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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程两人的到来使三分局这边有些尴尬，因为他们虽然知晓这是怎么回事儿，可是没法儿跟人家说；而不说呢，就没有一个交代——人是公安局叫出来的，如今他上哪儿去了呢？难道继儿子之后这个老爸也失踪了？即使真的失踪了，也要找三分局，人家得报案啊。

接待民警并不知道井端阳已经被捕的情况，立刻把董校长反映的情况向蔡副局长报告。蔡副局长就把宝大贵唤来，商量应该怎样处理这事儿。宝大贵也感到很棘手，两人正商量时，第二拨人来了。

第二拨来人竟是省厅政保处侦查员吴富生、李春君，他们二位是骑着摩托车风风火火从省厅赶来的。这二位的午夜来访，跟被捕的井端阳有关——

井端阳供出了他的特务身份，他是1944年在重庆做美术老师时加入“军统”的。井老师其实并非做特务的料，但当时“军统”方面很需要在他执教的学校发展一个对象，以便开展某些工作。于是，就派人跟井端阳谈了数次，遭到婉拒。接着，人家就玩阴招了，又是美女勾引，又是诱其豪赌。井端阳很快就掉进了陷阱，只好就范。不过，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日本投降，井端阳在重庆并未发挥“军统”预期的作用，反倒白领了津贴。

按照戴笠制订的“团体纪律”，一旦参加 “军统”，终身不得退出，而且必须服从安排。这样，抗战胜利后，井端阳想回保定老家的打算一时难以实现。根据“军统”的指令，他先是去了北平，后又去了天津，均以教师为业，在大学、中学里刺探学生运动的情报。“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井端阳的组织关系依然如故。1948年，解放军四野包围天津前夕，井端阳接到指令让其返回保定老家，任务是通过原先的家族影响和社会关系，联络故旧，创办一所艺术专科学校。

井端阳依命而行，可是，学校还没创办起来，解放军已经逼近保定了。井端阳向上司请示是否中断该项使命，上司说原本就计划好让艺专在保定“沦陷”后开张的，也算是为共党统治下的保定制造些许繁荣景象吧，共产党政权肯定赞同。而你呢，为团体干了三四个年头，也算是抗战时期留下的老人了，现任命你为本局“保定地区第三潜伏组”少校副组长，负责收集、输送情报。具体情况，届时会由代号“野马”的组长通过秘密渠道向你交代，活动经费、器材不久也会通知你领取。

过了几天，果然有一封信寄到了井端阳寄宿的堂兄家里，用暗语通知他前往“利众饭店”202房间领取经费、器材。井端阳依约而去，跟前台一说202房间，人家就给了他钥匙。他打开房门入内，里面无人，于是按照信中所说的从壁橱里取了一口小皮箱就离开了。回住处打开皮箱，里面是三本密码、密写药水、显影液、三十两黄金、二百块银元以及一封用暗语写的信函，内容是告诉他应该如何与组长“野马”联系。

半个月后，保定解放。井端阳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用密写药水写着“野马”的指令，命其立即着手向共产党当局申请创办艺专。井端阳当即照办，仅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办起了“私立国康艺术专科学校”，随即登广告招生，于1949年开春招收了三个班级的学生，寒假结束后正式开学。井端阳举家从堂兄处迁到了艺专的家属宿舍。这年暑假，省教育厅批准“国康艺专”可以在整个华北地区招生，所以秋天开学时，又有五个班级韵新生入学了。

井端阳这个“国防部保密局保定地区第三潜伏组”副组长有三个手下，井端阳有这三个特务的姓名、住址，可从未见过面，因为“野马”没有下达过活动指令。井端阳自己倒是干过一次特务活动，那就是按照“野马”的指令将一份情报用密写药水写在那本《卓娅和舒拉》的书页空白处，然后寄往“燕赵饭店”。4月中旬，井端阳收到“野马”寄来的一封信，可是那天下着大雨，信被雨水打湿，里面的内容根本无法用药水显示。于是，井端阳就按照“野马”事先交代的联络地址，于4月18日寄了一封问询函。可是，函件寄出后至今也没收到回函。

井端阳交代完上述情况后，向主持讯问的省厅政保处副处长蒋先铭提出了一个要求，说他的四岁幼子被绑了票，请求政府帮助找回儿子。对于井端阳的这个要求，省厅方面认为没有理由拒绝，井端阳犯案是井端阳的事儿，他的儿子现在被绑票，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人民政府理应全力解’救。于是，省厅领导当即下令与承办这起幼童绑票案的保定市公安局第三分局联系，尽快解救被绑幼童。这就是吴富生、李春君夜访三分局的原因。

蔡副局长对于吴富生、李春君二位的到来喜出望外，说您二位来得正好，遂把艺专董校长反映的井端阳“失踪”之事说了说，问应该怎样回答人家。吴富生和李春君商量了一下，说你们可以告诉他们，省厅对这起绑票案很重视，在调查时需要被绑孩子的父亲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因此井老师暂时要在公安局这边留一下。同时，让他们转告井老师的家属，如果绑匪有新的赎票消息，必须立刻向公安局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