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丁新现戴罪立功的愿望比谁都强烈。他自告奋勇带着民警去五里头村的一个桃园指认了他们的盗洞。难怪韩清龙他们找死都找不到那个洞,没他指认,任谁也想不到,果园深处一根插在地面上的枯枝下,竟隐藏着一个十余米深的盗洞。案发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曾派人到现场查看,在写给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的报告中,考古所详细描述了古墓被盗的情况:“墓葬南北向,墓室在北,墓道在南,为土洞式墓。墓室南北长3.5米,东西宽1.8米,底距现地表14米。墓室顶端前半部下塌,所以墓室前端塌土堆积较厚,后端较薄。现墓室顶端至塌土堆积下空约1米,盗墓者所挖盗洞位于墓室口,从地表下挖深1.3米、直径1.2米的坑后,再用炸药炸出直径0.6米的盗洞,直通墓室。”元月13日晚,在最后一次下洞之后,他们用三根木棍架在盗洞口,把尿素袋盖在木棍上,然后用土回填了上面那个坑,插了一截树枝作为标记。这个标记更像是新栽种的一根树苗,如果没人指认,警察如何能想到这根小树枝下居然有个盗洞呢?
熊义方等人所炸盗洞,使用的是现在盗墓贼们惯用的挤压式爆破技术,盗洞一次成形,省时、省力,而且坚固、安全。所用炸药并非TNT,而是用硝铵化肥、锯末、柴油、硫磺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混合而成的土炸药。炸盗洞时,先在上面挖个大点儿的土坑,然后用洛阳铲挖一个洞,看墓的深度,要多深就打多深,将土炸药填充进去,放炮前,要把上面大坑里的土回填好。这样,一炮就可以炸出一个能容一个人钻进去的洞,直达墓室。因为盗洞无须出土,土是往洞的四周挤压,所以盗洞很结实,不会塌方。至于土炸药的配制比例、上面的坑挖多深、炸药放多少,这就是技术。炸洞盗墓就是一锤子的买卖,所以技术不过关的干不好这活儿。如果学艺不精,药放多了,就会炸出一个很宽的洞,人下去很危险,有时把墓也炸毁了;药放少了,炸药冲击波弱,又形成不了一个能让人钻进去的通道。还有的干脆放了哑炮,那当然就更没戏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据说阎良某个村子最早研制出这种爆破方式。那会儿,这个村子盗墓成为组织行为,村上统一组织掘墓,卖掉东西后统一分钱。遭到打击处理之后,村民们就以出卖这种技术为生。到了现在,这种技术对于盗墓贼来说,已经是作案必备了。熊义方就属于这方面的歪才。
熊义方落网后,表示愿意配合警方抓捕吕富平。按警察的要求,熊义方给吕富平打通了电话。熊义方虽然来自河南农村,但他长得排场,一点儿也不像农村人,打电话说的也是普通话:“老吕,你在哪儿?你啥时候来宾馆?”
吕氏家族墓
吕氏家族墓在建国初期尚有八万多平方米左右的坟园,里面树木杂草丛生,有封土十五座,坟园前有牌坊一座,碑石七通。农业合作化后,墓地被垦为耕地,牌坊碑石被毁,仅留几座封土堆和龟座碑石一通,碑石上刻“蓝田县四贤爷之墓”。1958年食堂化时,将碑石拉回了村里,1966年“破四旧”,仅存的几座封土被平毁,后碑石和牌坊构件散失。“文革”后蓝田县对原墓址加以保护,并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所谓的保护单位也仅仅是树了个碑立在五里头村而己,村民们过来过去,熟视无睹。您想,虽然吕氏四贤都很了不起,吕大防还当过宰相,但近千年过去了,普通老百姓有几个人知道他们?何况老乡家里死了人,甭管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总还有个坟头,这吕氏四贤墓连个坟头都没有,谁还当回事儿呢?
但一般人不当回事儿,并不等于盗墓贼不当回事儿。这没坟头的墓照样被盗了。200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吕氏家族墓进行抢救性勘探和发掘。负责这个项目的张蕴研究员介绍,这座墓地是由二十九座墓葬、“门”字形围沟、家庙遗址三大部分配套组成的整体结构。出土的众多墓志铭文确定了大部分墓葬主人的名讳身份,以此为依据,可排列出家族墓葬的分布次序:墓葬布局呈马蹄状,最南为高祖吕通墓,身后为吕英、吕贲墓,其后为一字排开的七座墓葬,包括吕大临等兄弟,再后属“山”字辈子嗣墓葬。第五代仅葬一人,因夭折而附于祖父坟茔之侧。
吕大钧是吕氏四贤中最早去世的一个。他五十二岁病逝于转运司副使任上,这是军中一个管粮草的官。当时,军队在征伐西夏途中,大钧死于富延,就是现在陕北富县、延安一带,算是马革裹尸。
吕大临是中国考古学的鼻祖,想必他对盗墓这样一个古老的职业也挺了解。整个墓地,大临的墓最特别,他的墓上有两层空穴,这是专门用来防盗的。
苏轼写过“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但人们可能未必知道,苏轼还写过这样的诗句:“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过去被贬到岭南,也就是现在的广东,就跟判死刑差不多。绍圣元年,也就是吕大临去世两年后的公元1094年,吕氏家族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哲宗亲政后,重用新党,将高太后垂帘听政时的重臣统统拿下。作为旧党的标志性人物,宰相吕大防被罢免。不久,吕大防被贬官至岭南,和他一起被贬到岭南的人中就有苏轼。据说吕大防本来还有机会告老还乡。有一次,宋哲宗召见吕大忠时,问起吕大防的情况,大忠说大防情况不好。哲宗对大防还有些感情,就对大忠说,他打算让大防回来。本来这是哲宗私下里跟大忠说的话,大忠一高兴,就把这话跟人说了。这事儿传出去,新党就再到哲宗那儿使坏。那个时候,哲宗也就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而且情绪化很严重。高太后垂帘听政那会儿,大臣们拿他不当回事儿,所以他一上台,对那会儿的大臣特别憎恨。结果,绍圣二年八月,哲宗下令吕大防等数十人永不叙用。大防最终客死他乡。大防临死,给儿子省山写了一封信,然后喝了很多酒。省山赶到时,他已经死了。因为大防是有罪之臣,他的灵柩不能回蓝田。吕省山扶灵往东,守灵三年。后来,蓝田五里头的吕氏墓地里,埋的只是大防的衣冠冢,没有陪葬品。
大防遭贬,对于吕氏家族冲击很大,特别是他的永不叙用。这件事是因为大忠的失误造成的,家族对大忠的评价从他的墓中也能看出。大忠的墓很小,里面的陪葬品也不多。
在金代,吕氏家族的墓被盗过一次。那个时候盗墓,可没有挤压式爆破之说,挖的盗洞特别大。盗墓贼进的是省山的墓,这里并列着一东一西两副棺椁,盗墓贼把西半边盗光了,但东半边因坍塌而未动;又从这儿打了一个斜洞,进了大临的墓。但是,大临墓里的瓷器他们没偷,只是打碎了一些。张蕴分析,之所以没动瓷器,是因为金代离宋代太近,那些瓷器在盗墓贼眼里还不值钱。除了大临的墓,盗墓贼还偷了大临妻子的墓;之后,又盗了吕英之子大雅的墓。
那么,邱兆军、吕富平一伙又盗的是哪个墓呢?那个“承议郎”究竟是谁?
警察差点儿被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