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首诗写得很有技巧。通过原先他们熟悉和热爱的南京山水和江津风光的巧妙结合，委婉地向她传达出浓浓的爱意。她接过诗看了，抬起头来，用双明如秋水的大眼睛看了看他，不无羞涩地一笑，并随即将这张他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诗珍藏了起来。毫无疑问，她看出了这首诗中每行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一心只爱起凤而已”。王火这首藏头诗，是他的求爱宣言，她接过来珍藏起来，表示她接受了他的求爱。
抗战胜利了，凌家迁回了南京，王火也随复旦大学迁回了上海。
他风华正茂，在新闻、文学两个方面全面出击，才华越渐显露。
早在江津国立九中读书时，王火就因学校学生集体食物中毒，丽县医院敷衍塞责，县政府麻木不仁，漠不关心而挺身而出，愤而执笔，写了批评文章《九中学生就医感言》在《江津日报》发表。之后，一发而不可止，并更多的时候转向文学创作。从1944年起，他陆续发表了《老伦明的梦》《青山葬连理》《天下樱花一样红》《墓前》等小说。抗战胜利后，根据现实需要，他将兴趣和注意力转移到最需要最迫切的新闻时政报道上。他作为记者，参与了旁听，采访南京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他写出的系列特写、专访，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大公报》《文汇报》《时时新闻》《现实杂志》等报刊发表后，引起人们的热切关注，反响强烈。
1948年，王火以优异成绩在复旦大学毕业，并在上海东新书局出版了专着《新闻事业关系论》，学校将他留校担任助教。与此同时，他获得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奖学金。这时的他，面临着去与留这个重大的抉择。新中国诞生在即，他选择了留。留下来为建设新中国服务。
上海一解放，他立即大展身手，参与了上海总工会筹委会的工作，为领导写重要讲话稿，编写了上海的工人课本，在文教部负责审查电影、书籍、剧本工作。以后参与筹建上海劳动出版社，之后任该社副总编辑，创办《工人》半月刊。1953年上调北京，编撰中国工运史，筹建《中国工人》杂志社；后来，任该社编委兼主编助理。
而就在王火事业春风得意、蒸蒸日上时，恋爱却亮起了红灯——同他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的凌七姐凌庶华，在全国解放前夕，随全家一起，经香港去了台湾。
王火坚持：事业爱情并不矛盾，两样都要
从解放初期，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峡两岸关系异常紧张，随时处于一触即发的战争状态。随着国内言必称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事业蒸蒸日上，又在极敏感的宣传文化口工作的王火，与海峡对岸国民党上层人士凌铁庵七小姐的恋爱，在好些人看来就是阶级立场不稳。这样的爱情，如果坚持，男女双方都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经受极大考验的。
有同事就曾经很不满很直白地诘问王火：你是要爱情还是要事业?王火直言：我两样都要!在僵持中，连他们的故交陈展也来劝他了。陈展是抗战期间王火在重庆读书时认识的中共南方局组织部的共产党员，解放前，王火和凌家都掩护过他。他对凌庶华的父亲很尊重，因为凌老先生不仅是国民党上层人物，国大代表，说得起话，而且反对内战。1948年，陈展在上海被捕，庶华和她父亲多方营救未获成功。最后王火及母亲用金条才将他的人头买了回来。保释出狱后，他去了解放区，以后随解放大军回到上海，当时是上海钢铁公司总军代表，有相当的职位。
陈展了解王火和庶华，对他们真挚纯洁的爱情表示理解和同情，但他同时认为王火应该实际些：“台湾一时解放不了，你们的结合也就是不可能的。你们都应该实际些，趁早解脱，这样对你们双方都好!”不能说陈展的劝说不对，但王火就是坚决表示不放弃；坚持认为革命事业和真挚纯洁的爱情并不矛盾。两样他都要坚持!单位上，有相当不错的女同志看上了王火，主动找他谈心散步。对方容貌俊秀，有文化，各方面条件相当不错，然而王火就是没有热情。以后，对方看王火一心似铁地对海峡对岸的凌庶华，绝望了，转身而去。
期间，他和凌庶华全靠两地书联系，以慰彼此思念。凌庶华给他寄来的照片中，有她在阿里山游览时照的；有在她家花园中照的，俊秀清丽一如昨日，只是她的明眸中多了一分深思和忧郁。他把这些照片信件全部交给组织，借此向组织表露他的胸襟坦白、爱情纯洁，对组织忠诚。
慢慢地，庶华信件少了。他知道，海峡那边，在于右任任院长的监察院工作的她，承受的压力不亚于他。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和痛苦的煎熬后，痛定思痛，他下了决心：写信给海峡那边的凌庶华，要她回来与他完婚。他相信，他们有约在先，只要他去信，她接到了他的信，纵然摆在她面前的难关如孙悟空取经要过的九九八十一难，她也一定会毅然决然回来的。
为此，他去找了上级领导谈，领导表示理解同情，但还是认为他不现实，认为这事是“天方夜谭”。矛盾痛苦中，他又去找了陈展，又去找了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白彦很为王火庶华真挚的爱所感动，说：可以试一试，但又告诫他：风险很大!
王火给庶华写信，要求她回来同他完婚。信一封接着一封，简直就是十万火急。
多年后，我看到凌起凤老师于1952年关于这段往事的笔记：“我在上海的未婚夫王洪溥不断写信经过香港转到台北，要我立刻回大陆，这使我万分为难。一是父亲年迈，我舍不得离开；二是当时大陆正在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台湾报纸上连篇累牍报道镇反情况，有不少耸人听闻夸大失实的报道。我想：我回去能行吗?三是那时台湾控制人员外出十分严格，到香港也要两家铺保并需批准，我能走得成吗?因此，我痛苦不堪。父亲知道我的心，而且他是个讲信用的人，我既已订过婚，他又喜爱王洪溥这个女婿，我就应该回去。他明白，如果我不回去，这桩婚姻就毁了。因此，他开明地说：你是个单纯的女孩子，没有政治色彩，也不是为政治问题来台的，我想你回去是不要紧的。为了你的幸福，爸爸让你去，只是于(佑任)老伯那里，你不能随便一走了之。瞒他不好。找个机会你听听他的意见也好。
“我痛苦得无法形容，日夜不安……父亲最爱我，他为我考虑得十分周到。他给我设计了一个先到香港然后回到上海的方案。4月11号那天，是于老七十五岁寿诞，父亲让我带了一些水果和海味去给于老伯祝贺生日。告辞时，我说：老伯，我将去香港一次，我会办请假手续的。他(于佑任)突然问我，回去安全没有问题吗?我说没有问题。他睁开眼来，又叹了一口气，但点点头。他伸出手来同我握手——平时，他并不同我握手。他的手是温暖的，我觉得他有一种同意我走的含意在内，也有握别的含意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