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候已经入了秋，可是早晚和白天的热度，仍然徘徊在寒暑表的九十至一百的两条细线之间。关在房子里的人们，不时地从窗口望着天，看看天上有没有云，希望下一阵雨。
什么也没有。身上的汗水，却不住地需要揩拭着。
沉闷中，在楼下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问答着：
“你从那儿来的？”
“从缅甸。”
“缅甸？─―”
“从缅甸─―我们从国外来的。”
“噢─一缅甸，那是很远很远的地方啊！走了很久了吧？”
“三个多月了。”
“现在呢？─―”
“还要到合川去─一”
……
他们的话，我一句一句都听见了。我真不能为这个女人计算着：
从缅甸回国，来到了这里，究竟有多少路程呢？
越过了山山水水……究竟费了多少时日和辛苦呢？
像她这样被敌人的炮火，被侵略者的狂潮所赶逐或摧残的人们，生长在自己祖国里的，乃至侨居于异域的同胞们，究竟有着多么大的一个数目呢？
战争是什么呢？
为清算我们的怨仇和血债的战争，我们所付出的和我们还要继续付出的，是不是累累地面难于再计呢？
争取正义和真理的代价中，是不是包括着无限的牺牲？而无限牺牲的总和便是正义和公理的本身呢？
……
我忍耐不住，便停止了手头的工作也走出来了。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人，坐在一张矮板凳上。她的眼睛深陷，眉毛浓黑，从口音中也可以辨别出她是属于两广或沿海一带的人氏。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绸质的单旗袍，上面溅着许多泥浆，蒙着很厚的灰尘；（我不知道这些灰尘和泥浆是从多么遥远的地方带来的！）露在外边的肤色；两臂，和两只什么也没有穿的光脚，都是棕黑的；（我不知道它们到底经过了多少风吹，日晒和雨淋了！）她的头发相当的长，只是用一根细绳子将它扎拢着。
从这一个女人的身上，我好像已经看见了一幅整个的灾害，整个的逃亡，整个的流离的图画来。
当她的身子转过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她的怀里原来还躺着一个小孩子，在安详地睡着。
这时，围拢着她的人已有了五六个。每个人都要问问她的来历，同情的或是好奇的，每个人都在打量着她，想发现她的隐衷，或是想追寻出一点秘密。
她说一会，歇歇；歇一歇又说。
“为了生活……为了生活……”在她叙说一段事情的前后和中间，她常常掺杂着这样的话语。
“你的娘家呢？”有人问。
“还在缅甸没有跑出来。”
“你的男人呢？”
在河边，在河边洗澡哩。他见不得人，他一件衣服也没有了。”
“他是川省人吗？”有人问。
“是的，他是铜梁人，我们就要去到他的家里。”
“这个孩子真是不错哇！长得蛮结实的。”有人怜惜着说。
“是的─一是的，要不是他这样，再有几个也死掉了……是的，为了这个孩子─―”
好哽咽着说不下去了。两道带光的小水流，急速地挂在她的眼球的底下。
停了一会，又有人问：
“你不会去帮帮人家吗？”
她没有回答。
“有钱的人家里并没有什么事的。倒倒茶，端端菜，递递烟。”问的人又解释介绍了一番，好像说明在这种年头为着“过生活”并不困难。
她也没有回答。
如此提议及劝告她的人，看她不做声，就以为她听不憧四川话了。于是有人又低了声气说：
“她说的活我们憧，我们说的话她就不大懂了。是的，带着一个孩子，她就不能去帮工了。”
这个女人忽然站了起来，想把她怀中睡着的孩子找一个地方暂放一下。
谈说的人们还是谈说着；那是关于她们将要如何回去的一条路线问题：
“这里到合川一天，合川到大河坝七十里，到铜梁还要两天……一起二百四十多里路，要走三四天。”
有的人就急忙问她：
“今天夜晚你们怎样安歇啊？”
“啊？”她好像没有听懂，又不甚关心似的。
“今天夜晚，你们到底在那里休息休息呢？”另外的一个人，尽量说得很慢，用普通的话语，再说了一遍。
“噢，今天夜晚呀？”她回答着，不知怎么声音反抬高了一点起来，“我们还是要跑路，我们早就没有一个钱搭车子赶船了。我们要从天黑跑到天明，跑一个整夜！日里跑路，晒都要晒死。”她的话已经说完了，但又重复了这么一句：
“我们就是要从天黑跑到天明啊！”
她的话，不知为什么比重重鞭打了我一次还有力量还使我痛苦似的。
─―“为了生活”，只是“为了生活”吗？她的话语里虽然一再他说了“为了生活，为着过生活……”人家不是告诉了她，“生活”并不是困难的事，而她并没有说出什么意见地似乎默认了吗？
可是，她宁愿意作着流民。
这样的流民─―所有的流民，这样的牺牲者，这样的圣洁而勇往的牺牲者，他们正是为着“为了生活”的万万千千的人们做了一个榜样：
为了生活而生活可不是任意被凌辱被屈服被奴役的！倘使被凌辱被屈服被奴役地生活着，谁还看得见流民？谁还能听得到有谁说“从天黑要跑到天明”的话语呢？
一九四二，九月。
（选自《碑下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