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义长得斯斯文文，又有点粗犷浪漫，天生就是一副搞艺术的相。当他看到四名刑警拿着传唤证叫他到公安局去，显得有些惊愕慌张，但也没说什么，非常顺从地跟着走了。预审室里，当问及10月14日晚上他干了些什么时，他紧张地说是在家里睡觉看电视。问有没有人为他证明时，他更为紧张地说没有。问他知不知道潘小玉出了事时，他立即显得特别关切。当被告知有人举报他入室强奸了她时，他立即大喊冤枉，说他很喜欢她，决不会干这种蠢事。
冤不冤枉让事实来说话。几天后，DNA鉴定出来了：案发现场所遗留的精液确系韦义所留。这就完全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但被害人潘小玉听到这消息后，表示不相信他有这样的胆量和作案经验，要求到司法部门进行复检。复检的结论也是如此。潘小玉对韦义仅存的那点好感和信任随着这两次千真万确的鉴定烟消云散，代之以咬牙切齿的恨，要求对他处以极刑，潘书记更是怒不可遏。韦义虽然口口声声大喊冤枉，但铁证如山，任凭你怎么喊也无济于事。他的父母和许多同事开头都不相信他会干这种傻事，但两次目前最准确的DNA鉴定都证明是他所为，他们也不得不相信，大骂他不争气且不看清对象。这结果还使得他们不想也不敢帮他，连律师也没有为他请。
很快，公安局的移送起诉意见书送到了市检察院，市检不敢怠慢，指示公诉科立即启动公诉程序。按照惯例，市检派了两名检察官到看守所提审犯罪嫌疑人。检察院早已知道此案的内情，认为此案是一桩很简单的强奸案，故两名检察官都是刚来不久的新手。资历稍长者叫廖凯，到检察院才一年多，另一名还在试用期，叫汪洋。两人虽然都只有二十三四岁，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但却都是政法学院科班出身，理论基础比较扎实。尤其是廖凯，在侦查学方面更是下过苦功，一年多来已接手好几起案子，学术论文也发表了好几篇。
或许是年龄相当的缘故，韦义见到他们有一种很强的信任感，发毒誓说他绝对没有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廖凯说，发誓没有任何意义，关键是你有没有证据可以推翻公安局所提交的铁证。开始，韦义仍然坚持他是冤枉的，但又无法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他的无辜。最后，当两名检察官显得有点不耐烦准备走时，他才涨红了脸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