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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端阳下车后，邱滔把三轮车停在茶馆附近，佯装等客，继续监视。没想到，没多久就看见井端阳和另外两个汉子（刑警宝大贵、小田）被铐上手铐从茶馆里押出来，当下不禁大吃一惊，没敢停留，立刻回家向鲁培德禀报。

鲁培德闻听之下，比邱滔还吃惊，说我得赶紧出去一趟，老邱你守着这孩子，如果醒了就给他吃些糖果点心什么的，得哄着他别哭，否则惊动了邻居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一会儿就回来。

这一去就是两个小时。鲁培德回来时，那孩子已经又睡着了。鲁培德说老邱咱俩累了一天也睡吧，明天早上把这孩子送回去。邱滔听着觉得奇怪，费了老大的劲儿才把这孩子弄来的，怎么又要送回去呢？鲁培德说这你就不用管了，照办就是，明天我和你一起去。于是，次日一早，两人就把孩子送回去了。

邱滔为什么要为鲁培德做这些事呢？邱滔说，是因为觉得鲁培德这人挺够哥们儿，而且出手大方，经常请他下馆子喝酒，时不时还掏些钱钞给他，所以愿意听其吩咐，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至于鲁培德是什么人、为何要绑票，人家没说，他也就没问。不过，邱滔承认，他猜到鲁培德十有八九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

讯问进行到这里，衣博中忽然想起陆鸿海深更半夜遭受威胁并收到那份疑似由“野马”执笔的假证明之事，寻思莫非此举也是眼前这个家伙所为？一问，果不其然，邱滔承认那也是鲁培德让他干的。那么，干那活儿时的刀枪呢？邱滔说刀子就是他平时揣在身上用以防身的匕首，至于手枪，那是没有的，他找了一段细铁管顶住陆鸿海，当时是半夜，陆鸿海从梦中醒来，大惊之下，哪里还分辨得出对方的手枪是真是假？

那么，邱滔是怎么跟鲁培德相识的呢？据邱滔交代，他跟鲁培德相识于七个月前。那天晚上，有个客人坐他的三轮车前往宏运大楼。到了地方，客人付钱进楼，这时天空飘下了雨点儿。他正想赶紧回家，从楼里出来一对男女，那女的嘴里一迭声叫着“三轮”。邱滔已经跑了一天的车，晚饭还没吃，很是疲惫，他以为这二位都要坐车，就有点儿不愿意拉这个活儿。那女人告诉他就男的一个人坐车，央求他拉一下，下雨多给车钱就是。于是，邱滔就拉上了那个男子——鲁培德。

路上，雨下大了。鲁培德说咱歇歇吧，反正我也不急着回家。雨这么大，你穿的那破雨衣根本不管用，淋湿了生起病来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于是，邱滔就把三轮车停在一家小酒肆门口，说先生不瞒您说，兄弟还没吃晚饭，饿得不行，您稍等片刻，兄弟叫碗面垫垫肚子就走。鲁培德说师傅你还没吃饭啊，太辛苦了！这样吧，你要是瞧得起我，咱一起喝一杯，我请客！

一顿饭吃下来，邱滔把自己的情况向对方和盘托出，同时也知道对方是个医生。就这样，邱滔和鲁培德交上了朋友。案件破获后警方才得知，邱滔其实已被以“野马”为首的这个潜伏特务组织列为正式成员，而且封了这个兵痞一个上尉军衔。

讯问结束已是午夜时分，衣博中和那几个前往抓捕鲁培德无功而返的侦查员讨论了一会儿如何寻找鲁培德下落的事儿，不得要领，于是说今晚大家休息吧，好好睡一觉，明天全组开会研究。

次日上午，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对鲁培德的情况进行重点讨论。最初，有人提出鲁培德或许就是井端阳所说的“野马”。这个观点马上遭到反驳，理由是：首先，在绑架圆圆后，邱滔曾问过如何处置这孩子，鲁培德说得听人家的——这个“人家”，应该是鲁培德的上司“野马”；其次，绑票后的傍晚邱滔奉命对井端阳进行监视，发现井端阳在茶馆被捕，他将此事报告鲁培德后，鲁立即外出了两个小时，回来后说明天早晨把孩子放回去——鲁的这次外出，应该是向其上司“野马”请示去了；第三，实施绑票作案后至当天傍晚邱滔受鲁培德指派外出监视井端阳的这段时间里，鲁培德和邱滔一直在一起，而井端阳却在邱滔赶往艺专监视他之前收到了赎票函，这说明在该案中除了鲁培德、邱滔之外，还另有人参与，那人可能是受“野马”指派的其他人，也可能是“野马”本人；另外，根据“野马”与井端阳那套慎而又慎的联络方式判断，“野马”应该不会亲自出马参与绑票，更不会跟邱滔这样的小角色走得那么近。邱滔的兵痞历史虽然不致成为人民政府“镇反”的对象，但属于“树大招风”，容易引起派出所和进步群众的注意，与其吃吃喝喝称兄道弟，会导致人家把注意力顺便投向“野马”，而“野马”肯定是不希望受到这份特别关注的。

因此，多数侦查员认为，鲁培德其人应该不过是“野马”的下属之一，他可能不像井端阳那样有“副组长”之类的头衔，但是，他显然是深受“野马”信任的一个部属，因为他随时可以求见“野马”，在得知井端阳被捕的消息后他仅仅出去了两个小时就带回了“野马”的新指示就是一个明证。因此，估计鲁培德是“野马”的助手，属于“组长助理”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