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文学兴盛的年代，路遥正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家。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和广播剧《平凡的世界》曾风靡一时，他作品中的人物高加林、孙少安也几乎是家喻户晓，影响了几代人。在路遥去世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他的作品依然是书店中的长销书，他笔下的故事依然为文学青年们津津乐道，他的人生之路依然鼓舞着许多年轻人，他依然是这个文坛不能忽视的存在。
人们熟知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但对他自己的人生却鲜有了解。在此，我们为读者截取了路遥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身份：出生在贫困之家的卫儿，无奈过继给伯父的王卫国，“文革”时期“红四野”的“王军长”，恋爱中的狂热青年，难以兼顾到家庭的丈夫和父亲，突破写作的苦闷彷徨而走向成功的大作家路遥。透过这些人生片段，读者或可更近地走进路遥的内心世界，看看这位天才而勤奋的作家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一个叫“卫儿”的孩子
中国农历己丑年十月十三日，也就是公元1949年12月2日，一个极普通的冬天早晨，在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村一孔普通的窑洞里，传出了小生命的嘤嘤哭声，一个看着很安静很普通，长着圆圆脸盘的小男孩落在了这个普通人家的土炕上。
这就是陕北普通农民王玉宽和马芝兰的头胎儿子，这就是他们的卫儿，七年后的王卫国，二十年后的路遥。
这个属牛的小生命，在1949年12月2日的到来，给王家带来的只是短暂的欢乐。
1949年12月2日，新中国也才在两个月前成立。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天下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时候，其实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内战的战火并没有熄灭，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面临的是中国大地百废待兴的困境。
陕北，这块曾经是早期西北红军的革命根据地；曾经是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落脚并壮大的地方；曾经是毛泽东在延安生活了13年、确立陕北在中国革命史上崇高地位的地方——虽然光荣而神圣，虽然壮丽且辉煌，进而闻名全世界，却仍然是贫瘠的，堪称穷山恶水的地方。陕北百姓的生活穷苦而艰辛。
陕北苦焦的农民大众，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他们身上，凝结着朴素的先进思想。多年的战争洗礼使他们对于革命，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感性大于理性，但在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优良的革命传统。这是陕北农民形象的一个面，这是特定社会历史、特定陕北地理的社会性格凸现。陕北普通农民的文化性格还有更为丰厚更为基本的一面。当枪林弹雨的战争岁月递进为衣食住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儿育女的和平年代之后，逃避兵乱的善良顺民、舍生忘死的“支前”英雄、饱经沧桑的白发老者和呱呱坠地就体味到贫困的儿童，还必须面对黄土、沙漠、干旱和贫瘠，还必须迎接日晒雷打。他们必须要回归为生儿育女，种田打粮，谋划生机的更为原始意义更为传统性格的农民。况且，即使是战争岁月，陕北普通农民的基本需求也还是维持生计，离不开衣食二字；即使是耳边响着嘹亮的战地歌声，也难以掩盖黄土高坡凄凉悠长的“信天游”；即使是积极地参与抗敌斗争，他们的行为所显示出来的、更多更内在的元素，还是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勤劳、质朴、善良等品格。（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
属牛的窑洞婴儿，一个小名叫“卫儿”的男孩儿，无法选择地降生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降生在一孔陕北常见的窑洞里。
贫困山区穷人家的孩子，首先呼吸到的是陕北窑洞黄土的气息。他还不知道，他的生身父母，面对的是所有中国贫苦人家第一位的吃饭问题。所以，这个叫了“卫儿”的婴儿，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应该只有愁眉之下的王玉宽夫妇，默不作声的苦中作乐的表情。
陕北是个穷地方，清涧又是陕北的穷地方。穷和苦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
襁褓中的“卫儿”，可能敏感地闻到了黄土窑洞里，土的味道之中，还有浓重的“苦”的味道，这是苦难的“苦”。这份“苦”在他逐渐成长后，伴随了他整个的童年时期，从没有分离过。所以，这个头胎孩子——“卫儿”的哭声并不响亮，而是低沉的，大多时候，更是安静的。一个普通陕北农民的孩子就这样不引人瞩目地出生了。他安静地落地，安静地来到这个冬季严酷冰冷的世界。
世界却没有将他作为弱小的孩子接纳。
作为家中长子的“卫儿”，没有得到父母更多的呵护和溺爱。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是很普遍的生存状态。
性格开朗爱唱民歌的母亲，和寡言少语却同样张口能唱“信天游”的父亲，看着这个小生命的到来，已经没有了浪漫心情高声唱出“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拿什么养大这个孩子呢？
多年后，作家路遥的母亲满怀一腔深情回忆说：
我家路遥从小就是精，就是脑子练（清涧方言，即脑子聪明），从来没让我急过肚子。七岁就会砍柴了。砍的柴捆成捆捆，摞在硷畔上，摞下美美一摞，俊得人贵贱舍不得烧。（朱合作《在王家堡路遥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