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我在第三天的傍晚打通了她。我好像听到她走过来的声音，我听到女生楼走廊上嘈杂的动静。我大声地问她，你是真的还是怎么了？她在那头好像没有声息。于是我冲着话筒大声地说话。我不知自己在说什么。我心里有呕吐的感觉。她在那头好像很冷静，她说，我在信里都说了。接着是无声无息。我问她你们好上了？她说，是的。我说，你是不想和我好了？她说，是的。我想她是多么不要脸啊。我徒劳地听着那头的沉默，她刚烈的性格好像沿着电线绵延而来，我感觉一百头牛也拉不回来了。我承认自己从来就跟不上她的情绪，也承认她和老蒋确实有那么点相似，我意识到了这些天来心里隐约的警觉和妒意，但我还是不甘。我“啪”地一声，办公桌上的一只玻璃杯子被我捏碎了。我说，血，血。她在那头问，怎么了。我说，血，我把杯子弄破了。她突然哭了起来。我搁下电话，我喉咙里有呕吐的声音，我发现厂办的人都在吃惊地看着我。
老蒋把我的女朋友拐跑了。我要痛扁这两个叛徒。
回校后，我立马去女生楼找友琳，但从楼上下来的是陈春妮。她面色沉静，但我感觉她好像在憋着笑。她告诉我友琳前天去了海南，有封信留给我。
我拿着信往外跑，信上只有两句话——“你的手好了没有，我真的抱歉，但我无法勉强自己”、“我去海南几天，回来的时候，相信你已好过了一些”。
我买了一张汽车票，直奔海安。我打算先到那里，再坐渡船，过琼州海峡，去海南找他们。
车子一路飞奔，车上塞满了行李，满车都是下海南的人。那个季节天气已经很热了，窗外是一片片蕉林，风呼呼地扑到脸上，我觉得眼睛里好像有水快要流下来。身边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不停地和我搭话。估计我一路心事的样子让他同情，他安慰我：别急啊，你们年轻，到那儿找个工作，肯定没问题的。
我揉着眼睛，我说，那倒是，我有很多朋友已经去了那边，一个是去办广告公司，一个是去搞纪实杂志，还有一个，他爸有关系，能倒到汽车，哦，另外还有一个我的老师，下海了，去那边办佛教协会，我呢，学的是高分子，先找个工作，以后有机会和同学合开个科技公司吧……我瞎扯着，努力让自己亢奋起来，我怕停下来眼睛里就有水掉下来。我看着他风尘仆仆的脸，我问他：怎么，你也去那边找机会吗？是的。他看着我突然叹了一口气，他说，如果我能年轻十岁，像你这样读过大学，用什么换都愿意。
我发现和他扯，能让我暂时不去想他们。但越扯他好像对自己越没信心。到湛江的时候，他说下去放松放松。他站在汽车边，突然对我说：我不去了。
他说，看着你和满车的年轻人，我对自己没信心了。我连忙劝他，到都快到了。他抬头看了一下南方的蓝天说，我不去了，主意定了。
他好像抱歉地从车上拎下自己的旅行包，没看我一眼，调头回家。这个江西人。看着他灰心透了的背影，我莫名其妙地突然想哭。我知道此刻他和我是一样的伤心。
我到海安的时候已是夜晚，从汽车站出来，我看见满街都是不知该去哪儿的人，他们吵吵嚷嚷的，热闹非凡。我往黑压压的人群走去，想打听过海的情况。路上的人都在说两三天内不一定过得去，因为全是要过海的人哪。站在陌生的夜色中，我决定先找个旅馆。走了一圈，别说旅馆，不少老百姓家里都住满了人。街上的人越来越多，我路过一家粮站的招待所，还没张口问，一个胖嫂就给了我一张草席，说，你自己到走廊上找地方睡吧。她收了我五块钱。我在走廊上躺下，突然旁边有一个老头坐了起来，冲着我大叫一声：嗨，小海，你怎么也在这里！
我瞅了他半天，不认识。他说你不是我家的邻居小海吗。我说，我不是小海，你认错了。他抱歉地冲着我笑，他说他老了，认不清人了。他说，你是过海捞机会的吧。我说，是的，你总不会也去那边找工作吧？他说，我找儿子，他从家里溜了……他唠叨着，我则昏昏沉沉地睡过去，蒙眬中看到屋檐上空的星星很亮，我想我怎么会在这里。
夜半的时候那老头好像坐起来几次，好像把一条毛巾毯盖在了我的身上。
我早上醒来，发现周围的人都在飞速地起身往码头赶。那老头已走了。我一边往外走，一边摸口袋想在街边买个包子，但钱包没了。我的钱包没了。钱包怎么没了。我脑袋嗡了一下。我在旅馆的走廊上来来回回地找，没找到。我猜是那老头干的。
我站在街边想着怎么办。我的背包里还有六七块零票，那是我昨天在汽车站买面包找回来的零钱，当时胡乱地塞进了背包。这点钱，别说过海去找他们，就是转身回学校也要想想办法了。我漫无目的地往码头方向走。空中是炙热的潮味，满眼都是急着过海找机会的人。而我，是去找被人拐跑了的友琳。我把手伸进空空荡荡的裤袋，发现自己是多么可笑啊。站在码头边我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那海水拍打着岸，海南的方向，那里云层辽阔。1988年的海南，是我的情敌。
货运站的一位司机大叔看在我大学生的份上，同意让我搭车。车在南方的晴空下巅簸。阳光暴烈。车过半程，我感觉头痛欲裂。我看见友琳在脑子里飞快地跑着，越来越快，我抱着脑袋，心想自己一定是发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