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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上午，侦查员翟芝峰、李春君奉命前往宏运大楼调查。那是一幢半新不旧的四层公寓楼，有六十来家住户。底楼楼门内一侧的墙壁上设有上下几排木制信报架，据公寓看门人辛大爷介绍，每天邮差骑着自行车送来邮件时，那些汇款单、挂号信以及无法放入信报架的邮件都是交由他签收的，而普通信件和报纸等，邮差都是直接放入信报架，让收件人自取。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不是宏运大楼的住户，是否也可以让别人把信件寄到这里，回头他自己到宏运大楼来取呢？

辛大爷回答，可以，因为大楼的产权所有人——“宏运面粉厂”老板莫胜天先生对此从未有过禁止的规定。抗战前两年这幢公寓大楼竣工时辛大爷就是这里的看门人，十六年来，不但允许外来的非住户来此取信件，甚至还经常义务为附近一些不方便接收挂号邮件的居民代收信件。这种情况，在当时全国各大中城市普遍存在。

这下，翟芝峰、李春君的心凉了。如果“野马”不是这幢大楼的住户，他让井端阳把密信寄到宏运大楼，自己瞅个空当JL悄然前来把信取走，谁也不会留意到。

侦查员把信报架上那些尚未被收件人取走的信件一封封浏览下来，没有发现井端阳交代的那封4月18日寄到这里的平信。这说明“野马”已经取走了该信函。那么， “野马”到底是不是宏运大楼的住户呢？

当天下午，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全体出动，纪雷、吴富生去双彩街派出所找户籍警了解宏运大楼住户的情况，衣博中、李春君、翟芝峰则向宏运大楼方面调查自取信函的情况。调查得知，截至4月18日井端阳把寄给“野马”的那封平信投进街头的邮筒，宏运大楼共有六十二家住户，其中包括有些公司给职员租借的集体卧室，一共居住三百一十九人；其中成人二百五十三人，成人中男性一百五十人，女性一百零三人。当然，井端阳寄发的那封平信的收信人“许祚中”其人其名肯定是没有的，只好从住户以及非住户中寻找有疑点的对象了。专案组与户籍警一起把调查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从中梳理出七名有疑点的对象——

甲：男，三十一岁。此人是河北梆子演员，在保定地面上小有名气。他已经在宏运大楼租住三年多了，是个单身汉。不过，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演员，他身边从来不缺女人，时不时有中青年女子来其下榻处拜访，有时会过夜，甚至一连住上十天半月。据看门的辛大爷反映，这人以前从来不关心国家大事，常说“我一个唱戏的有什么需要操心的，张口唱戏，伸手取钱，天经地义，谁当道都一个样”。可是，最近他却关心起时政了，订了报纸，每次辛大爷打扫走廊经过其房间门口时，经常听见房间里传出收音机播报新闻的声音。

他之所以被列为嫌疑对象，是因为根据辛大爷和一些住户的印象，这人从没在信报架上取过信，辛大爷那里也没有收到过寄给他的挂号信函，可4月20日前后，有人看见他从信报架上拿了订的报纸后，犹白不离开，鬼鬼祟祟地在架子上的几十封信件中寻觅着什么。之后，这人有十来天时间没再露过面，也未回宏运大楼住宿。

乙：女，二十九岁。这是一个之前姓名、身份都不详的住户，因为她是一个多月前拿着204室的钥匙直接入住的。在公寓的租住登记册上，204室的租住人是一个医生，早在七年前就已经租住该户了，他本人来住过，妻女也来住过，后来做起了二房东，转手出租给别人居住了。在乙入住前，204室空关了四个多月没人人住。乙入住的次日，辛大爷在其外出时曾叫住她，说您是新租户吧，根据政府的规定，新租户应该叫上房东一起去派出所登记，如果是外地来的，还要申报临时户口。乙说我是保定户口，也不是新租户，上派出所去干吗？说话语气很冲。辛大爷就向前来例行走访的户籍警小王反映了，小王于是就盯上了乙，可是，接连来了四趟，一趟也没遇上。于是就留了条子塞进门缝，让她自己上派出所找户籍警。条子塞过两张，可她却没去派出所找小王。至于信件，白天的时候，倒是没有人看见她取过信。不过，据二楼的邻居反映，乙晚上总是九十点钟后才回来，而这时辛大爷早就下班了，公寓晚上是没有人值守的，因此没人知道乙晚上回来时是否取过信件。

丙：男，三十三岁。此人不是宏运大楼的住户，据户籍资料显示，他的家庭住址是距宏运大楼大约四五分钟路程的双彩街铁锅胡同24号。丙以前在国民党军队当过辎重兵，离开部队后回到地方上进了国民党警察局开车，却并非警察编制，而是警察局的雇工。保定解放后，军管会贴出布告让参加过伪党政军宪警特、反动会道门的人员前往公安机关登记，丙也去了。派出所听他说是旧警局的雇工，就没把他作为重点对象。过了一段时间，把他叫去参加了一个月的集训，不过没像其他集训对象那样又是操练又是劳动什么的，只是让其写给旧警局当司机时的经历或者听说过的情况。从集训大队出来后，政府介绍他去煤球厂当工人，他嫌太累，拒绝了。那个年代，驾驶汽车算得上一门含金量比较高的技能，找工作易如反掌，所以丙很快就被物资公司招去当了一名卡车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