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哟!梦姐!是您老呀!”老板闪过一边向着来人点点头,递上一支香烟,“真不好意思,扰了你的雅兴。”
“都回去吧,赶紧的。打来打去的我看着恶心。”透过酒吧老板让出来的一条缝隙我大致看清梦姐的轮廓,二十七八岁的年纪,穿橙红色风衣,领口敞着,露出略显富态的身材。
然而我开不开心又有什么要紧的呢,二十几年来,除了跟苏朗在一起的那么短短几个月,我又何曾真正开心过呢?快乐只不过徒有虚名而已,我担惯了这种虚名,并不觉得多么难受。
一年之后丈夫有了外遇,对方是温良的小家碧玉,玲珑的小个子,比我矮一大截,眉目疏淡,跟春衫有几分相像,高贵冷傲如我,却总是输给相貌平凡的女子。
失望能有多失望,伤心能有多伤心呢?一切都会过去的吧,我有经验。平静地收拾随身物品,住回娘家。
爸爸仕途不太顺利,被停职查办,不久之后丈夫提出离婚,我很爽快地签了字,没有要求任何经济上的补偿,对我对我的整个家庭,金钱挽救不了什么。
2000年我去了北京,在崇文区租了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琴行。在北京有句话叫做:穷崇文,富宣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下了飞机之后就直奔崇文区去了,我感觉那个地方似有我失散多年的灵魂在遥遥招手。
2002年3月28日,星期四,下午两点半,一天中最昏昏欲睡的时间里,我坐在钢琴边打盹,一个三十上下的俊朗男子走进来请我为他试琴。
试了一曲又一曲,他静静地听,我不厌其烦地弹奏。他说我是他见过的最专业的琴行老板。他伸出手来:我叫沈苏朗。交个朋友。
苏朗……我回过头去看他。天色将晚,黄昏低垂着头将店门口的事物轻轻笼罩。苏朗。一个多么明媚的名字,因为姓了沈,又带出些文弱气质。
一年之后我们完婚。
我们打算一直生活在一起一直到老一直到死,因为他很爱我,很爱很爱,而我很喜欢呼唤他的名字,很喜欢很喜欢。
漆剑
上海并不如我想象中那般繁华。街道不如想象中宽敞,高楼也不如想象中装修华美。我一直把上海虚构成了天堂的样子,有祥云环绕,光芒万丈,像小学课本上印刷的天安门般金光闪闪。而现实中的上海美则美矣,毕竟尚在人间。低洼的地道口照样蓄满污水,公交车的尾汽也没比别处好闻。
同行的一共有三个哥们儿,来自各个不同的艺术院校,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连我在内四人一起组织了一个乐队。年纪最大的是贝司手王汪,我们都叫他汪汪,呼唤他的时候就像模仿狗叫。年纪最小的是主唱彭彭,十七岁刚满,蓄一头柔情缱绻的长发,松松的用一根丝带系着,狭长眼睛风情万种。键盘手余飞,他也是最早抛弃乐队的走狗,到上海不过两个月就混入某娱乐城做起了什么经理,带一大群花色各异的姑娘们窜东窜西,从事一些我们看不太懂的活动。
余飞走了之后乐队实质上就差不多散伙了,只是我和王汪还死挣着,到处寻访键盘手,希望可以起死回生。如此熬了一个多月,彭彭说他要回家念自费大学去了,他说上海真是一个大狗屁,除了让他想念白花花的白米饭之外没留下什么特别印象。其实我也有点想回家了,几个月的方便面吃下来,我也开始想念白米饭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春衫,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她写信。初到上海时的壮志雄心被一头冰冷的洗脚水浇下来,我整个人已经蔫掉了,提起笔来全是些灰心丧气的话,我不想影响她。到上海,本来是来打天下的,我始终记得她母亲给我的那顿冷清的午餐和鄙薄的眼神,我不能让她给说中了,对于春衫,我只报喜不报忧。
我犹豫着要不要回去看看春衫,一方面担心她在学校里没人照顾,另一方面又无颜以现在的面目去见她,如果她问起别后的生活,我该如何作答呢?在学校时我信誓旦旦的许诺过要带着她四处流浪,可是现在的状况,我连自己都照顾不来,把她带在身边只会让她吃更多的苦。我不是不能吃苦,我从没想过一夜暴富,从来没有,我只是没有想到过生活会如此严峻,没想到过自己居然没有谋生的能力。
生活的阴影头一次向我笼罩下来,似乎只是一夜之间,我的性情大变,校园时代的热情开朗自信满满全部撤换掉了,取而代之一个阴郁自卑的鼓手。由于长期在嘈杂的酒吧迪厅等地演奏,我开始幻听。走在路上老感觉身后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的声音在叫我,清澈爽朗地一遍遍呼唤:
漆剑。
漆剑下雨了。
漆剑下雨了快回家快回家。
我回过头去搜寻声音的出处,却只见面容麻木的涌涌人潮。
有一回在酒吧里演出,客人拉着喝了几杯,有点高了,我摸着门框往洗手间走,身后又传来那十八九岁的女孩声音,清澈而急切的一遍遍呼唤:漆剑。漆剑下雨了。漆剑下雨了快回家快回家。我猛然回过头去,想逮住这个在虚空中招魂似呼唤着的小人儿,却见春衫静静站在酒吧一角怯生生看着我,酒吧间里特有的粉红色的灯光柔和地落在她头发上,长头发挡住了半边脸,那个神情,跟初次遇见她的夏夜如此吻合,凄美的,失魂落魄的。我快速走过去执起她的手,她闪避着我,把手往回抽,见我不松手,急得几乎落下泪来。我才不管她,且将她的双手捧至胸前:“你怎么还忍心?你怎么忍心还要从我的手掌里逃脱出去?”我举手欲抚摸她细密的长发,她推拒着,别过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