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我刚下班，就听说小区里发生了命案。
我是一个记者，职业的敏感让我立即冲向案发现场-B幢5单元402（我住302），也就是说，命案就发生在我头顶三米处的天花板上，我的身体莫名地战栗起来。我挤上前看的时候，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一个年轻警察正在疏散看热闹的人，我知道这时候就算亮出记者证也没用，他们最讨厌的就是记者，尤其像我这样的小报记者。于是我镇定地说：“我是楼下的住户。”
这个身份显然比记者受欢迎多了。他立即叫住我，登记姓名、住址和联系电话。我一字一句地说：“我叫何三三。”他一下愣住了，重新问了一次：“什么？何三三？是真名吗？”我点点头，眼睛瞟向敞开的大门。女人头朝南躺在客厅地板上，穿着家居服，衣衫整洁，地上没有血，也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但是手上却握着一个电熨斗，一个插线板安静地躺在她双脚不远处。她赤着脚，脚踝很美，地上还有一个破碎的玻璃瓶，一摊水里浮着几朵玫瑰花苞，再往前看，茶几上的碟子里有几块抹茶蛋糕。看起来就像一个贤惠的女人在一面享受下午茶一面替丈夫熨衣服时，出了意外。
这个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记得前几年就有个漂亮的女明星在接电话时，不小心打翻了鱼缸被划破大动脉而死。不过这次我却摇摇头，小声说：“不是意外。”年轻警察立即警觉地转过脸，问：“为什么？”我凑近他的耳朵，悄悄地说：“死人会把熨斗拿得这么好吗？”他立即把脸偏向客厅，再回头看看我，眼神里满是惊愕。
按照程序录完口供后，我对年轻警察说：“172号，有事可以打我电话。”他的警号末尾三个数字是172号，我对数字有一种固执的偏执。
虽然尸体已经被运走，但我仍然能感觉到她的气息。确切地说，是她丈夫的气息，那是一个眉目和善的男人，在妻子出意外后哭得死去活来。我在录口供的时候看着他瘫在地上，一次次摇着头说：“她今天早晨8点半到家的，我让她好好休息的，怎么会呢？”
女人叫肖茹，是一个列车乘务员，因为跑的是长途，跑一趟休息两天。她丈夫叫程昱，朝九晚五的小职员。从收入差距上看，肖茹是程昱的两倍；从家庭格局上看，更像是肖茹主外，程昱主内的那种。肖茹每个星期跑一趟车，程昱可以享受两次总共80小时完全自由的“单身”生活。
172号歪着脑袋看我，问：“何三三，你对所有的采访都有这样狂热的追寻吗？”第二天晚上8点20分，我和172号在星巴克喝咖啡。172号脱去制服，换上一件蓝白条纹的短袖T恤，靛蓝牛仔裤，正是我喜欢的类型，下班之后的他叫许沛，我很愿意发挥自己的八卦细胞，将一切的猜想悉数告之。
注意，我只是八卦，并未讨论案情，许沛也并没有对我透露任何关于警方的决定，所以他相当地有职业道德，更多的时候，是我在说，他在听。
“我和肖茹吵过一次架，那还是去年我刚搬到这个小区的时候。有一天，我听见楼上有类似敲铁锅的声音，我知道那是高跟鞋的声音，虽然我自己很喜欢穿高跟鞋，但哪个女人到了家里还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一定是变态，而且是在半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