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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什么事定了？政委说，你跟郝队长的事啊！我这才明白过来，哇一下张开嘴哭了起来，说政委，你别跟我开这种玩笑好不好？

我们那位政委是个说话挺风趣的人，特别爱跟年轻人说笑，我还真以为他是在跟我开玩笑呢。可政委板了脸，说都是革命同志了，怎么动不动哭鼻子？我跟你说的是正经事，你好好考虑考虑。我当下就说，我没什么可考虑的，我决不会同意这件事。政委气得走了，我想站起身来追他，缺腿板凳一翘，一下把我摔在地上，屁股生疼生疼，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哭了老半天。

后来，政委又找来几个年纪比我大的女同志来劝我，说各种各样的道理。我说我不干，他多大了？都快当我的爹了。人家就劝我说，他们这批同志都是为革命奉献了青春，现在解放了，嫁给老同志的年轻女同志又不是你一个，你看谁谁谁，谁谁谁，不都跟老同志结婚了吗？过得多好啊，不仅是个人光荣，家庭也跟着光荣。

她们数了认识不认识的一大帮女青年，可我实在难以接受，我说不是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吗？郝成在我心目中只是一个严肃的领导，不可能对他有这方面的感情，干嘛非要我嫁给他。人家又劝，说感情这东西是可以培养的，恋爱当然自由，可我们都是革命战士，个人的事也要从大局出发，千万不要让小资产阶级情调占了上风。

嘿，那些天轮番地劝说，说得我晕头转向，不点头也得点头。最后我没办法，只好说我得回去给我妈说，我妈年轻就守寡，好不容易才把我们带大，婚姻大事不能背着她。这才缓和了一段时间。

其实我心里有别的打算，我想找机会跟文世白问个清楚，问他究竟爱不爱我？要是他真的死心踏地喜欢我，那我说什么也不嫁给郝成。可这种机会左等右等等不来，盼星星盼月亮也盼不见文世白的踪影。他在乡下土改根子户家里住着，根本回不了区里，那时军令如山倒，工作队的纪律非常严，擅自行动绝对是要受处分的。

我想去找他，可也不敢动，而且也不知道他究竟在什么地方。转眼快到中秋，听说全区要开大会，工作队员要聚集总结，连续打了几个剿匪的大胜仗，说要好好庆贺一下。我心想，这下可以看到文世白了。

可等到中秋前夜，跟他一个小组的人都回来了，就他没有。我找到人问，人家说本来是一起回区里来的，可文世白却坚决要留下来值班，并且说已经请示过领导，大家也没什么话好说。我一听心里就凉了半截，隐隐感到他是在故意躲我，这一想心里真是难受，我在这里痴心痴意死等着他，可他却不明不白的，生怕我连累了他似的。

中秋节那天打牙祭，大锅煮了白片猪肉，还有山寨烧的白酒，大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挺痛快。我心里有事，一口气喝下去一缸子白酒，就是那种大茶缸，我们平时拿它漱口喝水，时刻都拴在挎包带子上。那一缸少说也是半斤吧，喝完了还跟别人打赌要再喝，不一会儿酒劲就上来了，天旋地转的，只见政委和郝成走过来，很关切地叫我不要再喝了。我醉醺醺地说，你们管不着，我就不让你们管！

政委让人把我扶进郝成住的那间小屋，他那间屋平时也是工作队的办公室，恍恍惚惚的，就见政委和郝成也跟着走了进来，政委问我，小徐，你喝醉了吧？我说没醉，我明白得很。政委说那我问你，前天我给你谈的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我的头越来越晕，光知道傻笑，不一会儿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却是躺在床上，四周静悄悄的，远远传来工作队出操的声音，一二一、一二一地喊着。我心里奇怪，跟我住在一块儿的女同志怎么也不叫叫我，可突然感到不对劲，头下的枕头一股子烟味，再一看根本不是我们女宿舍，却是郝成的屋子。我腾地坐起来，下身猛的一阵撕裂似的疼，我知道大事不好，浑身的骨头都吓酥了。我一动都不敢动，就那么僵着身子坐在床上发呆。不知过了多久，门吱的一声响，郝成端着一碗稀饭进来，说小徐，你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