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田
摘要：到十八岁的时候，我认为我已经很老了。我已经失过恋了，那么我已经把我的一生给过完了。是接着活还是死？到二十六岁的时候我还没
到十八岁的时候，我认为我已经很老了。我已经失过恋了，那么我已经把我的一生给过完了。是接着活还是死？到二十六岁的时候我还没有决定下来。十八岁有暇思考死，二十六岁则迎头撞上婚姻。撞上我也装没看见。生死的课题没做完，婚姻就无处安放。婚姻得搭建在生的平面上，我还没决定一定活着，如何对活着进行施工？因此我看不见婚姻。我看不见不是别人也看不见，我妈看见了。她六十岁了，双目失明。连失明的人都看见了，你说婚姻这个家伙有多么巨大？二十六这个数字首先使母亲紧张起来。我妈知道婚姻是个体力活，得年轻力壮才能建没得好。二十六岁，那干活的力气已经流失了一部分了，再不快点就不用准备嫁妆直接备下棺椁就行了。我的哥哥、姐姐包括弟弟都有了自己的家，都很好地在生活的轨道里运行着，只剩下我，像一架一直在空中盘旋的飞机，迟迟不肯降落。有一架自己生产的飞机在头顶悬着落不下来，母亲的心能安静下来吗？母亲不说什么，但是她在我的面前叹气。母亲的叹气比她说什么给我的压力更大。哥哥不叹气，团长哥哥直接就给我下了命令：不许超过三十岁！哥哥四十二岁了，由着我这样任性下去，哥哥在父亲那里是交代不了的。哥哥不仅仅给我下命令，他还亲自动手给我找。当哥哥沉着脸说不许超过三十岁的时候，我已经处黄了哥哥给我找的两个军人。
当家长全面干涉我的私生活的时候，我在单位的处境也一样。大家都想尽快使我归于秩序，活在群体的气流里，活在安全里。没人支持你逆行。我发现我像玻璃鱼缸中的鱼，无处躲藏。我没有一处黑暗的藏身之地。
当我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婚姻的好处。当大家在身后驱赶你的时候，婚姻是掩体，是唯一的藏身之所。当你无路可退的时候，婚姻满面春色等着你。它不光有笑脸，它有四面墙，有棚盖，它有效地挡住了一些东西，使你从面对群体到面对一个人。我开始妥协，向人伦秩序妥协。我妥协的结果是认识了蔡清。
蔡清是单位的同事介绍给我的。我一直拒绝别人给我介绍男朋友。我接受不了这种方式。我反对人为方式。我的妥协就是接受我反对的方式。
蔡清是医生，是我调到C市后处的第一个男朋友。跟蔡医生相处的时候，我已经把婚姻的好处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已经把结婚当成一个任务来对待，因此我的态度还是说得过去的。虽然我的态度已经在母亲、哥哥、同事的压力下得到了校正，但三年后跟我结婚的人不是蔡清。这事追究起来责任一方不是蔡医生，他是无辜的，从头到脚都是无辜的。责任一方是我。我这一方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我的父亲。当我总结这件事的时候，我才发现，父亲一直左右着我与蔡清关系的走向。
父亲的最后日子就是在C市的某家医院度过的。那一年父亲五十岁。在父亲临终前的某一天，母亲从医院回来，带着我和弟弟到医院，去见父亲最后一面。哥哥姐姐都能自己去医院见父亲，甚至能帮助母亲护理。弟弟和我是父亲最小的孩子。我十岁，弟弟八岁。我们需要大人带领，不然我们就无法见到父亲。我曾在成年后多次回想那次见面，我想把父亲从记忆里打捞上来。但是，我从记忆里捞起来的往往不是我想要的。我发现我记住的一些东西都毫无道理，没有一点应该被记住的理由。比如，我记住了那家医院后院里的一幢红砖楼；在记忆里一直闪光的是红砖楼旁边的一个锅炉房；医院后院的地面铺着的灰色的水泥地砖，那砖是正方形的；一个穿白衣服的人低头从那灰色地砖上走过……我要的哪是这些？我是想回忆起来父亲那天都说了什么？他对他还是儿童的孩子临终说了些什么？我认为这才是重要的。才是值得记忆的。才是应该被记忆的。可是这么多年了，父亲的声音不知被什么淹没了。父亲的声音存在过，只因我的手过于幼小，没能抓牢它，更不懂得培育，这导致父亲的声音没能在我记忆的斜坡上站稳，更没能长成一棵树。父亲的声音对我是多么重要，可是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却丢失了。父亲的声音从我幼小的指缝间跌落下去，掉到时间的缝隙里去了。那么我有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有。记忆没有留给我——哪怕一句话。命运对我的剥夺完全彻底。我的生命是没有看得见的基座的。那些父亲给我的血液是液体。血液在我的血管里，若不把我杀掉，是拿不走那些血的。这是给我剩下的全部。我皮肤的愈合能力非常强，哪里划破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长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围堵那些血。现在，当我成年，我越来越知道我拥有父亲的血液几乎就是拥有了一切。父亲把他的一切都压缩到血细胞里，就像出远门把东西放到背包里。我不停地从父亲的血细胞里拿出我对付生命所需要的一切——智商、情商、理性、行动能力、学习能力……我的记忆基本就是个顽童，所有非主要情节我都记住了——我记住了那扇父亲身边的窗子。我在进来的门口站了一会就感到无事可做。这时我就看见了那扇窗子。我从父亲的病床边绕过去，来到窗下，踮起脚向外看。那是我第一次到一座城市，第一次看见那么高的房子，第一次看见很多的汽车……我想再看看。在街上，母亲拽着我和弟弟的手，走得实在是太快了。很多我想细看一看的事物都是一晃而过，在一些地方我是想停下来的，但是母亲不想停下来。相对于病房，城市的大街更吸引我。遗憾的是这个窗子，不是临街的窗子，这样我就没看见我想看见的那些，而是看见了那所医院的后院：一座红砖楼，旁边一个有烟筒的锅炉房。还有一堆黑色的煤在墙角。院子里灰糊糊的，没有绿草、红花。那是早春，雪还没完全融化。树枝还是干枯的。我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拿着什么快速走过院子，进了对面那栋红砖楼。那人拖在水泥地砖上的影子是往右斜的……
蔡清的工作忙，他一周有三个夜班。我没有他忙。我刚调到C市团委工作。我的工作经常需要下下基层，检查检查工作，开开会等等。因此我的时间有弹性，呈螺旋状，不像蔡医生在手术台上的时间分分秒秒都是抻直了的。这样在我们要见面的时候，我不能让蔡医生等我，他哪有时间？没有时间拿什么来等？于是我等他。我还跑到人家单位门口等。这样他几乎一点时间都不需要使用就能见到我。我不是总爱为别人着想吗？我就把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道路都由我一个人来走。往往，我一不小心就去早了，去早了就要在门口傻等。我把手里的打着卷的时间在他的门口慢慢地拽直。他们医院叫C市肿瘤医院。那几个字很大，在房顶上站立着，有钢筋在字的身后支持着它们。我感到字是不能太大的，超过了一定尺寸，字自己就站不住了，就需要金属支撑。字是没有骨头的。院子里正对着大门的门诊大楼看上去刚盖好不久，因为使用的建筑材料都是这几年才有的。在我视野里的也就这些。在我绕到门诊楼后的那天之前，我一直以为，蔡医生工作的医院是由这一栋大楼组成的。等他下班换好衣服出来，我们就去附近吃点饭，说会话。吃完饭我们有时去看电影，有时去江边看月亮。不管是看电影还是看月亮，我们两个人都小心翼翼的，小心到谁也不碰谁的手。后来我又去早了。这已经不是第二次去早，我是怕去晚。如果你要是怕去晚那你就避免不了地要去早。我开始知道不好意思在门口等了。人家都是男的等女的，我怎么就把事情给整反了呢？我感到我等得有点不对，或者是别人认为我等得有点不对。虽然认识到不对但是我还是要等，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想怎样才能把等从傻等变成技术的等。站那一动不动，那就是傻等，而找点什么事干，或到附近走走，然后在约好的时间回来，造成像是刚刚来，这样的等就是聪明的等。我一改在门口站立的姿势开始在附近转悠。一转我就转到了门诊楼的后面。隔着铁栅栏，我就看见了被这幢又新又高的大楼挡住的一切——我看见了我十岁时看见的那栋红砖楼；看见了一侧的还在使用的锅炉房！看见了那堆煤；看见了院子里灰色水泥地面，不同的是，地砖破损了很多地方，已经不似十六年前般平整，一个医生从那水泥地面上走过，他进了前面的门诊楼。一切都是十六年前的颜色。相同的春天，相同的色调。我像是看见了一场黑白电影。调到C市后，我曾想过要找到父亲住的那家医院。因为我总也想不起父亲音容，他留在我记忆里的图像太少太模糊。若是找到那家医院，是不是能想起父亲更多一些？但是我没能行动，想法一直停留在想法上面。我知道那是父亲最后的停留地，那里的地上留着父亲的脚印。如果找到那家医院，我能收集到父亲的一些气息。说不上哪天，我就会行动。让我想不到的是，父亲他比我着急，比我行动得快。父亲他很有办法地找到了我，并且让我一次次地向他最后的停留地跑来。那天等蔡医生换好衣服出来，向我走过来，我突然就感到他不是真实的，他仅仅是父亲的一个要见女儿的办法。他是父亲从衣襟里变出来的。蔡医生开玩笑说，你又来早啦！你这个傻丫头。怎么就不知道给我机会也等一等你？我忍住突然的眼泪，我感到这是父亲在说话。父亲就站在蔡医生的身后，我看不见父亲，谁也看不见。父亲是隐身的。蔡医生仅仅是个木偶，他身上的好多条线都在父亲手里抓着呢。 “傻丫头”这个词，蔡医生总爱使用。“傻丫头”这个词太陡了，太让我吃惊了。父亲生前用过这个词，此后就再也没有谁用。吃饭的时候，我问，这家医院一直叫肿瘤医院吗？蔡医生说不是的，原来叫二医院。全称C市第二人民医院。
母亲和哥哥轮换着在二医院护理父亲。母亲回家时，总说起二医院的事情。在父亲病重住院的那些日子里，二医院是在我们家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后来这个词就扩大成为一块乌云，笼罩在我家的上空。母亲还多次提起院子里的那个锅炉房，还有那个师傅。母亲说用饭盒把米洗好再放好水，然后放到师傅从炉子里掏出的一大块炭火上，饭就能煮熟了。一盒饭就够父亲、母亲吃了。很多病人家属都是这么煮饭吃的。医院里应该是有饭的，但是家里的大米不是不用花钱吗？这样在医院只买菜就可以了。还有，我们家里的大米是比医院的大米好吃的。七十年代，城市的大米哪有新米啊？连大米都很少的。父亲也不爱吃医院的大米，他要吃家里的大米，吃自己的土地上的大米。
我们的土地上出产很好的大米。但是那很好的大米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大米是从父亲开始才有的，或者是从我才开始有的。我被姐姐抱着的时候，我两岁，越过姐姐的肩我就看见了水渠的修建过程，然后就看见了水田。父亲不是想改水田就改水田的，他得经过一系列的论证。这个过程也不会少于一年。那么，父亲的水田刚刚在头脑里出现、反复出现的时候，这时候我应该就在母亲的肚子里出现了。我是和水田一同出现的。
我们家那里原来是旱田。从有人居住开始，就种着玉米、谷子、高梁等等。相对于旱田，水田的附加条件更多。它需要水、电、技术、土地的平坦。
而父亲是个理性的诗人。他去“上面”开会，午餐时，吃到了由阿拉底韩国屯人种植的大米。那来自水田里的颗粒是那么晶莹，一颗一颗，透明、莹白。米的弹力，在父亲的齿间，像一只活着的东西，还要挣扎一下。父亲把这种陌生的粮食在齿间的感受埋下，问坐在旁边的韩国屯的大队书记，父亲问这种作物的产量。那是一个让父亲惊讶的产量，比传统的作物高出好几倍。父亲咀嚼的牙齿肯定是停住了，他把注意力从牙齿、味蕾上转移到那个令人吃惊的数字上。在接下来的谈话里，父亲又得到了拥有这个数字的必要条件。父亲的目光越过午餐的饭桌，落到自己管辖的那片土地上。父亲看见，在那片土地上，那些必须的条件——水源、电力、技术、土地的平坦——一样都不少。父亲对家乡土地的蓝图就从那一刻开始动笔了。在那个各村大队书记共进午餐的饭桌上，父亲不动声色地咀嚼着那些挺一挺腰才肯破碎的米粒，他想，要不了多久，他辖区的所有人，所有的人民，所有的喊他赵书记的人民，就都能吃到这种高产又劲道的米了，当然也包括自己的那些孩子。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改造土地的工作正由蓝图向土地上落实。这一伟大的行动，只有两组图像留在了我的记忆里。那时我应该是两岁，我很幼小，由姐姐抱着，去观看那个劳动现场。高高的土坝上面，插着彩旗，旗子都向北飘，那就是南风，南风就是春天。很多的人站成一排排，用土筐往上运土，以使土坝垒得更高，更符合水田的要求。最上面的人把框里的土倒出来后，把空的筐从上面扔下来。筐从那么高的斜坡上滚下来，一个接一个地滚下来。它们滚得一点也不规矩，很乱，很好看。在下面，在筐滚动的终点，有一些人握着铁锹等着那些空筐呢。它们再次被装满，再次被一双双的手运往高处……那个劳动现场，看上去像在做一个好玩的游戏。从那高坡上斜斜地滚下来的空筐，永远印在了我的记忆里；另一个被我记住的图像是江边正在建设的水泵房。这是完成土地改造的关键。水田，要有水。而水在江河里。水是不随便离开它们的道路的。水不能流进田地里。如果溜进去了，那是发大水了。千百年来，江河里的水，只能以雨水的形式流到田地里，不能直接进去。父亲在江水与田地的交接点上，建一个水泵房。这个水泵给江河与农田建立起了良性关系。通过这个水泵流进田里的江水就是合法的，就是有益无害的。因此这座让水泵住的房子是多么重要啊。父亲就在这所房子的修建现场。旁边就是修水渠的劳动现场，我看完了那些滚动的土筐之后，从抱着我的姐姐肩头，把头向一侧～转，我就看见了我的父亲。看见了那个建设得已经差不多的红砖房子。我看见父亲从那个还没有安上门窗的红房子里出来。我能把父亲从红房子里出来的图像记了三十年，完全是因为父亲出来得很不同。他不是从门里出来的，他是从窗子出来的。那个房子还在建设中，窗子还没安上去。父亲在里面的时候一定是站在离窗子近、离门远的地方，父亲就从那个窗子里出来了。窗子是有窗台的，父亲出来需要把腿抬得很高。虽然这样，窗台还是没能使父亲出来发生什么障碍，父亲是一步就跨出来的。我记得父亲的裤子是黑色的。他像是没有看见我们。就是看见了他也不会走过来，他在工作呢，他是这个大型工程的总指挥。他从窗子里出来后就跟一个工人说话。在他们的身后，从那红房子里伸出来的三个粗大的铁管子，一路爬上了那个高坡的起点。那三个铁管子，就是给江水准备的道路。父亲的这个工程真是个高难度的工程，他要把那么多的土运到高处去，要把水运到高处去。水和土都是地上的物质，现在要让它们爬上高坡，那就得给它们力量。那个力量就是电。我的整个童年就在父亲修建的水渠里长大的。我们不敢到大江里去玩，那里面深浅不一，有危险，但是水渠的深度永远是不变的。不仅是我在水渠里玩，所有的小孩都在水渠里玩。水渠就是我们的游乐场。还有到了晚上，女人到这里来洗澡，因为这里是水泥地，比江里干净。我的童年是在父亲运往高处的水里度过的。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但是父亲修建的水渠还在，我的游乐场还在，那个红砖的水泵房用电力抽水的轰鸣还在。那些水的漩涡还在。失去了父亲，我是不知道悲伤的，我没有失去水渠，没有失去那些爬到高处打着漩涡的水。那三个粗大的水管子，从里面喷出水来，水爬了那么高的陡坡还能有力量发出那么大的声音，打出那么多而圆的漩涡。我们，村子里的孩子，我们一到夏天，就都爱在这些漩涡里玩。那些漩涡急速地转动，把我们带迸游戏的深处，带进夏天的深处。那些漩涡，都是父亲打出来的。如果没有父亲，这里的水，是没有漩涡的，是不会发出那么大的声音的。多年以后，我带着我的孩子回娘家，我把孩子的衣服脱光，然后把他扔在他外公制造的水的那些漩涡里。我感到我的父亲他总也死不了，他制造的漩涡一年一年地旋转着，活着。它们旋转、发出声响，活着。
当我发现了蔡医生与父亲的关系，我就不再去等他了。这么多年，我是多么想念父亲。当我找到了父亲，我发现我无法安放父亲。我不知道应该和父亲在什么关系上存在。我想，我和父亲只能是父子关系，没有别的选择了。当我发现我和蔡清的关系会使我和父亲的关系发生性质的变化，我就只能逃走。可是这些话我怎么跟蔡医生说？我用什么语言能让他明白？后来，有一天，已经秋天了，我下班出来，突然看见已经好久不见的蔡医生站在团市委的大门口。他的脸是那么白，头发是那么黑。他说，我就知道，早晚，你会给我一个机会等一等你。
蔡医生站在秋风里，黑外衣里的衬衣白得耀眼，我的心软下来。我感到他是一个人在行动。父亲没有一起来。如果时间长点，我是不是能克服那些心理上的干扰？我想我得克服心理上的那些东西，和人家好好相处。他是无辜的，他还什么都不知道。我得给他点公平。这样我就同意跟蔡医生一起吃晚饭。如果不吃晚饭也许会好一点，如果他不要那盘手撕狗肉，情况会好一点。
我是不吃狗肉的。从小就不吃。不是我一个人不吃，是我们一家人都不吃。首先，父亲不吃，他也不允许他的孩子吃。父亲给我们讲狗与我们家族、民族的关系。我对狗的感情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长大后，我曾误食过一次狗肉。因为我从没吃过，因此我不知道狗肉是什么样子的。当我和一些朋友在一个饭店吃饭的时候，我就把一盘肉中的一条放到了嘴里。当这块肉一人口的时候，我还是立刻感到了异样。我悄悄把它吐到纸巾里，然后问身边的朋友，朋友说是的。我感到非常可怕。如果我咽下去了，那可怎么办？结婚后，我得经常去超市、菜市场买菜。在鲜肉那一排柜台上，很多种动物的肉并列摆在一起。我不敢看，但是总是能看到。我感到牛肉是肉，羊肉是肉，猪肉也是肉，而狗我感到那真的不是肉，而是尸体。让我心痛的尸体。我就想它们都是活的，它们是那么好，跟人那么有感情。是谁杀了它们？每当我不小心看见，我就立刻转过头去。别说是吃，我也不能看见。我感到很无力，我无力阻止杀害狗。我活在每天都有那么多狗被杀害的世界上。人也是被杀害的，可是杀人不是为了吃肉啊。我恨杀害狗的人。我也不喜欢一点障碍都没有就吃狗肉的人。
蔡清吃狗肉。蔡清是朝鲜人。我不能说人家是错的。既然除了人之外什么动物都可以吃，那么你有什么理由说吃狗肉是错误的。但是我可以说不喜欢。我可以选择远离。
我的童年有两个敌人，他们就是朝鲜人。我的敌人是兄妹俩。住在我家的前院。是父亲从韩国屯请来的水田技术员家。等有了水，水渠后，我们还是不会种水稻的。我们需要技术支持。父亲就到邻村的韩国屯请来了技术员。技术员来了，也带来了老婆孩子。那女人还是穿着大裙子的，鞋的前尖还是有勾的。那两个小孩，年龄跟我和弟弟一般大。他们说朝鲜话，我们说汉话。由于语言障碍我们就不在一起玩。但是住得太近了，不在一起玩也会发生冲突。导火索是蜻蜓。蜻蜓它飞累了就落在我家的栅栏上睡觉。那两个朝鲜小孩就来捉我们家栅栏上的蜻蜓。我和弟弟没说什么，我们是讲道理的小孩。我们是大队书记家的小孩。我们不能太狭隘。我们认为，蜻蜓是公共的，不是落在谁家就是谁家的了。因此，我们就允许别人也包括朝鲜小孩来捉。等我们家栅栏上的蜻蜓被捉跑了，大部分就飞到技术员家的栅栏上休息，我和弟弟就去捉那些蜻蜓。想不到的是，他们却不让我们捉。他们用怪腔怪调的汉语说，那是他们家的蜻蜓。我和弟弟临时调整对外政策，也不让他们来捉落在我们家栅栏上的蜻蜓。而他们一定要捉我们家的蜻蜒。这样我们四个小孩就打起来了。结果是，大队书记家的小孩打不过水田技术员家的小孩。我和弟弟总是溃败着回到家中，无力保卫我们家栅栏上的领土完整。为此我和弟弟经常哭泣。我和弟弟的哭泣严重地影响了大队书记的夫人的心情，于是大队书记的夫人就去找技术员的夫人。她们就四个小孩打架的事进行了谈话。谈话没有什么效果，我们四个的战争仍然在继续。导火索仍然是蜻蜓的归属问题。这个问题，在整个夏天都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但是到了秋天，大队书记和朝鲜技术员的合作却是非常成功的。水稻获得了大丰收。亩产平均达到九百公斤。
发生狗肉事件后，我感到已经无力挽救我和蔡医生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冲突不是饮食习惯问题，而是血液里的问题，这是致命的。而这些可怕的东西都呈现给我一个人看见，不给蔡医生看见。他发现我不吃狗肉，但是结婚之前的女孩子不吃这个不吃那个的现象很普遍。他没在意。他不知道我不吃狗肉的根系是那么庞大。
我不再和他一起吃饭。饭菜的气味从我们的身边慢慢地散去了。这时候，他散发出的来苏味儿，在我们的中间弥漫开来。他的内衣总是白色的，像用药水洗过。他不吸烟，因此他的气息接近青草。父亲是烟草气味。烟草也是草，不同的是，父亲的气味是经过了烘烤和燃烧。幼年我积攒的烟纸都来自父亲。我最喜欢的烟纸叫“迎春花”。蓝色的地，上面的花鹅黄色。那是父亲吸的几种烟里唯一上面有花朵图案的。父亲的衣服上是香烟的气味。烟草的气味就是我们家的气味。有了这个气味，我们的生活是安全的，没有忧愁的。十岁的那年，我们家失去的是烟草气味。母亲病了，我和弟弟感到了危险。失去了父亲的烟草气息，我们就失去了一切。二十五岁的时候，我开始吸烟。我开始制造这种我童年突然失去的气味。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就可以吸烟了，因为我已经参加工作了，经济独立了。但是我最初的工作使我的吸烟行动往后推迟了四年。我不能面对四十多个八岁的儿童吸烟。当这些孩子十岁的时候，已经有一个男孩吸烟。我在他书包里找到的那盒烟是555牌。我不怎么吃惊，也没把这个孩子怎么样。我只是跟他说至少小学你是不能吸烟的。我让他把那盒烟带回家交给他父亲。他一定是从父亲那里偷拿的。四年后我就不做教师了，我做公务员。我认为我现在的工作已经不能成为我吸烟的障碍了。我买的第一盒烟叫山茶。烟盒上大面积的留白，只在右下角画两片飘零的花瓣。嫣红的，眼看要随着那片白色的流水漂出我的视线。单位的领导发现我吸烟后，曾找我谈过一次话。他的意思是作为一名共青团的干部，尤其是一名共青团的女干部是不应该吸烟的。坏女人才吸烟。他在跟我谈话的那半个小时里，他一共吸了三支烟。领导的教导在我这里是起作用的，它使我的吸烟行动由地上转为地下。一直到现在，我吸烟总是鬼鬼祟祟的。我尽可能的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不在师长面前吸烟。我能做到这样。因为我怎么也不上瘾。看着别人吸烟我可以无动于衷。后来我发现，我的吸烟并不是肺的需要，而是我的嗅觉的需要。是意念的需要。烟味它不作用于我的肉体，它是我的精神需要。因此它不像吃饭那么紧迫。因此我总是在一个人的时候，才觉得吸烟的必要。
五岁或者几岁，我的左脚拇指上长了一个大的水泡。民间认为手上脚上长那种水泡是危险的，后果是严重的。父亲抱着我去大队的卫生所处理。父亲是从不抱孩子的。他哪有工夫抱孩子。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一个基层的大队书记的工作量是多大？那时是集体所有制，父亲以及他领导的工作班子是脱产的，那样也忙到在家里几乎看不见。父亲每天都是半夜才回家。上面总有指示下来，指示那东西一下来父亲就要着手落实，落实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吗？落下来一架小小的飞机，你就得给它准备出一个飞机场。母亲每天都给父亲半夜开门，我们几乎没有跟父亲共进晚餐的记忆。父亲回家的时候，我们已经睡了。每天，只有早饭是和父亲一起吃的。所以，在一个上午，在一个父亲应该工作的上午，他抱着我，去大队卫生所。这件事我不可能忘掉，这太稀少了，稀少到只有那一次。父亲有很多个孩子，就算他不工作，他也是抱不过来的。抱孩子归母亲，可是母亲要做饭啊，还有，那时候商店里是没有成衣的，只有布，母亲要给一家人做四季的衣裳。开始就用手工，后来有了缝纫机，母亲就每天把那台蝴蝶牌缝纫机弄得卡卡卡卡地转动。我们的新衣服就都在那个像小雪橇一样的压脚下面一段一段地出现了。还好，母亲在结婚前，就把做衣服做鞋的技术练得很好了，她还练就了绣花的本领，可是，生活起来后，母亲绣花的技术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得到运用，生活太粗犷了，母亲所携带的细腻生活准备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的位置。母亲不停地怀孕，不停地生育。我们像父母生产的肉罐头，装罐、封口、从传送带上滑下去，进入冷藏库。母亲也没有时间抱孩子。她的手总是被日常占用着。唯一有希望把我们从冷藏库救出的是祖母。可是我的祖母，她也不爱抱孩子，她爱到生产队去劳动。父亲劝也不行，祖母就是爱劳动。外婆在母亲没结婚时就去世了。爷爷、外公也都不在了。这就导致我们没有人来抱。
父亲抱着我去一公里外的诊所，这件事早已成为我一生中的重要事件。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件事的意义可以超越之上。所幸的是，我非常完整地记住了那天的一切，包括天气，季节，路况，植物。父亲的举手投足。这个重要的事件，在十年前我就意识到重要了。算这次我已经把它在白纸上写了两次。1999年，就是我刚拿起笔的那一年，我就把它从记忆录入到了纸上。几年后，我的读高中的侄儿，告诉我，那篇叫《红花白花》的短文已经被收录到高中课本的辅助教材里。我的侄儿，是我弟弟的儿子，就是父亲的孙子啊。他们是没见过面的啊。他们互相还不认识。我的正在读书的侄儿，有一天他突然就在他读的课本里，见到了他的祖父。侄儿放假回来的时候，把这个意外的见面告诉了我。我想，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有责任让我的父亲见到他的孙子。让我的侄儿见到他的祖父。让一家人互相认识。让一家人团聚。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我是多么高兴啊！《红花白花》的文章只有一千多字。一干多字是写不清楚我和父亲的那个上午的。因此，父亲和他孙子的首次见面，因为篇幅的局限而不是很清晰。我需要很多个字，我需要很多个一千字。然后我安排父亲和他的孙子第二次见面。
回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哭。医生他一边跟父亲说话，一边就用一把剪刀，剪开了我脚上的水泡。他敷上药又包扎上了，可是那痛是包不上的。父亲一边抱着我往回走，一边着手处理我哭泣的问题。父亲是善于用语言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父亲的语言系统是依据解决大人的问题建立起来的，当他面对女儿哭泣的问题时，他的可以使用的语言我想应该不是很多，他一定是重复着一两句哄孩子的话。，因此，父亲的哄劝因为词语的单调而收效甚微。我还是哭，不停地哭。父亲是个很有办法的父亲。他连土地都能改造，连水田都能种成功，他领导着那么多的人民，他当然有办法平息我的哭。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是可以一下子控制住我的哭的，那就是声色俱厉，或者打我两巴掌。但是我的父亲是不肯那么做的。他是多么自信。自信到从来不使用暴力，不使用暴力词语，那不是他的方式。如果他那么做了，那他就不是我的父亲了，那他就是萧红的父亲，就是别人的父亲。我父亲的方式挽救了我们的父子关系。他也挽救了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挽救了我与异性的关系。他的方式挽救了我的几乎一切。现在，看看，父亲是怎么挽救我的。父亲感到语言不起作用，感到我比他工作上的一个邪恶的对手还难对付。他就想找到帮手，找到一个辅助工具。他抱着我还是走在回家的路上，路上都有什么呢？路上有正在开花的李子树。路边也有正在开放的小野花。父亲看到这些花朵之后，他就找到了帮手。他一只手抱着我，一只手就向那些花朵伸过去了。他先微微侧弯，尽可能的不让我的头倾斜，他够到了地上的几朵野花。他把野花递到我的手上，一定还说了几句赞美小花的话。我的注意力的一部分从脚上的疼痛上移，移到了我的手上，我的手上开出了几朵花。我的哭声肯定是弱下去了。我是个很容易被新东西引上歧途的小孩。父亲见花朵对我有效，对止痛有效，他就想加强一下，这是他的工作作风，把一件事弄干净利索。他向路边跨出了一大步，这样就来到了一棵花正开得雪白的李子树下。他伸手就掰断了一个小嫩枝，那上面的花，是一串。花心还是绿的。那些香味，像麻药一样通过我的呼吸进入了我的肺，然后进入血管。这时候，我的脚就不疼了，我就忘记了我还有脚。我就不哭了，我哭的依据没有了。我应该笑，可是我肯定没笑。我不是那种能在两种对立的情绪里迅速穿梭而不磕绊的人。我安静了下来。这就很好了。安静是哭和喜悦的中间地带。但是我也是能用安静来表达喜悦的小孩。安静就是我的最好状态了，大哭和大笑都不是我常用的表情。我安静就说明我对世界很满意了。我的手里，接过的最早的花朵，来自父亲。那第一个送给我鲜花的男人，是我的父亲。父亲有效地解决了我的哭之后，他就没事可做了。这时他就用一只手，从左胸的衣袋里抽出了一支烟，还是用那只手把烟点着了。父亲在吐出烟雾的时候，把头向一侧扭过去，他怕那些烟会呛到我。我们回家的路还剩下一小段。我专注地看手里的那些花，父亲悠闲地抽烟。当父亲的那支烟吸完，我们就到家了。许多年后，当一个男人要见我，我也答应见面，他在我指定的一个地方下车等我，在等的那几分钟里，他回头就看见了一家花店。他就用我向他走来的那几分钟，买了几朵红色的玫瑰花。当我看见他的时候，他不是单枪匹马，他手里有我最畏惧的武器。我开始大笑。我没办法的时候就笑，我总是笑，不该笑的事我也一律笑。因为笑得太随便了，惹得人生气。他也一定生气了，但是，他不知道，他无意间干对了一件事。那几朵被我大笑的花，帮了他多大的忙，他都不知道。快到冬天了，和蔡医生认识快一年了。这么长的时间，什么秘密都是藏不住的。我发现蔡医生比我小两岁。这是不行的，比我小那你就跟我发生冲突了。我不想再找个弟弟在家里，我从小带弟弟，我都烦死了。弟弟哭了我得哄他，那么我还想哭呢，谁来哄我？可怜的蔡医生他不知道他的所有方面都与我发生冲突。我要找个老头儿来当丈夫。这是个秘密，是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在街上，若看见一个白发老人我就会停下脚步一直看到人家走远。我上学时班里有那么多好的男生，我没有任何感觉。我对年轻的脸和身体没有任何感觉。我四处寻找皱纹，寻找白发，寻找四十岁、五十岁的男人。我二十岁的时候，认为四十岁，已经很老了，而现在，我认为四十岁，基本还没有成熟。人的肉体成熟得太快了，快到人的精神思想怎么也追不上肉体的脚步。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肉体已经很老了，而思想还是个儿童。儿童的思想长在儿童的身体上是可爱的，长在一个老人的身体上是可悲的，是可怕的。我认为精神和肉体能同步成长的人才是成功的人。这样的人他自己也很从容。我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发现肉体和精神的关系，我以为时间会给人相同的东西。我寻找和父亲同龄的人，我以为那就有了父亲的精神和情感。后来我终于发现了一个这样的人。最要命的是他在外形上像我的父亲。那年他五十岁。正是我父亲离开我的年龄。我总去他的单位找他。我说我要跟他结婚。他就哈哈哈地大笑起来。他说我姑娘都比你大。再说我已经离过一次婚了，不能再离了。我没有任何办法。我没有我父亲面对困难时的办法。尤其是结婚这种事，人家要是说不愿意，那我就没有任何办法。我不能像幼年对待脚上的伤痛那样任性地哭。那时哭是有理由的。理由就是父亲他在听着。你在为父亲制造一个困难，而你的父亲愿意解决这个困难。当父亲死了，你哭给谁听呢？你凭什么给别人制造一个困难？那个别人为什么一定要对你制造的困难加以解决呢？因此我不哭。我不哭给别人听。在我不能确定人家是否愿意听我的哭声的时候，我是绝不随便哭的。后来，我给他带去了我父亲五十岁时的一张黑白照片。他认真地看。然后谦虚地说，我没有你父亲长得好。这件事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没有办法了。我想不出用什么办法能让他答应跟我在一起。我是遇到障碍就后撤的人。我的目的性不是很强。我也不愿意要费尽心机拿到手的东西。我总是提出建议，然后看看人家的态度，人家要是不采纳这个建议那我就沉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