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摩托青年的阳光神色让我有吃醋的感觉。
后来我坐在回老家的火车上还在想他。车厢里，人山人海，空气浑浊。那时打工潮在中国的南方正如火如荼。我和一群回家过年的大学生挤在打工仔的人潮中。那些漂泊的面孔让人有一个念头：说不准到哪天，我们也无所谓了户口。
1990年的列车广播里在播放一支刚刚走红的歌，“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苍劲的嗓音穿透了烟雾缭绕的车厢。
春节后回校，友琳给我看一件火红的毛衣。
给你的。她说。
我比试了一下，说，男的能穿吗？
她说，伟亮说这就是给男孩穿的，很洋气的，现在香港男孩流行穿大红。
我说，多少钱？
她说，这是伟亮送的。
送给我的？
她点点头。我看着她的眼睛，她知道我不相信。于是她笑了一下，说，其实是我骗他说我想送给我弟的。
我突然就有些赌气，我发现我那丝隐约的醋意和猜疑其实贯穿了一个春节，我说我不要。我说他在追你吧。
她说，这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呢！
我说，怎么不可能？！他和他那个妈一定看上你了。
她脸一下子红了，说，你怎么瞎说。
我说，怎么瞎说了？没准她和她那个体户儿子做梦都想娶个大学生。
我把那件毛衣掷回给她。我的话刺伤了她。她说我怎么说得这么难听。她说整整一个寒假都在想像我穿这红毛衣的样子。她抱着那毛衣生气地转身走了。我看着她难过的背影，又后悔又痛快。想不到回校的第一天，我们就彼此生气。更想不到的是，这还只是那个春天我们斗气的开端。
那个体户真成了我的对手。
现在我常看见他倚着摩托车，站在女生楼下吹着口哨。他对友琳嘘寒问暖，小恩小惠。他看到我总是点头笑着。他的模样很惹眼，那锃亮的“雅马哈”和帅气头盔让他十分有型。
现在，友琳已不再否认我的嘲讽。她对我抱怨，那人真烦，怎么可能呢。她攥着我的胳膊，轻抚着我的臂膀，像在安慰。她说，当然他也没把话挑明，我只能反复暗示他不可能，我告诉他你是我的男友，可是他真是太黏人了，我不知该对他再说啥了，她妈和我妈是同学啊。
那摩托青年骚包笃定的样子让我愤然。有一天我终于忍耐不住了，对他挑明说，伟亮，你别来了，友琳不喜欢你，她很烦你了，你距离她远一点好不好？
他却亲热地搂住我的肩，对我耳语，小弟，我们也是朋友，我其实挺喜欢你的，我们都挺喜欢她的对不对，我们给她一个选择的机会吧。
他沉得住气的社会青年模样，让我无法发作。我想，不就是个体户有几个钱吗，不就是G城人有户口吗？！
我咬着牙对自己说，妈的，我一定要在G城找到工作。我找工作的动力驱使我甚至跑遍了郊县。
那年春天南方雨季漫长，雨丝在空中飘飞，衣服在身上越来越潮。有一天系里公布了留G城的名额。这让友琳无比受挫。她说，毛毛居然拿到了名额，凭什么啊？！
潮湿的天气，友琳的头发总是微微卷曲，就像她委屈的情绪。我为她深感不平。友琳成绩全年级排名第二，而那个毛毛除了花枝招展，算老几？
友琳鼓足勇气去找辅导员老黑论理。老黑说，衡量一个人，不只看成绩，毛毛热心为班级做事……
友琳不是口齿伶俐的人，她脸色苍白地回来。那天活该我倒霉，我去女生楼原本想安慰她一下，但看见了那摩托青年正在雨丝中一骑远去的背影，我问友琳的第一句话竟是，“他来干吗？”她把对老黑的愤怒、对毛毛的怨恨，以及对我嫉妒的不满，全撒到了我身上。她说，他说他能养我的。
她对我讥讽的模样，让我陌生想吐。我说，那你就让他养好了。我摔门而去。
伟亮的“户口”和“万元户”让我深感压迫，我第一次掂到身份的重量。其实我也知道友琳的无辜。自卑让我深陷敏感。工作还没着落，那一阵子我和友琳总是拌嘴、赌气。我讨厌她穿着伟亮送的漂亮衣裳，我讨厌她对我的哭泣。我发现她也越来越想惹我生气。在我的责怪中，她言不达意，嘤嘤嗡嗡地哭泣。似乎只有这样，彼此才能在不知所措中好过一点。也可能谁都意识到了待在一起渺茫的未来，和已变得越来越不轻松的现在。一代代校园小两口，都了解这种宿命迫近时的焦躁。
我厌烦了她的哭泣，也恶心了自己找茬吵架的冲动。那一年我太傻太傻。我无法遏制自己。那时我做梦都在想着户口问题，甚至有一天我还梦到了她妈严峻的面孔。
每次和她争吵、冷战之后，我总是加紧了找工作的步伐。我跑遍了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县级市，我想让自己留下来。
于是我去了珠海，想再碰碰运气。三天后我空手而归。在校门口我看见一辆摩托车飞驰而来，我瞥见友琳坐在后座搂着伟亮的腰从我身边掠过，在黄昏中远去。
她肯定没看见我。站在人来人往的校门口，我发现自己居然怒气全消。我以为冥冥中迫近的结局这一刻终于来了。
在我想着她会不会来找我求和的日子里，其实我知道她也在等着我去找她。但我没去。除了自傲或者自卑，还因为我不知该如何给她一个有前景的安慰。言语在1990年那么无力。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我们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货真价实的争吵，因为它能让我们对彼此失望，从而让自己轻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