被大火烧得精光，只剩下一些还未燃尽的木头发出“噼啪”余响。
奇怪的是，这个窝棚离村子很远，极少有人到这一带活动，怎么会突然起火呢？
更奇怪的是，窝棚的主人阿康半个月没进过这窝棚了，里边既没有打火机，也没有一根火柴，更没有人在棚里烧茶煮饭，怎么会发生火灾呢？
翌日早晨，村委主任林玉琳等又来到林边，对烧毁的窝棚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因为按村里的规定，凡发生火灾都必须及时报告公安局，弄清火灾原委，否则将追究失事责任。
遗憾的是，林玉琳查来查去，没有查出结果。窝棚主人阿康不会自己烧掉窝棚，他的家人当然也不会干这种蠢事。其二嫂秦琴出事前五六天已去姚关的娘家，不在现场，不可能分身半夜前来作案。左邻右舍对阿康的窝棚突然起火议论纷纷，也想不出所以然。
一时间，小棚起火成了不解之谜。
然而，随着村委领导多方了解以及守林员阿芒和村里百姓们多番讨论、分析，大家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一致认为这是一起人为的故意纵火案。焚烧阿康窝棚的很可能是他的仇家。
那么，他的仇家到底是谁？是邻居因为积怨而报复？还是阿康在外头做过什么坏事，得罪了什么人？或是他家的其他亲人得罪了人，从而把仇恨转嫁到阿康头上？
在上述种种疑团没法解开的情况下，林玉琳及时向酒房乡派出所报了案。
派出所急派两名民警立即去现场勘查，结果一无所获。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高明，现场没留下任何遗物遗迹。民警在灰烬及其附近左找右翻，连一个烟头都没有发现。验查足迹也不可行，由于村委和村内人员在现场往返走动，脚印十分混乱，已经无法取证。
这个不足十平米的小小窝棚，是阿康为看守西瓜、青菜园专门搭建的。现已值初冬，瓜果尽收，仅剩部分稀稀落落的青菜，不值几个钱，不会有人偷，所以阿康除了摘割野菜偶尔到棚内坐坐，三五天都不来一次。现在，面对烧成灰的棚子，他不免双眉紧锁，万分忧愁。其实，他心里基本有数，但又不能说出来。
这是因为，窝棚被烧的原因他还没有弄清。他估计十有八九是亲人干的，但手里还没有十拿九稳的证据。事情就这么一拖再拖，两个多月过去了。就在阿康渐渐淡忘此事的时候，他忽然听邻居说县公安局来了五六个民警，正向村干部了解他家小窝棚失火的事，说不定马上要传唤他。
就在阿康的守瓜棚无故烧毁的同时，施甸县公安局接到了一封神秘的举报信。这封信系施甸县城商业街一个小伙子送来的，很快被转到了禁毒大队队长杨茂荣的手里。
杨队长看过后，急问小伙子是谁给他的这份信件。小伙子称，是一个陌生男人送来的。此人大约四五十岁，戴一副金丝眼镜，脸盘黑黑的，说有急事在身，塞给小伙子10块钱，让他赶紧送到公安局。
杨茂荣听罢，一下子抓住小伙子的手，催促道：“快！你马上领我去找这个人！”
等杨茂荣二人追过街头，那人早已不知去向。
这封举报信很特殊，信中字迹潦草，说明是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匆忙赶写的。内容如下：
我是刚刚由缅甸的一座清真寺匆匆忙忙回到国内的。这里谨向您报告一万分火急的情况。回国前的第二天，我在一个赌场附近偶然碰到了一位施甸男士。因乡情关系，我和他谈得很投机。他拉我到饭馆吃饭，推杯换盏中，他总是跟我打听云南省和施甸、保山有关警察缉毒的消息，还一再打听保山的公路这几天修得怎样了，是否铺好沥青、轧好路面，可以跑车了……
从他的口音里，我听得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施甸人。这个人戴着一副黑色宽边大墨镜，看不出他的模样，但从他的打扮、语气，和再三向我打听毒品的情形，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是一个贩毒集团的成员，还很有可能是其中的主要上线，起码是接近上线的成员。他的腰部凸起，可能藏有手枪。他们是不是要向国内大量贩运毒品？这我没有多大把握。
杨茂荣从用圆珠笔写的字迹中敏锐地观察到，举报人写到此处，大概是办什么急事去了，隔了很长时间才返回续写。这一次，他换成了炭素笔，所以不但字的颜色与前面迥然不同，字体也更加潦草、模糊，但依稀可辨
饭钱当然是他付的，事后却吓得我不知所措。他吃完饭就站起身来，冷笑着拍拍我的脸，竟然不顾周围有就餐的顾客，凶狠地恫吓我说：‘从今天起，一个月内，不许你回到中国。如果你敢回去，我让你迈不出缅甸国境就见了他妈的阎王！”后来，我因国内业务需要，必须回国，只好托关系请当地警署派了几名警员当保镖……
这份举报的最后署名是四个字：“爱国人士”。
从信中可以分析出，这位“爱国人士”一是可能确有急需处理的业务，怕为此耽搁时间而没亲身前来举报；二是此人恐怕也考虑到自身的安全，不想暴露身份，以免万一得罪黑道人物，惹出可怕的后果。
“爱国人士”的举报信有多大的可信度，是施甸县公安局必须首先研究、破解，进而确定的侦破课题。他们逐字、逐句、逐段，甚至对逐个标点进行了仔细分析。
从举报信的行文、对事情过程的具体叙述、语气和所表达的主题，以及报告人别出心裁的署名来看，可以综合判定：举报的内容基本属于正常范畴，真实性很强。
局领导经研究，也初步认为举报信基本可以采信，同意禁毒大队队长杨茂荣、副大队长段世安等同志认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意见，建议并决定立即酝酿深查细追的步骤，制订出采取“以快制快”的策略，一定要火速赶在贩毒分子进境之前织好大网！
那么，施甸县有多少人在缅甸境内外从事贩毒活动呢？又有谁曾经有贩卖毒品的背景，而在公安局入档备案了呢？
经连夜搜索、查阅，各派出所、看守所和户籍管理科等人员总计提供了117名曾去过缅甸的施甸籍公民，其中男性92人，女性25人。排除女性，在92名男性中，查出与毒品有关的、包括瘾君子在内的共计26人。但一一对号细细查证、核对后，却发觉这26人体貌特征大都不符合“爱国人士”举报中的描述。
其中有一名叫佘玉栋的，虽年龄、体貌特征同举报中所述非常相似，且经常戴宽边墨镜，但经调查发现，余玉栋并不是久经沙场的“老黑”。经常戴墨镜是由于其左眼有黄斑症，视力很低，常被误认为盲人，所以为遮丑而佩戴的。
五年前，他曾因涉嫌窝藏一个贩毒同伙，被施甸县人民法院判刑3年。此人早己获释，而且去年10月间在开车去西双版纳贩运木材途中，遇车祸而死亡。他也不可能佯装死亡，去缅甸贩毒。因此，施甸县在缅甸境内谋生的人中，没有一个符合举报信中的“画像”。
那么，举报信中那个说一口地道施甸话的犯罪嫌疑人，到底又是谁？难道其祖籍是施甸，后来到境外居住，所以能说一口施甸话吗？
施甸县公安局为破解这一难题，不分昼夜进行反复研究，并派出121人次在施甸各乡镇村寨进行了筛网式调查，却始终找不到“爱国人士”所提供的嫌疑人，更不用说真正的犯罪嫌疑人了。
难道是“爱国人士”的恶作剧，就为了戏弄公安人员，所以报假案？
施甸县公安局领导和禁毒大队人员几度研究、多番分析，觉得“爱国人士”反映的不会是虚假情报；而举报信的转交者也已查出，名叫莫小颜，其电话和地址都为真实，当天的口述也都历历在档，不可能掺半点假。
据此，杨茂荣、段世安在分析会上认为：越是查不到嫌疑人，越说明嫌疑人潜藏得很深，很隐蔽；同时，也越说明我们的深查细挖还没真的挖深挖透，还有盲点、空白点。否则，与施甸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犯罪嫌疑人怎么会忽然间从地球上消失？
果然，杨茂荣和段世安语音未落，案头电话猛然响起，新的线索从才玉河口中传来
以“结构学”侦破许多大案要案而闻名全国的精练干警才玉河，是一个在长达7000公里的缉毒线上屡立战功、被誉为“缉毒一号”的警探。这个哲学系本科毕业的高才生，从哲学、社会学、侦破学和物理学等七个方面的综合角度，研究、摸索、创立了一门新的“结构学侦破法”。这套先进的刑事侦缉法一出炉，即轰动了中国和世界警坛。
才玉河破天荒地提出：一个疑案一旦出现，只要按照结构变化的物理原理和化学原理，不断地变化已发现和未发现的“设想条件”，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找出破案的E因子（由于保密原因，本文不予细解），因此施甸公安局把这个在办公室工作的特殊内勤人才调出，去突破抓不到破案线索的困难局面。
果然，才玉河一出马，便有绝活。他出人意料地不在本县调查，而是直接奔向保山市（施甸县系保山市所辖）。在该市戒毒所所长魏珂的全力协助下，他很快召见了戒毒所内的241名戒毒人员，拿出由“爱国人士”提供的内容，由施甸县公安局高级刑侦技术人员绘制的嫌疑人画像，让戒毒人员一一辨认。
才玉河坐在暗室，凝神屏息，透过屏幕仔细观察戒毒人员辨认画像时的举止、表情。
可惜，241名戒毒者看过画像后，没有一个说认识这个“大胡子”。
“有没有遗漏人员呢？”才玉河问监管人员。
魏珂和监管科小范几乎同时回答：“只剩下一个人没有来。”接着，魏珂解释了这个没到场的戒毒人员的细节。
原来，该戒毒员叫刀介杰，是个具有四年吸毒史的重号“瘾君子”。两年前，他进所时，已是瘦骨嶙峋、奄奄一息，是戒毒所从上到下费尽周折，把他从死亡线上救活的。为了感恩，报答戒毒所的工作人员，他又以近似疯狂的毅力戒毒。有时，毒瘾犯了，他即便头撞铁窗、血流满面，也不想麻烦工作人员……
半年后，按情况他完全可以出所了，但他说什么也要留下来。他曾在昆明市的大胜房酒家做过二级厨师，会炒几百种佳肴、做五六十种小吃。他说要在戒毒所重操旧业，以功抵罪，用烹调膳食的能力，为所内的工作人员效犬马之劳。
“最好把他叫来看一下。”才玉河说。
“好。”魏珂答应了，到食堂操作间找来了刀介杰。
刀介杰从才玉河手里接过照片，只瞥了一眼，便皱起眉头，然后眼珠子转了几圈，说：“这个人，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说罢，他眉头微皱，似有所思。突然，他眼睛～亮，说：“想起来了！这个人曾在昆明大胜房酒家吃过饭。虽说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我记得他。他当时好像是和六七个人秘密商谈一件什么大事，单独要了一套特别大、带有客厅的豪华套房。他戴着黑边太阳镜，商量事情时声音很低，我当时替一个服务生去送一盘菜，看到了这番情景。他的名字好像叫什么‘金雕’……”
“金雕”是谁？是真名实姓，还是绰号？根据刀介杰的介绍，才玉河判断“金雕”多半是黑道绰号，而且还是老大的绰号。说不定，他就是阴谋贩毒的“一号毒枭”！
经过多次调查，从昆明市有关执法部门翻查存档，启发大胜房酒家工作人员回忆，以及施甸县公安局对全县的第二次明查暗访，终于查到去缅甸经营中国商品推销和打工的总计有371人，这次“席卷施甸、寸土不落的大调查”，比前一次调查要深入得多、细致得多、全面得多。
从一个三进三出施甸县旧城的打工仔“华子”口中获知：他曾在一位“雕爷”的手下打过工，而且关系密切。
“华子”介绍说：“雕爷”系施甸人，生性彪悍，有时出手特别大方，是个人性化的“毒头”。由于是同乡，“雕爷”很信任他。春节前，“雕爷”不但安排他提前回施甸1日城过年，探望双亲，还给他丰厚的红包，高达8000元。这对于一个家贫如洗的异国打工仔来说，无异就清楚地表明，“金雕”只能有…条获得信息的渠道，即从施甸到缅甸去的务工人员口中打听。而这个务工人员，很可能是施甸县本地的公民，甚至是伢村以及伢村附近的普通百姓，否则，“金雕”不会得到如此准确的消息。
那么，这个给“金雕”传递信息的人是谁？
禁毒大队队长杨茂荣立即决定循线追踪，迅速查出给“金雕”传递消息的可疑人。于是，他命令“华子”马上给“金雕”打手机。
“金爷呀，那事我打听了，好像不大准确吧？”“华子”按照杨茂荣的布置问道。
“放屁！”手机里传来“雕爷”的骂声，“这是老三告诉我的，怎么会他妈的不准？”训斥了“华子”之后，“雕爷”又大骂他不该随便打手机。“华子”遵照民警的吩咐，一再忍声吞气，几次请“金雕”“放心”，表示“一定把事情打听个水落石出，不再给他打手机”。
为了暂时稳住“金雕”，火速查出“金雕”所称的“老三”的真实面目，队长杨茂荣等领导经商量，指令“华子”目前不要与一切外人接触，只按照“金雕”所指示的，形式上到伢村走一趟，在村里活动活动就可以了，以免在缅甸遥控的“雕爷”对其生疑。
杨队长和段副队长一再研究后，决定让才玉河立刻率员赶赴酒房乡伢村，彻底缕清“金雕”、“老三”、“二嫂秦琴”及其他涉案人物的关系、背景，但必须注意“打草不惊蛇”，以查清小窝棚被烧的缘由为切入口，顺理成章地暗中摸底。
才玉河果然箭不虚发，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天大的漏洞！
在酒店乡下属包括伢子村在内的七八个村寨中，有一二十名经常来往于缅甸和家乡之间的流动商贩和务工人员。
这几年，随着云南省执法部门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不断加大、检查日益严格，个别去缅甸人员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欺骗手法，从而蒙蔽了不少村干和群众。他们对外声称去广东东莞、汕头、广州等地，打工，还有的诡称“去京津大城市混碗饭吃”，隐瞒了入缅经商务工的实情。但是，聪敏过人的才玉河等调查人员通过侦破技巧，还是初步掌握了有关人员的部分实情。
小窝棚的主人阿康，在三个兄弟中排行最末，村民们有时亦称其“阿三”。他们兄弟仨亲情极为紧密，可说情同手足。正是这种隔不断的亲情，使在缅甸内走私贩毒的“金雕”，即老大阿荣，身在异乡仍时时惦念家乡的亲人。
老二阿福在三人中个性最强。他与其妻秦琴婚后时有口角，时不时为了芝麻粒大的小事大打出手。每每这时，阿康就出来帮二哥数落二嫂。秦琴受不了这种夹板气，终于把冤屈、愤恨都集中在丈夫阿福身上。
数月前，由于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两人又殴斗起来。秦琴斗不过力大如牛的阿福，赌气出走，回到娘家，赌誓永不进阿福的门。
阿康等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烧窝棚的就是二嫂秦琴，但这时他一口咬定，对才玉河说：“除了我二嫂干这坏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可疑的人。”
巧的是，此时阿康的二哥——秦琴的丈夫阿福又偏偏不在家。据悉，在秦琴赌气离家出走后，阿福也两手一甩，赌气去了边境一带打工。半年来，他无影无踪，连个电话也没往家打。
再说老大阿荣，早在改革初期就抱着“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的心理，走上了从缅甸经瑞丽向境内贩毒的邪路。几次得手后，阿荣一发不可收拾。他不仅罗织党羽，甚至敢贿赂边检人员。
然而，也正是这种急欲发财的心理，导致他过早地败露出贼迹，被我公安、边防缉毒人员穷追猛打，一直将其追至缅甸国境。从那时起，阿荣就一蹶不振，不敢潜回家乡，害怕被公安抓获。
近年来，随着中缅两国友谊的加深，中国政府及边境官员主动协助缅甸种植罂粟的农民改种粮食，并不断加大开垦、播种投入，从而使边境缅农获益匪浅。
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中，施甸人到缅甸经商务工者越来越多，在老街、磨太等地形成了一个施甸圈子。阿荣不时听到施甸乡人传来的阿康、阿福等兄弟的信息，还几次通关潜入国境，悄悄打探，进而掌握贩毒的“平安路线”。
他一直在幻想做一笔一本万利的特大交易，然后在仰光过神仙般销魂的日子！
此时，公安缉毒人员已经证实，阿荣正是那个戴宽边墨镜的“络腮胡子”，正是“爱国人士”举报信中那个蠢蠢欲动的贩毒嫌疑人！“感谢‘爱国人士’为我们指了这么一条‘大鱼，！”才玉河立马将情况反馈给禁毒大队。队长杨茂荣、段世安则急将情况汇报给市局领导。
种种迹象表明，阿荣已经亲自入境了。但是，他现在藏于何处、干何勾当，是单枪匹马，还是带着“狗仔”而来，是来寻“断线”的“内线”，还是前来安插新的“内线”？
在情况瞬息万变的紧急关头，保山市公安局领导经集体研究，决定立即成立“特号缉毒行动专案组”，由施甸县公安局局长段金宏任组长，立马召集精悍侦缉人员，综合各路情报、资讯、网上动态，迅速、全面地研制侦破方案。保山市局领导要求施甸县公安局要不遗余力，投入全部兵力，保证专案组的一切要求，以求毕其功于一役，尽快把阿荣这条潜入国境的大号毒鲨网住！
11月22日，从缉毒前沿临沧市武警检查站传来惊人的消息：有两个可疑男子，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午夜冒雨过来。凌晨时分，二人乘大巴客运车去临沧途中，被我登车缉毒人员检验身份证时，发现证件系伪造。为避免打草惊蛇，查明其去向和目的，未将其扣留、质问。
临沧站在电话中汇报说：此二人有可能去施甸，至于是否与阿荣有联系，是否阿荣派遣的探路毒仔，因怕打草惊蛇，不便深查。
再说临沧市以北，与临沧市区只有六七十公里路的云县。当天傍晚，该县偏僻的庆，庆旅馆迎来了两位风尘仆仆的男客。二人虽然装出一副正经生意人的模样，但庆庆旅馆的老板娘郑露霞却凭借多年接待南客北商的江湖经验，慧眼识真，认出这可能是两个毒仔。
深夜12时30分，老板娘见二人居住的204房间还亮着灯，便悄悄走上楼，贴近房门，娇滴滴地喊道：“先生，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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