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大眼睛在路灯下有惊异欲笑的表情。她果然扑哧笑了。她告诉我这么整天跟着她让她产生荒谬感，她说其实她这会儿和我说话也有荒谬感。她说，真不知该怎么和你们这些理科生谈明白一些事儿，你们太实在了，我实在受不了啦。
她认定我和她这题目解不下去了，无解，别钻牛角尖了，还是做普通朋友好，好不好？
我瞥见路灯下我的倔影子在连连点头，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说，那么我就做你哥哥吧，你就叫我哥哥吧。
她甩开我的手仓皇远去。
我写诗写到那年秋天，爱情还毫无进展。有天中午，我挟着书本去历史楼上公共课，穿过林荫道的时候，一些叶片在扑簌簌地落下来。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了无生趣。我想，或许真的该歇歇了。
那天下课后我从教室出来，天快下雨了，我就赶紧往宿舍方向跑。在我绕近道穿过田径场的时候，我看见了友琳正在上体育课，进行八百米测验。跑道上友琳在跑，她落在了最后面。我看了一会。她从我边上气喘吁吁地过去。我听到了她的喘息。她右手插在腰里，脸色苍白。她好像快要跑不动了。我就向她招手：“友琳，慢一点。”
接着我发现自己在内场小步跟着她跑，一边挥手喊：友琳，慢一点慢一点。她脸色苍白，转过头来对我说，别烦我，我在测验，别烦我。
她们班的女生和体育教师都对我哈哈大笑。友琳突然停了下来，气喘吁吁地给了我一个白眼。
大雨就是在这时从天而降。我抹着脸上的水，就像抹着初恋的眼泪。
撒手之后，我在实验室的瓶瓶罐罐之间狂补作业，我摆弄着那些瓶子，做“反应热效应的测定”，我的情绪需要来一段冷却。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宿舍里的哥们都去看电影了，我拿起书包正准备去实验室。我听到楼下有人叫我。我一看，是友琳正仰脸看着我们的窗子。
她上楼来，站在门口的走廊上问我晚上是不是空着，她们文学社请了个上海“撒娇派”诗人来辩论，请我去听。
她从书包里拿出一张表格递给我说，你来参加我们文学社吧，你的诗确实是越写越好了。
走廊上晾晒的衣服在滴水，一些男生从我们身边走过去。我说我已歇笔了，你这么夸我是想让我还有点面子吧。她眼里突然有了点他妈的悲悯。她嘀咕，我可没这么想，我是跟你说真的哪，你写的诗是在进步。
她告诉我其实她每天早晨从信箱里取出它们时都留意到了这种进步，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就像注意到一个人每天都在长高，就像看一个人的作业成了习惯。她说，你来参加我们的文学社吧。
我说，你不是在说你喜欢上了批改我的作业吧？
她咯咯地笑起来，混充老练的样子轻扬了一下头发，告诉我可能是吧，不过嘛，进步是进步，但她还是有种对不上号的感觉，因为她实在想像不出那些书面语句从我嘴里说出来时的样子，所以她无法确认写诗那一刻的我和真正的我是不是同一个人。她说，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吗？
她绕得像麻花一样的话我当然不懂。我想，她是想说看扁了我呢，还是想特深刻地指明我们做不成朋友但可以做诗友的道理？
总之我不懂。但我还是兴高采烈地跟着她去了那个讲座，也去了以后的几个讲座。
一个月后，她和我混在了一起。她成了我的女友，我们成了1987年“恋爱潮”中无数情侣中的一对。我们的同学都傻了眼。
说真的，我也傻了眼。而她说，是看着我可怜，因为那天我一把一把抹着脸上的雨水就像抹着眼泪，所以看着可怜。
她让我傻眼很正常，因为我跟不上她的节奏。其实，后来我也一直不太找得准她情绪的转换点。这就像那个年代接踵而至的浪潮。
那是青春起潮的日子，她会在夜晚校园的角落里，突然抱着我的脸狠狠地吻我并莫名流泪，也会突然莫名烦躁地踢我几脚说她很烦，但又不知是哪儿烦了；她喜欢我在竹林的砖堆后面，死死地抱紧她，但她也会突然几天不理我，让我找不到北。我承认我跟不上她的节奏。我狠命地跟，沉溺在惊乍和兴奋中。
她眉眼间有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冲动和文学小布尔乔亚的气质。她爱谈人生，爱附庸一切遥远的事。她的脑袋里每天都需要蹦出很多指令，让自己和周围的人处于亢奋状态。和她混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们赶一场场讲座的场子，追一部部外语片，关心过遥不可及的东西。
有天晚上，我坐在阶梯教室后面看友琳他们为学校艺术节排话剧。室友钟向阳进来把我叫到门外。他指着台阶下的一瘦高个儿，说是找我的。
那人留着半长的头发，背一只人造革大旅行包和一把吉他，正在向我招手。我一下子没认出他是谁。他走过来给了我一个拥抱。他说：嘿，还认识我吗？
猪鼻头老蒋。
我兴奋地推了他一掌。好多年没见了，我哥中学同学老蒋浑身汗酸味地站到了我的面前。我记得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石家庄一家工厂。他把背上的大包往地上一搁，仰脸向夜空舒了口气，说，我要去海南啦，今天来你这儿投奔一夜。
1988年下海南的千军万马把我们学校当作了驿站，老蒋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些满脸狂热而又心事重重的家伙，挤在沙丁鱼罐头似的车厢里颠簸而至，在我们这儿喘口气，再坐轮船去天涯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