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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7月9日，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就在这天中午12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专机，秘密抵达北京。

基辛格在北京只能停留48小时。周恩来总理同他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从下午4时25分持续到晚上11时半。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尚未赴任的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和翻译冀朝铸、唐闻生。此外，还有熊向晖。

熊向晖是以国务院总理助理的名义参加会谈的。他于1962年接替宦乡担任我驻英国代办(此时中英两国尚未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67年1月和其他驻外使节一起奉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挨批挨斗。1970年11月，出乎他的意料，他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主管国际形势的研究。1972年，又重新调回外交部工作。他这段军队履历虽然短暂，却和本文密切相关。

周总理在同基辛格结束了第一天会谈以后，带领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人员走到钓鱼台另一座楼。他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联系，问什么时间去毛主席那里汇报。王海容问谁去，总理让她和唐闻生同他三个人去。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对总理说：主席让现在就去，还让熊向晖也去。周总理吩咐王海容和唐闻生先走一步。他收拾了一下公文包，服了药，便与熊向晖一起上了车。

周总理的轿车驶出国宾馆，开往中南海。已经是午夜，街上静寂无人。周总理默默沉思着，熊向晖则在心中迅速地筛选最近的国际大事，推断基辛格的秘密访问一旦公开，可能引起什么样的国际反响。他满有把握地以为，毛主席找他去，是要了解国际形势。

轿车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门口停下。周总理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主席的会客室兼书房。主席身穿浴衣，站在屋子当中。总理握了握主席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啊。毛主席说：我不困。熊向晖跟着握住老人家伸出的手，说：主席好！毛主席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

会客室中，七张单人沙发摆成一个半圆，每两张中间放着一个茶几。毛主席在居中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总理和熊向晖分坐在他两旁。王海容坐到熊向晖旁边，唐闻生则坐在毛主席沙发背后立灯下的一张椅子上。立灯关着，室内光线很柔和。

周总理告诉主席，基辛格到了，准备汇报他提出的问题。

不想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

他转向熊向晖，开始了一场出人意外的谈话。

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只深褐色的小雪茄，唐闻生帮他点燃。他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满面笑容地问：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她又转向主席说：老熊是个“烟鬼”。毛主席轻松地说：他怎么成了“老熊”了。听熊向晖说他已经52岁了，就说：还不老嘛。然后指指茶几上放着的小雪茄，说：现在医生不让我抽香烟，只让我抽这个。他们都讲“卫生”，你不讲，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向晖点燃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然而，毛主席却继续提出一些在他看来是“寒暄”性的问题：你在总参二部当副部长？他回答：是。

毛主席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熊向晖一面回答：“黄永胜”，一面感到不可思议：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把“总参谋长”说成“参谋总长”？

毛主席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

问：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

答：今年4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伯达）整风小结会上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水平，但主席没有具体讲是哪一篇。黄总长估计，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　毛主席说：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读过一些马列。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主席就该听周总理的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抽着小雪茄，继续优哉游哉地同他“漫谈”。

主席问：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感到，说得过于简单，恐怕招致更多的问题。为了节省时间，以便总理及早汇报，他这次回答得比较详细：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黄总长很谦虚，说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中还有些官僚主义。

听到这里，毛主席“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回答：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他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了庐山，当时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黄总长说，他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

毛主席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

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1970年八九月间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当时是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伙同林彪的老婆叶群，以及掌握军队大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煽风点火，为林彪当国家主席制造舆论。毛主席说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的一点意见》的及时发表，制止了这幕丑剧。庐山会议之后，中央开始在党内批判陈伯达，并责成黄、吴、叶、李、邱作出检讨。将近一年过去了，熊向晖只知道陈伯达被揪了出来，其余情况一概不知。

所以，当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主席又问他有没有看过“五个大将”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毫不知情。毛主席意味深长地看着熊向晖，问：你嗅出点什么没有？　大半年来，熊向晖除了批陈，一直埋头于国际问题的研究。他对主席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是“没有”。